国家兴衰探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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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一个陷阱！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如果在这些照片的答案中，还列举了所有这些人的童年经历与家谱。那么，是否就更容易分析其中罪犯的犯罪原因呢？这一个罪犯是由于对他父亲严厉而冷漠态度的反抗，而另一个罪犯则因没有父亲而得不到管束，而第三个则由于受到母亲的溺爱。当然，另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也正好有一位严厉而冷漠的父亲，但他却并不因此而产生仇恨；还可以发现，那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幼年丧父，却由母亲的溺爱获得了灵感，如此等等。只要一个人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不论是犯罪或是有伟大的成就，总会有人根据他的这种或那种特点作出非常肯定的心理学解释。有时几个不同的专家会对同一事件在事后给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很少有人能够在事前预言某人会有何种突出表现。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历史事件的某些历史的及心理的解释，正如以上所述对已知罪犯的照片所作面貌特征解释同样地不可信。
鉴于这种肤浅解释方法的局限性，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每个国家或时代的历史往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要重写，而且每次都能编出不同的故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发现了新的历史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兴趣或发展了新的分析方法；但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如果对历史的解释不限篇幅，同时对选择答案的原则又毫无规定，则历史学家尽可以编出无数逼真的故事，而按其偏好挑选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可以写出一本又一本的绘声绘色的巨著，但其中哪一本都给不出最终的答案，同时也没有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增添什么新的见解。
如果有一种解释能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解释比较可信。由于目前取得信息与储存信息的代价高昂，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解释愈简洁愈好；自中世纪以来，奥克汉“剃刀原则”——即在论据中应将所有不必要的假设与复杂性全部剔除－－对于哲学家、数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都完全适用。不过当论据的简洁性与权威性同时成立时，该论据极可能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既有权威性又十分简明扼要，就不可能只根据一两个独特属性就能解释已知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简明的解释说明了许多历史事实——即其权威性很高——则此种解释的成功决不可能归因于偶然的巧合。正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自己的《物种起源》第六版内所述：
“不能设想一种错误的理论能够像自然选择理论这样成功地解释上述几大类事实。最近有人反对说：这种推论是不可靠的；但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以判断是非的准则，而且也常为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所采用。”’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大至鲸鱼小至细菌这样千差万别的生物起源与演化规律，这就使它比只能解释某种蚊类（哪怕有数以百万计的蚊虫）的理论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一种理论能解释差别很大的各种事实，则其具有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9世纪的科学方法论述家）所谓的“统一性”。休厄尔争辩说：“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凡具有这种‘统一性’的理论在以后被发现是虚伪的。”
此外，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该理论相矛盾。由于一般不可能考察所有的事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全部事例分类，首先考察某一类中的全部事例。这样至少可以排除在这一类事件中选取事例的偏见。但也有可能在所考察的一类事件中正好有其他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各类事件作为校核。如果真正能做到选择事件时不带偏见，更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理由，而且所选的事例在类型上差别很大，数量也足够多，则能够解释所有这些事件的理论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
（六）
因此之故，读者对本书内提出的论点也不应当仅仅根据它们似乎可信并且与读者所熟知的事实相符合就轻易地接受。有许多过去流行的理论，看上去似乎很正确，广大公众也曾经深信不疑，但最后却仍然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希望读者在肯定了本书内的论点能解释不同范畴内的大量事实之后，而且确信其中不包含本书作者为了自圆其说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一些假设或“原因”，然后再相信这些论据的正确性。（事实上，我在提出这些论点时，也不知道它们能解释哪些历史事实；因此除了对我非常了解的读者之外，都不应对我盲目信任，而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判断这些论点是否正确，否则无法直接或间接地检验这些论点。）
最后，读者还应该鉴别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与历史事实是否纯属巧合。
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作者在此提出的高标准是否有点过分，作者应该指出：任何有识之士在检验其他的理论时也将会采用同样的高标准。这些理论一般都是对有争议历史现象的肤浅解释，它们往往过分强调某国家、某地区或某历史时期的一些特殊文化或民族特点。总而言之，这类就事论事的解释一般都不免失之繁琐；即使理论本身并无错误，它们也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明最主要原因的由来，更不能据此提出改善局面的正确政策。
（七）
虽然我们主张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但这并不表明我们认为采用一种理论就能解释所有的事物，甚至不一定能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事物。在认识论中从来不认为正确的解释必定是唯一的解释。有时一种完全正确的解释只能说明问题的某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我想起在飞机上写下这一段落时，听到驾驶员向乘客宣布的如下一句话。他说飞机对地面的相对速度取决于风速及风向。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远远不够全面：决定相对速度的更重要因素是飞机的类型（如采用喷气发动机还是活塞引擎等）、油门的大小，等等。
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强调这一点，因为阅读本书初稿的某些读者非常赞赏本书提出理论的简单明了，从而认为其他人提出的理论全都是错误的，或者误认为本书的理论已能解释这类事实的所有方面。事实上，作者并不企图在本书中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唯一的或完满无缺的解释，甚至对本书内所分析的具体事例也是如此。作者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像福尔摩斯那样从一只不吠的狗身上去寻找线索：即对整个历史的理解提供一把钥匙。
由于作者所提出的并非唯一的理论，因此不能采用众所周知的检验方法。在方法学的讨论中，一般认为必须发现一种或几种事实或现象（或者实验结果）与已确立的理论相悖，才能推翻该理论。然而，对于包含多种因素的现象而言，除非能进行非常完善的实验，并在其中确信并非由于实验的缺陷而是由于理论的错误才导致与理论相悖的结果，否则就无法用否定性的实验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鉴于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难以进行如此完善的实验，对历史事件更无法用实验进行模拟，而且无论自然界与历史本身更不可能提供与科学实验相似的理想环境，因而企图对某一理论作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有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即使在物理学与自然科学中，有些理论也并不因为一次实验的负结果而被否定，而往往有待于观察到一系列的相反现象，并有了更好的新理论作为替代时，旧的理论才会失效。这样，要判断任何一种理论或假说，就必须弄清哪些现象会增加否定该理论的概率，哪些现象又能增加肯定该理论的概率。在以下两章内所阐述的理论正是如此：即使很难预见到何种事实可能会否定这一理论，也可以明确看到某些事实是否会对这一理论提出疑问，或需要观察到何种类型的事实才足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
