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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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阳光灿烂的办公室收到这本叫《中的精神》的书的。很多年前我读过《以文会友》（它应该就是这本《中的精神》的前身），那是由一个围棋杂志内部印刷的，非常朴素的十六开本；与现在带腰封，多人作序，大量插图的精包装完全不同。但更大的不同是我的心境。当时我一气读完，印像深刻的是吴氏的天才与怪诞，外加对段祺瑞的失望。天才是吴横扫日本各路高手；怪诞是吴跑到天津加入红万教以及追随玺光尊。失望则是因为当时就在张自忠路的三号院即段祺瑞执政府内上班，公干之余经常“手谈”——我们原以为段执政儒雅品高，非一般军阀可比，总爱争自己屁股下面坐的就是段氏的位子。现在，从吴书得知，他不仅好下无理手，还输不起。于是我们有了这样挤兑对方的口头禅：“你怎么跟段祺瑞一样？”后来，北京的燕山出版社还出过一版，好像叫《天外有天》，编辑送我一本，内容大同小异，就搁在书架上一直没动。
使我的心境发生变化的是两本书，它们或多或少与围棋相关。
第一本是《围棋少女》。小说以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到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时代背景，在血腥的世界冲突中，“塑造了一角和平的天地：小小的千风广场，碧影绿叶中，男女主角在刻有棋盘的石桌旁相遇。男人是日本间谍，冷酷而痴情，·女人是十六岁的中国少女；纯洁而不天真，聪明而残忍。一盘围棋，也是在感情的迷宫中失去自己。每一场棋的开始都是一场美妙的梦，每一场棋的结束都是无情的回归。”作者想表达的是，“在两种非常状态的敌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在对立中相爱、探讨乃至达到升华的可能。”
这位叫山飒的所谓旅法女作家，让我想起了上海的卫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卫慧是用她自己的身体写作，而这位山飒则是用民族的文化写作。她这样声称；“我是中国人，代表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文化。”——对法国人“遥远而神秘”，对日本间谍和中国少女则是爱的触媒恨的溶解剂，有这样的文化么？都是些什么呢？围棋？用膝盖思考也不可能！记得二十年前读过一篇陈姓作家的小说，《最后一幅肖像》，主题、题材都与此极为相似，不过道具不是中．国的文化围棋，而是西方的文化油画。当时就有人撰文批判，谁有空翻出来指向《围棋少女》应该大致不错。“在两种非常状态的敌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在对立中相爱、探讨乃至达到升华的可能”？深刻的人从这里能找到许多理论的毛病（事实上，我根本就没弄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直觉非常简单：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围棋与战争的二重变奏里，只有日本人来这么瞎扯什么文化的超越性才可以解释。
另一本是《杨振宁文录》。据说杨是科学史上继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当有人间起他“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我觉得是帮助中国人恢复了在科学上的自信。”显然，他心底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自觉承担着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责任。这一自觉源自另一位中国人，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先生的教育与熏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巍巍长城估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他父亲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他自己一生都吟唱的歌。
正因为“身体里循环的是父亲的血液，中华文化的血液”，当1964年，在美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之后，杨氏决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心里仍感觉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想到了传统，想到了近代中国所蒙受的屈，辱，想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回国，那是他“灵魂深处的希望”。是的，“父亲心底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1997年参加香港回归仪式时，杨氏仍为此耿耿于怀。他对两弹元勋邓稼先品格的敬爱，对其事业的感动，多多少少包含有欣慰和自责的成分——这位同乡好友完成的，是一份他自己承担有某种责任的工作！或许，直到在美国退休后回到清华园定居，他才会真正有所释怀吧？
从杨书，我可以读到杨氏对中西文化既调和又抵触的体会，读到他在服务祖国与追求科学不能两全时的焦虑。吴书说他获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是由杨推荐的。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将这二人作一对比。而最想知道的则是，在比杨氏所处更强烈残酷的矛盾冲突中，吴氏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体验又是怎样一种图景？毫无疑问，吴的一生从根本上说应该从他与围棋的关系上去理解和评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也不应忽略这一点，其与围棋的关系是被历史镶嵌在中日文化交流和军事冲突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之上的。
