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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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使馆。大约是做惯了名士的缘故，黄秋岳就是做间谍也脱不了散漫的习气，只是将决议案原封不动地交给日本人。这样，日本方面在公布有关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决议案的消息时就总能和南京方面保持同步。这马上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调查发现是黄秋岳涉足其中。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局并未有大的动作，仅在1935年春将其调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的职位而已。反倒是两年之后，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周，才突然命令以汉奸罪处决十八人，黄秋岳的名字赫然在列，罪名则是其向日本泄露我国封锁江阴的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黄晟因被指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关于此次军事泄密的经过大致如下：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要求有关各部队采取配合行动，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一方面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攻击南京；另一方面使上海的日本舰艇孤立无援，而中国海军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并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各地日侨一举加以控制，以此作为与日方谈判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筹码。然而，这一命令尚未下达，汉口日侨及海军陆战队就在8月6日突奉日本政府训令紧急撤退。到了8月7日，长江沿线各地驻防租界的三千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二万九千人左右的侨民，先后疾速顺江东下，仅一夜之间，便强行通过了江阴要塞。当中国海军发动拦截时，扣住的只有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丸”及“大贞丸”了。江阴“封江”计划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当下认为有人泄密，身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雷霆震怒，严命彻查此事，黄秋岳因此获罪。
问题在于，黄秋岳为日本人做情报工作虽是事实，但其在调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后已无法接触到国民党高级机密，更遑论封锁江阴的军事情报。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便曾亲口对曹聚仁先生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据曹聚仁在《也谈黄秋岳》中的考证，日本早在1937年8月间便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拟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日军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的计划足足早了一星期，黄秋岳父子如欲通风报信，实在是得有未卜先知的神通才行。如此，黄通敌的确凿事实当发生于其尚供职于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知晓内情后未加重罚，却在两年后淞沪抗战打响之际秋后算账，其间的用心怕也谈不上多么的大义凛然，多多少少是有拿黄秋岳祭旗担罪的意思。这大概也正是陈寅恪先生写：“当年闻祸费疑猜”的缘故。
其实，“当年闻祸费疑猜”的不止是曹聚仁和陈寅恪两位先生。著名掌故学家、解放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以及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瞿兑之对此案情的缘由也是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并赞誉黄秋岳“哲维瑰才照世，中道陨蹶，非所及料”。瞿兑之更于1943年将《花随人圣庵摭忆》辑录成书，计有四百二十三篇，凡四十五万言，付梓发行。四年之后的1947年春，恰逢“七七”事变十周年之际，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偶读此书，想起了十年前因汉奸罪被处死的黄秋岳，遂写下了这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依前文所述，花随人圣庵笔记指的就是《花随人圣庵摭忆》，而游旸台山看杏花诗所指的则见载于其书中《旸台山之花事》一文。文中记述了作者游北京西山旸台山时所作的赏杏花诗，文中仅存其一联断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陈先生所谓“荒山久绝前游盛”是喟叹此时早已无“绝艳”与“后游”，而“断句犹牵后死哀”则是对黄氏遗句的爱重叹惋之情。王蒙先生演讲时怕是对其间种种波折都当面错过了。
其实陈寅恪先生在作完此诗后意犹未尽，曾复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明明白白地交代了此诗的本意。而此跋随诗都已被收录入《陈寅恪诗存》，倘若稍有留意，当不会看朱成碧。其实此诗直抒胸臆，并无晦涩难解之处。首联先是提及黄秋岳“骤被独柳之祸”后遭处决，之后则说读完《花随人圣庵摭忆》又深赏其才华。颔联惋惜黄氏大好才华奈何做贼，所幸残帙遗文还能流传于后。颈联则感叹黄秋岳写杏花诗时的“前游”不在，空留下一联断句牵动后人哀思。至于尾联，发的则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喟叹。全诗起承转合间法度井然，大致上并无多少可以合理“误读”的空间。本来诗无达诂，硬要说陈先生是借他人杯酒感慨时事，是表达“陈寅恪在大变动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也并无不可，但引用此诗时不提原作者亲手所写的短跋未免太过粗疏了。
