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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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草木、风土人情却兴致盎然，在来去京城的旅途中记录下许多见闻与评论，结果成了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重新撩拨欧洲人对中国生发浪漫情怀和无限遐想的触媒。就连那些没到过中国而只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的欧洲旅行家，也忙不迭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中国印象纷纷呈现给欧洲读者，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满足足迹未至东方的同胞们的好奇心。推波助澜的是一船又一船在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上岸的瓷器、丝绸、漆器、茶叶等中国商品，它们展示出一个可看、可摸、可以感觉和品尝的光彩眩目、缤纷绮丽的中国。就这样，中国的美丽富饶和强大在十六世纪已经深入欧洲人的心，而且传闻中这还是个文化发达的国度。十六世纪末博学而又受人尊敬的耶稣会士进驻中国，然后向欧洲同胞宣布，他们可以见证中国的确文明昌盛。从此，他们在一个因物质文明发达而令欧洲大众目迷五色的中国形象之上又推出一个令欧洲知识分子兴奋不已的拥有高水平精神文明的中国形象。
使节与商人的限制在于，他们无缘深人中国并长期居留，不懂中国语言也看不透中国文物。耶稣会士则以其非凡的创造精神克服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通过将天主教与孔子儒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附会而赢得中国士人的尊重与承认，又通过对中国礼仪习俗的一定容忍而免除了自己被目为中国社会秩序及法律的反对者与破坏者的危险。于是在一个对外国人防范多于欢迎的时代里，他们成为唯一获官方许可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以及他们主动积极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不仅使他们在中国赢得比其他宗教修会大得多的传教成果和势力范围，也使他们成为向欧洲全面和深入介绍中国文化的先驱，同时也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亦即充当着晚明前清中西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
然而耶稣会士的活动几乎从头至尾被笼罩在礼仪之争的阴影中，他们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为他们带来莫大荣耀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礼仪之争这一沉重负担，所以这一段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交往也不得不深深烙刻下礼仪之争的痕迹。事实上，随着礼仪之争被禁，这段中西文化交往也便趋于停滞，到1775年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传到北京时，此次中西的直面接触已然了结。1793年10月，在华最后一位耶稣会士钱德明去世，象征性地落下了这场耶稣会士为主导的中欧交往的帷幕。差不多同时，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仅从时间上看，似又接续起中西交往的脉络，然而这实在已是一个性质有重大差别的新交往故事的序曲。
耶稣会士兼任礼仪之争和中学西传的主角，他们的思想倾向与利益考虑影响了对中国形象的设计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因而从源头上影响到欧洲对中国的理解。谈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知识基础时，自然回避不了耶稣会士，耶稣会士的言论却又大多沾染了礼仪之争的偏见，欧洲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被扭曲的基础上开始认识中国，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宗教，还是中国的道德、制度。从十八世纪初期开始，欧洲逐渐步人“中国热”状态，起初受礼仪之争影响而集中于宗教观念和儒学、理学中涉及宗教的思想。这股热潮在十八世纪中间几十年里呈扩大化，举凡中国的艺术趣味、道德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物产人口，或被追逐模仿，或被街谈巷议，或被引据发挥，间或也被认真研究。耶稣会士处心积虑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却随着他们失势而表现得更明显，对他们而言似乎有点讽刺。
“中国热”当然不是突然而至，它正是此前一个世纪耶稣会士宣传中国的努力积累所至，礼仪之争又在其中摇旗呐喊，只要看看十八世纪晚期的欧洲人谈论中国仍主要依据耶稣会士的叙述就可以知道。只不过在耶稣会士仍广受尊敬、教会事务仍在欧洲社会占有显赫位置的时代里，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宗教问题，看待中国时也不例外，礼仪之争更使人们的视线高度集中。但欧洲社会一直在酝酿变革，人们对世俗社会的关注本来就不断高于对教会的关注，礼仪之争硝烟散去使人们在中国问题上也不必受教会的指挥棒干扰，于是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图像超越了他们预期的影响范围——赢得传教事业捐助者的心，而打动了启蒙时代的诸多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正为欧洲社会道德腐化、风俗凋敝深感痛心疾首，正为欧洲社会前途未卜的政治、经济、道德和宗教的发展走向苦思冥想。耶稣会士推出的灿烂中国形象与欧洲黑暗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立刻使中国成为思想家们抨击现状的有力武器；对于他们设想的新政治哲学来说不啻一个活生生的范例。耶稣会本来是以维护宗教神权、效忠罗马教廷为职志的修会，现在他们一手塑造的中国形象竟然被用来否定乃至颠覆自己矢志效忠的旧秩序，实为他们始料不及。