迄今为止，吴在国人中的形像曾有三种定位：文化汉奸、抗日英雄和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文化汉奸说出现在1942年间的南京。吴和老师濑越宪作、师兄桥本宇太郎应喜欢围棋的“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之邀来到为日军所占领的中华民国首都；“桥本先生在南京市内看见了我的人头像和悬赏金。’我的模拟像上写着——吴清源文化汉奸（文化奴）”。吴在书中也很清楚自己“成了日本人的工具”；“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觉得很难回答……心情很复杂”。抗日英雄说分别出现在1952年的台岛和1985年的大陆：“台湾赠与我大国手称号”，沈君山先生誉称其“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听一位先生说：中国抗战战胜日本，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只有在围棋上，他真正战胜了日本。——大约台湾对我的热烈欢迎，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吧。”
现在占据人们心目中位置的是第三种形像：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金庸说自己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惟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陈平原进一步开掘；“从儿时的痴迷围棋，到老来谈玄说道，吴先生性格中，有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也是沿袭这一思路，但主要强调其人格中对所谓灵境的向往以及中日文化因素的平衡。
确实，从书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吴氏在棋艺追求上的焚膏继晷苦心孤诣纹枰对弈中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耄耋之年探索“六合之棋”），同时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吴氏在伦常日用的小事方面并不缺乏计算能力（如为儿子计放弃中国国籍而第二次选择日本国籍），在有关民族国家情感的大事方面时有昏招俗手（如面对“支那人”的蔑称自谓“不那么在乎”）。因此，前述两种针尖对麦芒的解读和评判以及高人智者说的美化，分疏起来颇费周折，但它们的后面各有某种社会、心理及事实的依据在，却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要说这三种判断都不过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如果说文化汉奸说太过偏激，抗日英雄说有些自作多情，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说则纯属浅薄的浪漫主义外加弱智式的简单化。
两极相通。显然，文化汉奸说在吴氏对自己行为的主动性程度这一形势判断上有误，抗日英雄说则不懂得吴氏的成功同样也是日本棋界的光荣。此外，还有这两点错误是共同的：都将围棋与两国关系尤其军事对抗捆绑过紧；仅见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无见其日本人的法律身份。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周恩来、周至柔、梅兰芳以及杨振宁等这些英雄豪杰对吴氏的重视与推崇。与此相反，高人智者说则走到了另一极端，有意无意地几乎完全无视这两点——仿佛梅逢和靖菊遇渊明，在围棋与天才的因缘中，身处中日纠葛这一风暴中心的吴清源就和晶莹剔透的玉石围棋子一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纤尘不染，丝毫没有折射属于那个时代的苦难煎熬和风云变幻。 事实不是这样。大家应该知道郑孝胥，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吴书第92页记录了他与郑的交往：“我记得郑先生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对这句话我很有感触，一直记在心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为什么“很有感触”？“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一直记在心上”？心里一直都受到身份认同以及委屈愧疚的困扰折磨需要缓释。至于将它说成“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则完全是为出于自我安慰需要的“六经注我”。在我看来，吴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与围棋同一，既是自己自觉自愿的人生选择，也是时代别无选择中的逃避。可以说，其在围棋上之所以能够登峰造极，除开师良友益、资质超卓，别无选择的时代激逼未尝不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将这说成蚌病成珠当然是不准确的。但平和恬淡只是吴氏生命中的一个面相却可以肯定。因为生命不可能彻底围棋化，时代的因素必然渗入其生活和人格，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去面对某些历史“强加”于自己的东西。撇开所有道德因素的考虑，至少身份认同的困扰应该是吴氏一生挥之不去的梦属。当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将自己定位为“通过围棋致力中日友好的人”；晚年，则总爱说世界是个大家庭什么的。不知为什么，我倾向于将这理解为其潜意识中为化解这一紧张而持续萌发的冲动。因为要形成这样的理念，对于经历了百年对抗的旅日华人，比任何其它地区的华人都要困难多多（事实上，他自己就没有带一个日本弟子）。虽然吴氏从未明盲，但我想，他所谓一生中的“许多痛苦时刻”应该多少与此相关。当此之时，他总是“背诵白乐天的诗”，以这样充满庄禅意味的句子自我排遣：“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人生如寄，岂不荒凉！