此外，《花随人圣庵摭忆》也不算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曾加以整理影印，台湾联经出版社也曾出版过此书。世纪出版集团在2000年曾出版过一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其中也收录了这本《花随人圣庵摭忆》，大概算是最新的一个版本了吧。
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
？ 刘绪源
去年盛夏，移居美国的李泽厚先生曾回国小住，中间也曾到上海讲学。乘讲学间隙，我们陪他看望了因眼疾住院的王元化先生，后又同他进行了一场小范围的聚谈。李先生快人快语，风度不减当年，针砭时弊，月旦人物，真称得上口无遮拦。我们同他谈到周作人与张爱玲。和过去一样，这两个人，李先生都“不喜欢”。尤其对周作人，他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有的还是艺术上属上乘的至文，都写于敌伪时期，这让我觉得不可理解，甚至不可谅解。对张爱玲的不喜欢，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我不很同意他的观点，便举知堂那篇广受诟病的《野草的俗名》为例。此文按文末标注，完稿时是“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文章虽只三千余字，但写得十分结实，引文极多极杂，文字的行进相当缓慢，看来并非一二日所能完成的。而“廿六年八月七日”，即1937年8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整一个月，当时北平城中之紧张混乱可想而知。周作人在这样的时候埋头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容易为人所不能理解。但真的想一想，他是否就是心安理得，甚至心境愉快地在写这样的文字？只要把他早年所写的、题材与之相类似的《故乡的野菜》拿来一比，前者的轻盈平和与后者的沉滞苦涩，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野草的俗名》最后写道：“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这也曲折地透露了写作时不寻常的外界气氛。我觉得，那些日子，他与普通北平市民一样，也是处于惶惑与焦虑中的，只是他以自己多年形成的方式，强使自己沉入到学问与研究中去，让心灵逃遁喧嚣的尘世，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他这种内心苦涩，藏得很深，一般人难以读解出来，而冲锋陷阵的将士更是不屑于顾及其间的微意。这正如鲁迅在谈到《知堂五十自寿诗》时所言：“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还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者所不憭……”（《致杨霁云信》）李泽厚先生听后，沉吟片刻，说：“我不喜欢还是不喜欢，没办法。我也曾找了一些他的书来看，但看后还是不喜欢。艺术上的喜好与否，有时就是一种偏爱，说不出多少道理。要承认这种偏爱。”作为一位资深的美学家，我想他说得是有道理的。
在上海期间，李先生讲得比较多的，还是他近十几年来所集中思考的“历史本体论”和“乐感文化”等。在他离去后，我重新捧读他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却有了一点异样的发现。此书中多次写到，海德格尔的“未知死，焉知生”与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正可形成一个对照——
依据Heidegger，只有排除“活在世上”“与他人共在”而专注于“前行到那无可避免的死亡”而敞开的多种可能性中的自觉选择和自我决断，才有真正的在……面向死亡的个体情感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这种“未知死焉知生”的死亡哲学，给予人的并不是怯懦、消极或悲观，而是勇敢、悲情、奋发、冲力……Heidegger的“未知死焉知生”的反理性哲学，正是以极度抽象的理性凝聚鄙弃日常生活和生存以制造激情的崇高，从而也使这种感情可以引向某种深沉的狂热。
……恰好相反，“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的是，以普通日常生活为本根实在，以细致、丰富、多样的人世冷暖为“本真本己”，以“活在世上”的个体与他人的你、我、他（她）的“共在”关系，来代替个体与Being（刘注：在，存在）或上帝的单向却孤独的“圣洁”关系。“未知生焉知死”将“神圣”建立在这个平凡、世俗、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就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就是“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明张岱书信），就在此平凡世俗中去窥探生存的本体、存在的奥秘……我曾一再征引纳兰性德“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的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种种滋味，其实并不寻常。一部《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人百读不厌，也就因为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中，去感受那人生的哀痛、悲伤和爱恋，去领略、享受和理解人生，它可以是一点也不寻常。