不过，中国形象对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创建和对欧洲社会新旧更替的影响终究只是外源性的，中国图像只是被西方郢书燕说式地运用为攻击旧制度的武器罢了，欧洲的启蒙思想是欧洲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自身文化背景下需要捍卫的思想观点才是根本性的，是否需要评价中国或如何评价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基于欧洲社会现状而产生的思想倾向，无论莱布尼兹还是伏尔泰，或是其他人皆难逃此窠臼。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努力，但更可以说折射出欧洲人自己的思想史的轨迹，它本是欧洲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历史证明，不仅是欧洲的旧秩序在一片赞扬中国的声音中被质疑，参与颠覆运动的这一中国形象到头来也成为被瓦解的对象。耶稣会土运势衰颓，不再能够独揽中、欧间的信息传输，中国被其他传教士和越来越多的商人、旅行家以更多的面相呈现出来，尤其是欧洲自信地确认了自己的发展进步之途独具优越性，这时中国形象迅即一落千丈，。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欧洲人眼里已经沦为落后挨打的对象，由耶稣会士主导的中国文化研究业已寿终正寝，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则以拯救者的姿态，手持福音书，悲天悯人地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大地。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即出）
人类早期精神历程的再现
■ 晏绍祥
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十八世纪最后一位哲学家孔多塞在逃亡中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强调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理性之间的联系，认为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相当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在该书的末尾，孔多塞信心十足地指出，人类的进步不可避免，“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它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82页）不管孔多塞本人的命运多么富有悲剧性，他确实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人类自形成以来，依靠自己的努力，虽然不乏曲折，但仍稳步地进步着。这些进步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技术上，也体现在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上。而一个社会的进步，也必然要求有与其物质文化成果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成果。
由刘明翰、郑一奇主编的多卷本《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以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为基本线索，全面论述了自人类形成以来在精神文明领域取得的成果，体例宏大，内容丰富。限于学力，笔者仅打算对其中的第一卷《精神文明的源头和早期》（李长林、杨俊明、陈明莉著）略做介绍和评论。
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力求全面地层示人类早期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这里所谓的全面，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时间上来说，该书系统叙述了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到公元六世纪前后在精神文明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过，作者并没有因此忽视人类在原始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给它的文化创造以充分肯定，指出所谓的原始人、野蛮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昧无知，“恰恰相反，这两个时代已经有了科学、艺术、文字、宗教的萌芽。”虽然“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很幼稚，但是涉及的范围却很广泛，它们对天文、地理、动植物、医药、数学等方面都有了初步认识”。作者引用柯斯文的话说，“这一文化也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它的高级形式又成为尔后进步的基础。直到今天，还有原始人的多种成就在当代文化宝库中保存着它们的意义。”（《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第8页，下引该书，均只注页码）第二，从地域上说，该书不仅给西方古典文明以浓墨重彩的描绘，而且给古代近东、埃及、中国和印度在该领域的成就以充分肯定，有关的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诚如吴于廑先生所说，“埃及和巴比伦是人类文化征途上出现较早的两支拓荒队伍，他们前无古人，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晶莹可贵，他们在好些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为后世开辟了道路，他们的经验、探求和创造是后来重大发展的开端，经过继承者的不断努力，这些开端的东西就愈益显示其深远的意义。”（吴于廑：《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495页）所以，该书对古代东方所取得的成就，举凡天文、音乐、地理、历史等各个领域的成就，都给予了相应的篇幅，显示了作者浓厚的历史感。第三，内容丰富全面。精神文明不仅意味着人类在文化创造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精神文明的根本含义来说，精神文化的创造和成就，终归来源于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该书把握住了精神文明的这一本质，在书中不仅全面论述了古代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成就，将见诸于文本的、很大程度上代表精英文化的部分如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果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对以往人们一直比较忽视的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体育活动等，也都纳入书中，给予相当的篇幅。该书因此突破了一般的世界文化史框架，成为人类精神文明成就的展示台。
