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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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借助于自然中的事物而获得一种象征化的表现，虽然在不同的民族，这种意义的负载物可以很不同。作者以秃鹰为例，指出它象征着美国民族的自我形象及其所向往的自由、强大和美。同样，大角羊是科罗拉多州的标志，白头翁花是南达科他州的州花，短吻鳄作为佛罗里达州的象征，都有着各自的寓意。我们的思绪暂时离开这本书，飞临其余的国度，会联想到白桦林之于俄罗斯人，仙人掌之于墨西哥人，也都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在我国广袤的西部，藏羚羊是某种藏地精神的象征，而新疆南疆沙漠中的骆驼，以及连绵的胡杨林，则把西域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人格塑造价值。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前面提到的矛盾对立价值在每一个体身上的具体化。荒野经历能挑战一个人的能力，使他对自己在荒野中需要具备的技能进行反思。荒野还能让人感觉到世界的广袤巨大，学会谦卑，打消灵魂中某些虚妄的理念。这样的经验一旦被整合到一个人的性格中去，会使他变得健康强壮。我们可以联想到文学名著中的例子。不论是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小说中的阿拉斯加冰原上的淘金汉，还是挪威作家汉姆生笔下的北欧荒野中的农夫，都是粗犷、坚韧、顽强，充满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二）
观念当然是重要的，但得出结论的方式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涉及价值判断的真伪，涉及认识所达到的深度，以及会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让人信服。让我们结合具体的例子，了解一番作者的思考是如何展开的，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抵达答案的。
相对于《自然中的价值》一文中冷静的理性剖析，书中的第四部分《体验自然》是一个感性洋溢的文本，收入的数篇文章都带有更浓郁的诗的特质。由于工作关系，作者深入到湖泊、森林等人迹罕至的荒野深处，和大自然有过最深切的接触，从而真切地触摸到了大自然的脉搏。
在他看来，荒野是进行真正的精神生活的必要处所，是哲学与宗教的一种“场”。心灵在荒野中的沉浸不仅是消遣，也是一种再创造的体验。从这种体验中，人感觉到自然的广大，意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产生了对自然的认同。这种认同的极致，便是一种物我交融、相忘的境界。这是一个名叫索利图德的湖带给他的思索：“湖的表面静静的，像镜子一样影射着天空，也映射着夜晚和星星。人在宁静的沉思中时，不也能像镜子一样映射出天地间的事物吗？人们也只有在宁静的时候，心灵的深度才能显现出来。湖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他能独自进入一种迷狂，或者说让他从平凡的事务中站出来。”（《索利图德湖：荒野中的个人》）
这种迷狂，指的是一种精神的深度的沉醉，类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谓的“高峰体验”。他揭示了一种充满了辩证法的关系：抽身，正是为了进入。这样一种神启般的体验，不可能在灯红酒绿、人声喧哗的热闹场所产生，而只能孕育于孤独寂寞的地方。孤独使精神超越琐碎凡庸，关注重要的事物，关注其本质和内涵。从蒙田到尼采、梭罗、克尔凯郭尔等，多少伟大的人物都强调过孤独对于精神文化创造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大自然中的亲历，也使得本书作者对此坚信不疑，反复强调。“有一种相对的孤独，是个体人格保持完整所必需的。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人同时又有一种奇异的能力，能使自己的价值个人化；要实现这种个人化，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至关重要”。而荒野无疑最能够提供真正思考所需要的这种孤独。广袤的荒野让人的躯体显得渺小之极，但却因此而凸现了人作为“思想的芦苇”所具有的精神能量。
这样，在湖边的沉思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一个人除非可以来到这样一个湖边，让地理上的距离来松开社会加于他的羁绊，他的心灵中就不会有足够的空间与清醒，让他能建立和维持自我的边界。人们如果不是各自心灵中都有这样的空间，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生活，而只有同质的人融合在一起。我们不能独自成为人，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些独自的空间，同样也不能成为人。”
正是出自对于这一点的深刻认知，作者表达了一个不无独特的观念：“自我是地盘性的。空间并不仅仅代表一种个性；它也是一个人灵魂的组成部分。”精神的存在，与大自然存在的方式具有某种同构性。作者进而提出：“荒野与大学有着同等的重要性。真正的生活都是在社会边界上的生活。”理解了作者思想的内在逻辑路径，我们就不会认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当然，孤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踏上这条小径，才能够最终接近那些储存了价值宝藏的洞穴。对作者而言，在荒野中他的收获无比丰盈。《白头翁花》一文便是一个堪称完整自足的文本，它把这种感悟的过程及结果真实、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在春分刚过后不久，作家徒步游览落基山下面的水草地，看到了数千朵盛开的白头翁花。这种早春时节顶着严寒和肆虐的暴风雪、最先绽放的花儿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试图探讨其中的形而上的意蕴。他这样揭示这种现象的内涵：花朵本身就是对死亡的反抗，是生命繁盛的象征。