我之所以抄引这么多，一是因为这些话确实说得好，将孔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作这种旗帜鲜明的对比，至少在我真是茅塞顿开；第二则是因为由此想到了周作人。周作人曾经说过，他不喜欢一切激动的形态，并认为人在激动时，那表情也是丑陋的。“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书房一角》原序）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海德格尔的相去甚远，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还有张爱玲，与“不知生焉知死”的哲学，却又离得那样近，仿佛日常的一举一动，都早已融合在这哲学里了。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乐感文化”，正是以这样一种“乐生”的哲学为内核的。于是我想到，如要进一步论述中国人的“乐感文化”，尤其是这一文化在精英层的体现，那么，为李先生所不喜的周作人和张爱玲，也许恰恰可以成为最好的例证。
在说“乐感文化”时，李先生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得道的人在上天之际，所能想到的未来的神仙生活，还是离不开自家的鸡和犬，可见俗世的日常岁月，在他心目中几乎占据了永不可动摇的位置。张爱玲和周作人也是这样的，不管他们的文章如何雅，却总也离不开一种与生俱来的俗世情怀。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这两位颇具天才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趣味特征，也才能真正读懂他们的一些看似清浅平实，其实内涵丰饶的文章。
先来说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曾悄悄来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接待她的年轻作家王祯和在二十五年后追忆过这段往事。他们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餐厅用饭时，张爱玲对隔开几桌的七八个妇女很感兴趣，轻轻地对王祯和说：她们大概是小学老师。王顿觉她的推断有理，因她们穿着朴素却又相当活泼。他带她游花莲市，她对街上陋巷酒家里的各色人物都充满兴趣。在风化区后面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她望着四根庙柱上的对联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在花冈山看阿美族丰年祭，她看得顶认真。有舞蹈家上来递名片、谈天，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他编的话，可以更好。张爱玲私底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什么？”去花莲旅行时，王祯和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她，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她沿途看完了就还他。于是，在他那开杂货店的家里，张爱玲捧着木瓜，一边用小汤匙挖着吃，一边看《现代文学》，那悠闲自在的样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为王祯和所清晰记得……
我觉得这些回忆真切极了。只要认真读过张的作品，就不难想像，她对俗世的一切，会有怎样浓厚的兴趣。对此，王安忆的分析也许更进一步。她在《世俗的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气腾腾的人气，她是喜欢的。”然而，她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却正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就在这篇散文里，张爱玲在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后，忽然总括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王安忆随后的总结相当精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为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她认为，张爱玲是“如此贪婪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其实，张爱玲和周作人所处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他们在作品中对俗世细节的津津乐道，往往正是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浓烈兴趣，以寄托自己难以平复的情怀。李泽厚所说的“鸡犬飞升”，是在得道时，在得意成仙的当儿，犹不能舍弃日常的世俗的种种，李先生即以此阐释国人远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乐感文化”；那么，现在，张爱玲和周作人，则是在亟须求得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时，同样（甚至更其）离不开他们的俗世的兴味。这不是很有趣的现象么？
再来说说周作人。上述的《野草的俗名》，就是一个在板荡的乱世中，希图凭借自己对方言、俚谚、民俗、古籍、植物的兴趣，通过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以求得自己暂时的内心平静的知识分子的写照。这和张爱玲“贪婪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是颇有几分相像的，虽然他们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
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周作人由悲愤进入到极度的失望。至1928年，国民党军队开进北平，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写了那篇著名的《闭户读书论》，提出：“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而对于一般“寒士”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闭户读书了：“宜趁现在不甚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