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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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子魏牟，失国改宗
撰写“外杂篇”的庄门弟子后学蔺且、詹何、魏牟等人，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和荀子，而是猛攻孔子，兼及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杂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提及。
“外杂篇”的撰者还慕效其师文风，明攻惠施，但把乃师仅提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杂篇·徐无鬼》提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为五”。公孙龙字子秉，“秉”即指公孙龙。《杂篇·天下》则明确提到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最有意味的是庄门高弟所撰《外篇·秋水》。此篇堪称“外杂篇”中最受重视的篇什，因为最为难懂的《齐物论》必须参考此篇才能摸到一点头绪，所以诸多选本和译本，若在“外杂篇”中仅选一篇，必为《秋水》。《秋水》的结尾，是中山公子牟对公孙龙的无情嘲笑。
中山为魏之别封，前296年为赵所灭。中山为赵所灭之前的约前305年，惠施在大梁与天下辩者论辩，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恭逢其盛，在论辩中击败惠施而一举成名天下知。“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前320…前240），遂成仅仅长其五岁的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信徒。
《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的争论。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桓团等肆之。”
魏牟则为公孙龙辩护，对乐正子舆说：“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自己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处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向庄子本人或庄门弟子詹何求学问道。魏牟还曾西游秦国，做过出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的门客。
前256年邯郸围解后，当时在秦的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范雎：“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见《战国策·赵策三》）。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急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魏牟随后转往赵国见平原君，并见到了平原君供养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但此时的魏牟已非当年崇拜公孙龙的“万乘之公子”，亡国丧家后业已转为庄学信徒，于是对公孙龙大加嘲讽，斥其为“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赞扬“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说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
根据撰者自书其名的著书惯例，《秋水》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魏牟。
十一、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增删篡改和系统曲注对理解“内七篇”造成重大障碍以外，阅读《庄子》的另一大障碍是：庄子故意写得极其隐晦，无比难懂。
庄子死后，一位弟子（极有可能是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杂篇·寓言》，其中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杂篇·天下》，其中提到“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一旦直言，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重言”牵涉甚繁，暂且略过不提。
“寓言”二字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一词，正是这位庄子弟子发明——必得自庄子真传。
“卮言”二字也非常难懂，至少有三义。
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二、“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后，又自己倾空之。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忘掉。这就是庄学奥秘“得意忘言”。
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点明寓意。但庄子不能讲完寓言就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支离”二字，“内七篇”六见，如“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还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等。“外杂篇”二见，均为寓言人名。
“内七篇”的内容核心是卮言，形式特点是支离其言。若不明白“卮言”的隐晦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深刻寓意。
《寓言》如此形容“内七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吾师庄周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天下》如此形容“内七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奥义是：庄子寓言极有趣，但庄子卮言极难懂。
十二、朝三暮四，千古哑谜
《齐物论》有一则著名寓言：“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寓言有趣至极，然而寓意不明，因为庄子在打哑谜。猜破哑谜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道破谜底的方式，依然只能打哑谜。
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编了庄子哑谜：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按：张湛知道庄子是宋人，也知道其与宋康王的关系，故加“宋”字。）
张湛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君王与臣民。张湛认为：庄子站在狙公即君王一边，拥护专制。
张湛歪曲了庄学奥义：狙公深爱众狙，养育天下众狙。狙公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贪欲。但众狙生养日多，狙公粮仓将空，不得不限制众狙口粮：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贪心不足的众狙发怒了。爱狙如子的狙公，就顺天应人地改口说：早饭四颗，晚饭三颗。众狙高兴了，伏在地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明人刘基，在其寓言专著《郁离子》中，也改编了庄子哑谜：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按：刘基已误信庄子为楚人，故改“宋”为“楚”。）
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君王与臣民。然而刘基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专制。
刘基挑明了庄学奥义：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狙公每天让老狙带着众狙到山里劳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赋什一以自奉”，挑明了庄子原文“狙公赋芧”之“赋”的奥义：庙堂与江湖的本质关系是抽什一税。江湖众狙对庙堂狙公“皆畏苦之，弗敢违也”。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样，一只小狙道破了真相，于是众狙奋起反抗，狙公饿死了。