第二，浓厚的历史感。毫无疑问，精神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它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不同的时代来说，精神文明的含义显然也有所不同。例如，原始人认为，屠杀战败者是自然行为；古代人一般认为，奴役战败者天经地义；当代人则认为，虐待战俘是犯罪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在原始人那里不成为问题的行为，到古代人那里可能会受到谴责。而在古代人那里可以接受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就可能被视为犯罪。该书的作者们都是长期耕耘在世界史领域的专家，他们显然意识到了精神文明含义的历史变迁，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每一编的开头，都用简洁的语言总结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搭起必要的舞台。在肯定古代东方文明成就的同时，该书明确指出，“由于原始氏族制度的大量遗留，导致古代东方各国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等级划分，仍然和血缘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使古代东方国家以氏族和宗教、’血缘关系为根基的伦理道德——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儒家伦理，印度的种姓伦理＋在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第11页）而在论及希腊文明的成就时，作者专辟一章，从地理环境、文化继承、社会经济、城邦制度等方面讨论了所谓的“希腊的奇迹”产生的根源，认为“古希腊人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继承与吸收了东方文明的遗产”。“我们在考察古希腊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时；要注意到古希腊文明的起点较高，它是在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而城邦制度所创造的古代民主政体，“促使希腊人较其他古代民族，尤其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古代东方民族更多地发挥人的精神潜能，从而创造出在文化领域、精神文明上巨大的成就。”（第152~155页）在分析罗马精神文明成就时，作者从历史发展趋势出发，重点分析了罗马文化的综合性特质，“罗马人首先继承了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一些优秀传统，如文艺的现实主义，哲学多流派的自由探讨，强调个性，重视伦理，纵览天下的世界主义的眼光等，这不仅为它走上世界霸主地位及维持政权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促使罗马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质朴务实的理性精神。”不过，“罗马人并不是被动地因袭希腊，也绝不是简单地照搬。罗马自身的拉丁传统和伊达拉里亚文化已为它奠定了文化的底色，在适应内外发展的过程中，罗马文化也不断地进行了革新和创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遵纪守法的观念，务求实效的精神。从而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与希腊文明一道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这样，该书把自己与一般的精神文明类著作分离开来，展示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三，评价实事求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需要对每一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要肯定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的进展，也要指出其毕竟仅仅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局限性所在。总体上看，该书对各个时期、各个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评价是中肯、到位的。对古代东方文明，该书一方面肯定其拓荒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专制制度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文学艺术往往也成为歌颂专制王权的工具。与此相关的则是王权神授观念的流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对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力的发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第11页）对于传统在学术界遭到否定的宗教，作者也给予了必要的注意，尤其是对犹太教及其经典《圣经》，作者充分肯定了它对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古代希腊，作者肯定了它的人本主义精神，认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第158页）对希腊人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作者显然倾慕不已。但同时也指出，能够享受这些成果的，毕竟只有公民。即使伟大如罗马，其对外扩张给被征服地区造成的灾难，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社会道德，也因为各种原因，在帝国时代不断败坏，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衰落。类似的例证，在书中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不过，作为一部富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该书也存在某些不足。首先，精神文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保证其实行。对于这样一些措施，该书似乎仅在希腊和罗马部分有所论述，而在有关古代东方的部分中，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