这种认识也许并不十分独特，但其论证、联系的途径也即思考的方式，却具有一种综合的、开放的特点。首先，白头翁花以其特有的美在早春开放，象征着生命历尽苦难而存活。正是通过严酷的斗争，生命的美、生命的神圣才得到昭显。在洪水或严冬之后，大地便会进入一个繁花似锦的季节，这一点让人深入地领悟到生命的复苏，理解自然终极的意义。其次，还可以通过瞩目凌寒怒放的白头翁花，体验到苦难对于生命的塑造、增益作用。它一方面是与冬天为敌，另一方面也是被冬天促成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死亡的行进也就没有生命的进化”。他进而联想到人类的进化。“现代人是冰河时代产生出来的。人类的基因库被暴露于冰川的压力下，这压力在间冰期又会有所放松，冰川期与间冰期就像冬与夏一样地交替，给人类造成了进化的压力，使我们成了现代人……自然给我们的逆境与支撑，一个是经，一个是纬；人类的生命正是由这经与纬编织成的。”第三，生命都是互相启发的，“开花”也会让人联系到我们的价值，象征着生命在心理、理智、文化、甚至精神层次的一切朝向某种目标的努力。总之，透过花朵的开放，作者发现了一个关于所有生命的隐喻。生物学的原理同社会人生的规律，获得了交融和互证。
作者还从植物学的角度，解释了白头翁花何以具有十分亮丽的色彩。因为要在残冬开花，需要有一些特殊的适应性的机制，如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花瓣的萼片等等。这些让作者“看到了在关于生命如何求生存的科学之上，还有一种艺术的技巧”。这些归根结底又与自然进化中的选汰规律有关。把同样的目光投向人类社会时，作者发现，凡生活在有白头翁花的地方的人，寒冷促使他们的祖先学会了缝制衣物和取火，从而“艺术之美被叠加在生存的科学之上”。这样，作者的视野就进一步延伸到了艺术、美学的疆域，其思维触及到了广义的文化起源的命题。
然而，这里尚不是作者思维的最后边界。他的想像在更广阔的空间驰骋往复。通过考察宗教的、历史的文献，并对白头翁花的俗名进行词源学的分析，作者追溯到古英语、法语、希腊语，最终到希伯来语，他发现了它与基督教的复活节和犹太教的逾越节的联系，这两个节日在各自的教义中分别代表了摆脱奴役、与死亡擦身而过，以及获得自由和开始新生活。白头翁花不畏严寒，在复活节前后率先绽放，其生命力的顽强，被一代代的人们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神学的意义上给予解读，赋予象征意义。这些联系并非不着边际的虚构，而是都有着文献学的充分依据。这样，从原本隶属于生物学范畴的现象中，他却收获了深刻的宗教感悟：“自然之道就是十字架之道。”
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结论：荒野，或者说作为生态系统的原初状态的大自然，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性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因为大自然具有这样丰富的精神价值，我们才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平等地对待大自然，和环境、和大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些，也正是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读这部作品，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一条精神链条的存在。梭罗、利奥波德等生态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先驱的名字和思想一再被作者提及，不独是表达对这些前辈们的敬意，也不独是其著作与他们的著作有一种传承性，更是由于贯穿于他们的思想之间的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关怀。他们都是怀着对于大自然的爱，努力呵护着大自然的完整和尊严。而这样做，也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守夜。作者描述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这种拥有不是征服，而是保存；不是武断，而是容让；不是贪欲，而是爱。”
从这样的意义上，作者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职业信念：“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支持着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没有一种关心的话，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家。”这是一个富有强烈的责任心的知识者的心声，也是其哲学研究走向荒野的最根本的动力。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与第三种力量
——读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 严 泉
闻黎明先生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是近年来国内不可多见的一本研究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中间势力）政治活动的专著。该书以史料见长，不少篇幅涉及到抗战时期两次宪政运动，过程叙述相当精彩。不过遗憾的是，该书在对史事平铺直叙之时，却很少深入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同样地，在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版的一些有关中间势力精英人物的传记文章中，出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也多是同情他们后来的政治遭遇。但是，回顾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恰好是中间势力领导人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民主宪政理念在当时盛行一时。然而迟至今日，当人们在津津乐道那两次宪政运动时，却很少有人能够不为尊者讳，仔细发掘当年宪政改革口号背后的利益诉求，进而认真反思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得失经验。
