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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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此，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圣公会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二十一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岁时受福音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闻，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亲身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
威伯福斯写下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诃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第一代联盟共有八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五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五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愿以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二十五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一百五十万封请愿信。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才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他们在策略上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时间废除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二十年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一千九百八十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这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五十八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一生谨慎的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他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立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1789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捍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十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四十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福音与保守主义
“克拉朋联盟”为废奴奋斗的半个世纪（1780…1838），恰好是英国保守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形成时期（1770…1832）。除了短暂的中断外，托利党人几乎一直执掌大权。同时这半个世纪也是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曾列举启蒙时代的“六个自由的敌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这半个世纪内（1771…1831）。
这就是威伯福斯身处的三个大致重叠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欧洲进入了法国流亡者夏多勃里昂子爵在《墓中回忆录》中所称的“一个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人类的价值观剧烈摇晃，但最终在英国重新站稳脚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国为世界积累起三笔影响至今的精神财富。一是废除奴隶制，二是福音奋兴运动，三是保守主义。
英国的保守主义有三个源头，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传统。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发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其中突出而明确的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传统，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后者在1769年发表《英国法释义》，对英国法治传统作了最杰出的阐释和守望。三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代表人物当然是大卫·休谟。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对这三大源头的保守——信仰、宪法及其在时间中的经过。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塞西尔仍然认为，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政治范围内监护人民的信仰。
这半个世纪内，英国恰好涌现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义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称为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的皮特。他堪称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之父。二是柏克，他的《法国革命随想录》被一位德国政论家称为“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柏克虽是辉格党人，却因此成为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可谓保守主义的思想之父。第三个是威伯福斯，他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信仰之父。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高举基督信仰，并获得如此成功的制度成就，同时又成为令人感佩的道德典范。
在私人影响上，威伯福斯也堪称前两位的教父。皮特与他是终身好友，支持废奴运动。1792年，皮特在国会发表演说，将近代非洲黑奴的命运，同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命运对照，打动了许多议员的心肠。尽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与他的政见也不总是一致。但丘吉尔认为，威伯福斯还是足以称为皮特的“精神导师”。而柏克早年尽管重视宗教价值，自称对宗教的信赖“比所有法律条文加起来的效力和影响，更胜出无数”。但他对传统和习惯的保守，还是更多的来自经验主义。直到1797年，柏克读了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才慢慢转变为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但他出于对大革命的极度反对，没有耐心区分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因此反对废奴运动。认为一切废奴主张都难免“充满了雅各宾党人的气味”。
威伯福斯和福音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1794年，英国在大革命冲击下爆发激进浪潮，人们热烈的宣称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后两度暂停“人身保护令状”的实施，甚至促使议会通过了限制集会法令，凡五十人以上集会，须经三名治安官批准。在这一保守主义立法时期，威伯福斯坚定地站在皮特一边。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当个人理性被公众的激情所煽动时，有必要限制这样的集会，“使愤怒和仇恨在群众中慢慢的沉淀下来”。威伯福斯对广场政治充满戒心，终其一生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
另一方面，福音派牧师教导成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传统。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卫理公会的历史作用时，认为福音运动一面赋予工人尊严，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教导工人遵守纪律，服从权柄，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厂时代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
结 语
两百年来，威伯福斯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更激励着那些致力于社会政治改革的基督徒。如林肯、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达对威伯福斯的敬意。2005年，美国参众两院的十五名基督徒议员，效法“克拉朋联盟”，成立了国会山祷告小组。一年多来，他们推动丹麦、英国、德国等国的一些基督徒议员，纷纷成立祷告小组，为各自的国家认罪祷告。
威伯福斯是近现代一位罕见的政治家，一个在成熟政客的眼里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还要白痴的政治家。在肮脏的领域凭着信仰胜过种种试探。1807年2月23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下议院的角落里，流泪祷告的一幕，将永远留在人类政治史上闪耀信仰之光。他的墓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西敏寺），这是人类史上一种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诞生地，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诞生地。以刻在这里的墓志铭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温暖的仁慈，及昔世的公义
为地上添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永恒不变的辩才。
在每一个公共事务上，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个公益运动里，他是马首，
不论在当时或是在属灵上，
他解脱了彼时人们的需求，
凭着永不气馁的努力，
藉着神的祝福，这份努力除去了英国
贩奴的罪孽，
并预备了一条奴隶解放之路
铺满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属地
（《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张文亮著，敦煌文艺出版社“新百合传记文丛”，2006年9月版。）
苏格拉底之死的希腊式解读
？ 毕会成
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解读就是与他的对话。但要跨越巨大的时空断层去与这位二千四百年前的古希腊哲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谈何容易？尤其是，他遥居古典哲学的高峰之上，他以在“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事实、生育与腐败、潜在性与现实性”（马尔库塞语）之间辩证运动的对话逻辑，开创了一种被称作辩证法的哲学传统；我们却沦陷于后哲学时代的碎片化低谷，正在丧失与一切异在的对话能力，只专注于与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
如何避免在对话中以仰视的姿态行矮化的效果，或以玩世不恭的“酷评”将对话闹剧化，使之蜕变为苏格拉底所诟病的一味炫示辩论技巧的智者式游戏？比如，苏格拉底之死经常被解读成两种自由的冲突，即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绞杀，被一代人目为经典的《苏格拉底之死》的作者斯通据此把苏格拉底塑造成言论、信仰自由的卫士，从而再度证明了：积极自由若不加以限制会走向奴役之路，因此真正的自由只有现代人奉为民主之基的消极自由。事实是，作为直接性、一致性民主体制下的“全职公民”，苏格拉底所卫护的并非“免于……的自由”，而是马氓般讥刺雅典社会的“去做……的自由”。苏格拉底之死也由此超越自我解脱的狭隘——尽管自我解脱不失为他的死因之一——具备了重新解读的可能。
苏格拉底与之对话的是真实的他者，而不是自身观点的对象化，因而张力充斥于整个对话过程乃至结论——它的结论经常是莫衷一是的敞开式的“无结论”。维特根斯坦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性语言，而是存在许多种语言，各自如游戏（ｇａｍｅ）般按内部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叙说。语言的“游戏说”解释了许多所谓的对话其实只是在平行的思路上自说自话的现象，同时又从中引申出真正对话得以进行的条件：对统一规则的认同。对话活动的基本规则是对话双方围绕主题的有担当的叙说和真诚的聆听及其因应互动。但规则自身的认同和维持来自于对话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在古希腊，这第三者就是神或神性（超越性）的存在，即共同的中间物。我们要使这场跨时空的对话衍生出对于当下的切实意义，途径只有一条：回归这一神性的空间，让这活跃着历史脉动的意义世界接纳苏格拉底事件作为文化符码的嵌入，进而从这一嵌入中获取解码的暗示。
希腊以神庙名世，矗立在城邦中央卫城制高点上的巍峨神庙是希腊文化的典型景观。神庙中永燃的祭火将人－神既相互区隔又连在一起，人－神之间这种连字符式的关系界定了原初意义上的空间：空间的形成在于人世与神界的对接，对接点则在火，火意味着神的在场。作为存在者的个体在以火为中介禀受、汲取神意的过程中，确立其在存在中的地位，赋予个体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性、秩序性和公共性，即空间性。可见，空间的敞开基于一种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