既然三种判断都不能一柱擎天，我的看法自然就是，三者综合方为吴清源完璧。
“春秋责备贤者”。解构高人智者说的神话，不是要将其与杨振宁比较以高下乎其间，也不是要以另外两种极端的说法哗众取宠，而是在得知有某文化公司兴师动众筹拍反映其生平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后，十分希望能从屏幕看到某种真实的精采回归。打量书中我们的编剧、导演及演员等一千大腕众星捧月般环绕着吴氏的合影，那乐呵呵的表情委实有些叫人担心，担心其在文化追星的心态中，将吴与围棋的复杂关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人性在这一纠结中的顽强与软弱、压抑与升华，被抽象化理想化地叙述成一位天才和一种文化的传奇——无知恶俗一如山飒者流在《围棋少女》里的表现。，倘如此，既遗漏戏眼、戏份，又糟蹋历史、感情。作为一个怀有期待的观众，能不既忧且惧？
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
■ 王 路
围棋高手们常说，围棋是科学，但是在谈到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的时候，却从不说他是科学家，而说他是天才、泰斗、宗师，甚至说他是“围棋之神”。吴先生似乎不这样看。他认为，“围棋也如同一门科学，需要不断进步”。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只承认自己比别人更用功。对于宗教，他倒是常谈。他相信神创造了宇宙，我们却看不到它。他提倡中和，认为中是无形，有形为和。他甚至认为，“中”就是用做说明神的作用的。不同的认识反映的是不同的境界。高手与大师，到底还是有区别的。
我不认为围棋是科学，但是在吴先生的身上我确实看到了科学精神。吴先生讲他早年专门学过“秀策流”，执黑棋多的时候学习执黑必胜的秀策的棋，执白棋多的时候又学习了秀容的棋。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甚至“不怎么外出”，“专注于围棋的学习”。掌握了“秀策流”以后，他又开始研究新布局，并掀起了“新布局”的热潮。读过吴先生的书，对他始终如一，毕生从事围棋的研究感受颇深。即使在晚年，他依然孜孜不倦地探索二十一世纪的围棋。有人对此推崇备至，也有人对它不以为然。我理解不了吴先生的六合围棋是什么，因为充分发挥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效力似乎是基本常识，而重视中央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即使我这样低水平的爱好者也知道早就有“高者在腑”之说，更何况还有武功正树宇宙流的大量实践。但是，作为一代宗师，脱离围棋搏杀第一线几十年的老人仍然持之以恒，研究围棋，探索那361个交叉点上的奥秘，这种精神令人感动。难怪还在聂卫平如日中天之时吴先生就告诫他不要“博二兔”。看得出，这里表现出来的并非只是对待围棋态度的不同，也不仅仅是从事围棋活动方式上的区别，而是一种如何把围棋当作事业来追求的精神差异。
吴先生一生不仅有宗教信仰，而且也有宗教实践，并曾一度“埋头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几年没有摸棋。对于这段故事，吴先生轻描淡写，简称为“修行”。不过，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这一段时光是多么，的艰难：执行教主的任务，吴先生已经想到了自杀；他摆脱了教主的纠缠重返棋界，朋友们设宴相庆，都为他“感到高兴”。以吴先生的为人和真诚，想象得出他对宗教活动会如何投入。但是在宗教组织与围棋之间，吴先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围棋。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决定性的力量大概还是来自围棋。直观上说，一定是吴先生对围棋的热爱和追求，使他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棋界。但是，难道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想问：围棋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精神魅力，甚至能够战胜宗教？
职业棋手对围棋的理解，主要局限在胜负的世界里。虽然有大竹英雄美的围棋、武功正树的宇宙流等所谓求道派，尽管不少棋士梦寐以求“留下一张完美的棋谱”，但是在残酷的竞争中，在巨额奖金和对局费面前，追求胜负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今天人们常常提到吴先生说的“平常心”，但是在胜负和奖金面前，做到要有平常心又谈何容易？当年在番棋决斗中吴先生所向披靡，把日本所有一流棋手打到降格。用吴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事关一个棋手名誉的严酷比赛”，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他是带着生存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对手在棋旁倒下，吴先生不为所动；收到恐吓信，吴先生依然如旧；对局没有对局费，吴先生一如既往；无论对手提出多么苛刻的条件，吴先生总是慷慨赴约。吴先生讲述、这一段往事，心情倒真是很平静。但是万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平常心”。我总觉得，这些故事有些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