在宪政制度设计方面，“期成宪草”一般被认为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1939～1940年）的唯一成果，是当时中间势力借鉴西方代议制度，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初步实现了从“五五宪草”的总统制到“期成宪草”的议会制的转变。不过，很少有人提到，“期成宪草”矫枉过正，最后形成的“议会制”却是一种有缺陷的宪政制度，主要是在权力制衡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分立有余，制衡不足。
例如，“期成宪草”在设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时，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大会及议政会对总统及行政院的制约是单向的，没有形成双向的均衡关系。主要表现为：1．罢免权。国民大会选举、罢免正副总统，亦可罢免经总统任命的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院长。2．同意权。总统经议政会议决方能公布法律案？熏并得依法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大赦、减刑等职权，依法宣布戒严和解禁。3．不信任权。议政会通过对行政院正副院长及各部委长官的不信任案时，上述行政官员即应去职。4．弹劾权。议政会通过监察院提出的对行政院正副院长的弹劾案时，被弹劾的院长即应去职。5．议政会受理监察院提出的对正副总统的弹劾案时，总统应即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作出罢免与否之决定。以上五点表明，总统及行政官员在诸多方面受国民大会及议政会的有力制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统牵制议政会的权力却是乏力的。虽然“期成宪草”规定对于议政会通过的行政院正副院长的不信任案，总统有不同意权，可由总统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为最后之决定。如国民大会否决国民大会议政会之决议，则应另选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改组国民大会议政会。不过在实际政治中，很难想像与议政会同属立法机关的国民大会能够否决议政会的决议，所以总统的这种间接否决权，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更重要是在立法与行政两权关系中，与议会不信任权形成制衡关系的总统解散权却没有明确规定。在议会制度中，为确保立法与行政两权之间的平衡，针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权，行政机关同时保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解散议会成为内阁责任的对应物。这样就建立起行政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因为如果议会解散政府，政府也可以解散议会作为回敬。这就使内阁能够避免完全屈从于议会。而使两个相互反对的力量多少旗鼓相当，这才会造成两者之间可能和必要的合作。”〔1〕
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期成宪草”中，议政会只要通过监察院提出的对司法院正副院长的弹劾案，则正副院长即应去职。而且国民大会及议政会创制、复决的法律一旦生效，司法院就必须执行，除非它被宪法解释委员会宣布为违宪。但是司法对立法权的制约同样没有实际意义。“期成宪草”规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司法院单独享有，而是掌握在宪法解释委员会手中，司法院只是宪法解释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之一，同样地国民大会议政会也是其中的成员（第三位成员是监察院）。这种规定，与一般宪政民主国家都是将宪法解释权作为一种司法权力，让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等司法机关单独行使的做法截然不同。由于司法院在宪法解释委员会中并不占有多数地位，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处分权上大打折扣。
“期成宪草”在立法权制度设计方面，依然延续了民国初年《天坛宪法草案》的某些做法，主要是为了防制行政权过大，过分突出立法权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违背了分权与制衡的基本宪政原理，不切实际地形成了立法（国会）至上，权力之间缺少互相制约的关系，行政权对立法权不能发挥平衡作用，司法权对立法权也不存在制约作用，立法权却可以过度侵占行政权与司法权，凌驾在两权之上，形成立法对行政、司法权力单向的制约关系。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国民党的党治将难以持续，而且国民党的权力亦将受到严重束缚并被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而难以再为所欲为。
因此，国民党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1940年4月，在第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许多国民党参政员反应强烈，蒋介石本人也“对于宪草中牵制政府势力之规定表示不满”。据梁漱溟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态度之强硬“为向来所少见”，蒋在即席演说中不但批评该案“袭取欧西之议会政治”，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完全不合”，进而指责“期成宪草”“对执政之束缚太甚”，实“不能施行之制度”，“今后国人如以国事倚畀于人，亦就不要束缚人才行”。
在翌年10月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公布的《中国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