鉴于历史事件包含许多因素，也可以设想：用于证明本书内所提出理论的那些历史事实，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由于其他原因发生的。也可能是由于其他许多原因的巧合，产生了本书理论所预言的复杂现象。然而，本书提出的理论是如此全面与有力，同时又如此简明扼要，所以发生上述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但仍不应忽视这种可能性。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可能使一种错误的理论被误认为是正确的，或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误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当理论只有一种证明时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本书中所提出理论的某些证明不够有力，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由于所有用作检验的历史事实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因此总体看来，其说服力远大于单独的证明。譬如说，我们早晨醒来看见窗外有一两片土地发白，可能不会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发现每一个树枝上和每一片土地都白茫茫一片，则肯定会想到是昨夜下了雪。
下面我们将进入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其中将阐明本书全部结论所依据的逻辑，从而使读者可以理解全书的脉络。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二章
逻辑方法
（一）
本书的论述从分析集团行为中的矛盾现象入手。一般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因此，美国政治学科的许多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公民会组织起来进行议会的院外游说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均可归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集团，从而这些相互竞争集团所施加的压力汇总起来就决定了政治活动的进行。同样，他们还相信，如果工人、农民或消费者遇到垄断势力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工会或农会）来干预市场或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最终消除这种威胁。从更大范围看，一般认为整个的社会阶级将代表其成员的利益而行动；当然，这种观点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马克思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控制了政府并使之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加剧到一定程度，而且其伪装被揭露之后，工人阶级就会起来革命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总之，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又都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则该集团或阶级将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深入推敲一下上述假设所包含的逻辑，则不难发现这种论断无疑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设想一群消费者都认为某一商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某种可恶的垄断集团或税收所引起，或者一批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工资低于应有的水平。试问：在此情况下，倘若一位消费者试图抵制此种垄断或去说服议员提出减税的议案，或一位工人试图组织罢工行动或争取议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则其最有利的行为准则为何？如果这位消费者或工人花费几天时间和若干金钱来发起一次抵制活动，或组织一个工会，或向议员进行游说以争取更有利的立法，则他或她将牺牲一部分时间与金钱，那么，这种牺牲的收获是什么？作为个人而言，其收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他最多也只能使原有的状况稍微改善一些。在任何情况下，他只能取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份额。这种集团利益的共有性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作出的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所分享。上述抵制行动、罢工或院外游说的成功，将为该集团的每一成员带来价格或工资上的利益，从而在一个大的集团内，作出牺牲换取集体利益增长的任何个人，都只能获取此利益的极小一部分。由于任何集体利益都将为集团内每一成员所分享，因此，对争取此利益毫无贡献的成员将与为此作出牺牲的成员获得同等利益。即使乔治对争取集体利益并不积极或根本不感兴趣，他也将同样坐享其成；因此，如果不存在上节内未提到的其他因素，则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集团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于是，这种显然矛盾的现象就是：任何大型集团，如果其成员都是有理智的人，就不会为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我们在以后还要讨论：在何种特殊情况下这一逻辑不能成立。
有关这种矛盾现象的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拙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该书阐明了美国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系统地支持这一论断（其中考虑了该国全部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作者所了解的其他国家的个别事例也全部符合这一逻辑。由于本书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以下简称《逻辑》）一书的续篇，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前书论断的应用，因此，拟对本书进行认真评论的读者最好也参阅《逻辑》一书。对于不愿花费过多时间去阅读《逻辑》以及只准备略读本书的读者，作者将在本章前一部分扼要地重述一下《逻辑》一书的主要论点，以便他们理解本书后续部分；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则不拟继续重复《逻辑》一书的内容。
（二）
《逻辑》一书内的发现之一就是：从本质上看，各种机构的活动，如工会、行业集团、农会、卡特尔、国会的院外集团等（甚至一些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共同利益集团），对其成员所提供的利益与国家为其人民所提供的利益性质相似。这些团体的集体利益（或集体商品），如果对其中一人有利，则必然会对其中的一层人或全体成员有利。政府在法律、社会秩序、国防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将有利于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所有人民，农会通过院外游说活动争取到减税措施也将有利于生产该种农产品的所有农民。同样，如前所述，工会赢得的工资增加也将有利于这一行业的所有工人。总之，每次院外游说活动所取得的立法或法令上的变革将为一层人提供共享的利益，而每一企业集团（即“卡特尔”）在市场或工业中所采取的提高价格的行动，当该种商品的供应量受限制时，必然会使所有经销商在高价出售中获利。
如果一方面是政府与企业集团运用其政治权力或市场权力，而另一方面其产品属于公共福利或集体的商品，这些产品理应有利于该集团或阶层的所有成员；因此，这两类机构也将同样出现前述逻辑上的矛盾现象：即这类集团的服务对象，即个人或单位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地为支持该集团的活动而作出牺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仅仅考虑自愿与个人有理智的行为这两个因素，则无论是政府或卡特尔（以及院外游说活动）都不可能存在，除非这些个人有其他的动机，而不仅是为了分享这些活动所产出的集体福利。当然，世界上处处都存在着政府，而且经常进行着院外游说活动和建立卡特尔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