张湛和刘基，起码对狙公、众狙隐喻君王、臣民没有分歧，这说明二人都明白庄学奥义，只不过儒生张湛反对庄学奥义，因而予以歪曲；而道家异人赞成庄学奥义，因而予以演绎。但无论歪曲还是阐释，都不敢直言，而是像庄子一样打哑谜。
儒家士子张湛，急于依附专制庙堂，渴望分享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在其伪造的《列子》中抄袭庄子，然后用歪曲来反击庄子。张湛把伪造的《列子》加注后公诸儒林，一举成名天下知，得到专制庙堂奖赏，官至光禄勋——张湛并非孤例，比如还有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
道家异人刘基，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按其功劳足以像徐达、常遇春等人那样封王封公，但他不肯依附专制庙堂，不愿分享民脂民膏，仅仅为了避免被疑有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诚意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风水始祖刘伯温。贪功受赏的徐达等人终被诛杀——刘基也非孤例，比如还有越人范蠡和汉人张良。
或问，既然刘基反对“狙公”，为何要助“狙公”朱元璋打天下呢？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历史格局下，早日确定庙堂狙公，比厮杀不休对江湖民众有利。
在专制制度下，赞成庄子并反对专制的刘基，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这容易理解。因为刘基像一切读懂《庄子》的人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主动打哑谜。倘若直言，即便你“逍遥”山林，海捕文书一下，也跑不了。庄子《人间世》早有卮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那么在专制制度下，反对庄子并拥护专制的张湛，为何也要打哑谜呢？因为张湛像一切嗅出庄学异味并反对者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张湛也不得不被迫打哑谜。
聪明绝顶的张湛必能预见，皇帝必会这么想：别人都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偏你看出庄子有这意思。朕看来看去，也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莫非是你自己这么想？
结语：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不仅庄学拥护者为了避免惹祸招杀并殃及《庄子》，不敢直言庄学正解，而且庄学反对者为了避免因批判“毒草”而殃及自身，同样不敢直言庄学正解，因为正解没人相信。
就这样，庄子创造了人类写作史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他的大部分敌人读不懂《庄子》，极少数绝顶聪明的敌人虽能读懂，也难以证明、不敢证明自己真懂。
因此，所有的庄学敌人都无法剿灭《庄子》，只能歪曲《庄子》。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无数追随者，正是这么做的。
庄子深藏奥义的支离其言，被郭象的删改进一步弄得“支离破碎”，因此成语“朝三暮四”，就被离题万里地用于形容花心男人的见异思迁，与形容美貌女人的“水性杨花”意思相近了。庄子的美妙寓言感染了无数人，却常常背离其卮言奥义而被歪用，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屠龙牛刀，居然仅供杀鸡。
旧庄学把加工庄子卮言、曲注庄子寓言、遮蔽庄学奥义的郭象义理奉为最大权威，其实也被至人庄子那双穿透历史迷雾的无蔽慧眼洞见到了：“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外篇·天地》）
庄子在《齐物论》里留下“朝三暮四”的千古哑谜之后，就在下文预言其不朽著作的理解命运：“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王蒙先生强作解人
？ 朱 嘉
《书屋》今年６月号“书屋讲坛“中登载了王蒙先生在安徽师大的演讲《门外谈诗词》，文中提及陈寅恪先生所写的《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陈先生虽是宝箴公之孙，散原翁（散原老人为同、光朝诗坛巨擘，被《光宣诗坛点将录》誉为“天魁星呼保义”，俨然是诗坛领袖）之子，却不以诗名于世，此诗也绝非旧体诗中曾传诵一时的名作。王先生引证时能信手拈来，其涉猎之广博可见一斑，不过所作的解读浮皮潦草，未免落入了望文生义的时弊。舒芜先生在9月号《书屋》发表《一点献疑》，对此提出辩驳，惜乎寥寥数语，让人难明本事。笔者拟对该诗略作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做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王先生在文中自陈“……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说不好，因为我对陈寅恪不太熟悉”——这大概是实情，但跟着说“但从诗里如‘世乱’、‘闻祸’、‘断句’这些词中明显感觉到，面对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动荡，他有一种生不逢时、正逢乱世之感……”这未免信口雌黄、强作解人了。其实本诗的题目对诗中所指的本事已有所交代，“花随人圣庵笔记”指的乃是黄秋岳所作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二周内便发生的国民政府处决通日汉奸一事有所耳闻者，大概都不会对这位曾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的大才子太过陌生。
黄秋岳（1891～1937）名浚，字哲维，号秋岳，以号行于世。生于福州侯官阀阅之家，祖父为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黄彦鸿则是清光绪朝的翰林。著作除《花随人圣庵摭忆》外，又有《聆风簃诗》行世。此人自小负神童之名，加之家学渊源，入京师译学馆后深受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京中大佬赏识，又与当时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交游遍及当时的书画俊彦、文坛显贵、政界巨擘和簪缨显宦。1932年，他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引荐，入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秘书。
黄秋岳因交游广阔且长于考据掌故，故于蛰居京华期间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花随人圣庵摭忆》，对晚清自鸦片战争以来七十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都有所记述，涉及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人脉，悉心搜集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才高识远，加之文字清妙，一时间纷传士林，深受青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名远播，年少成名的大才子却最终沦为了日本侵华势力的情报人员。据说，时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须磨弥吉郎乃“中国通”，为上海同文书院、东京帝大出身，深有汉学根底。为了刺探国府机密，须磨最初便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他见黄氏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声色之所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资助钱财加以收买，秘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后来，须磨因故被调回国内，仍由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保持联络。于是在黄秋岳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时，便将政治会议的决议案一一泄露给了日本大使馆。大约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