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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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法分析某一职业的形成也是经济社会学的拿手好戏。一般来讲，如果分析人士是一位威廉姆森式的经济学家，很可能会经典的将某种职业的形成看成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结果。但对美国精神病协会进行历史的追溯就会看到，在十九世纪，美国就存在经营精神病机构的人群。这些人群之间互有交往，这种交往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这一组织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精神病协会。这是典型的一种采取了组织形式的个人关系网络，然后，这种形式被渐渐锁定，并最终被锁定为一个职业。
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社会学教授的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花了两年时间专门访问了与此有关的十七位学者，并于1990年出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一书。该书是一本访谈录，访谈的十七位学者半数是经济学家，半数是社会学家。由于经济学是一门显学，所以这些受访人多数是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加里·贝克尔，乔治·阿克洛夫，阿玛蒂亚·森，肯尼思·阿罗和罗伯特·索洛。另外还有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出名的威廉姆森和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名的曼库尔·奥尔森。社会学是一门影响较小的学科，所以受访的社会学家不如经济学家那样为人所熟悉，但其中的多数学者也是自己领域中的佼佼者，如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社会学并建立了经济社会学的科尔曼，以及创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马克，格拉诺福特等人。这十七位人士虽然分属两个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不是只用自己领域中的分析工具分析专属于自己领域的课题。他们有的采用本领域的工具“侵入”了别人的领域，如贝克尔用理性分析工具于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领域；有的是在本领域“输入”了别人的工具，如阿克洛夫借用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于经济学领域的“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和科尔曼采用理性分析方法创立的经济社会学。总之，这是一次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是其中多数人都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并因此而得了奖（经济学家）。碰撞后面的故事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相信是每一个想要在自己领域中做出一番成绩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
（《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版，25．00元）
梅尔维尔笔下的以撒
■ 孙传钊
国内有的学者谈起引日约，创世记》的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时，举了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的例子（高峰枫：《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读书》2003年第3期），其实，欧美文学中更典型的直接受到这个故事影响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即 BILLY BUDD，该小说的题目其他非英语的译本都保持音译，译成“比利·巴德”，不知道为什么，中译本译者把它意译成《漂亮水手》（郝敏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
《漂亮水手》是梅尔维尔最后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在他死了33年后的1924年才被作为遗稿整理出来出版，引起各界的注目。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不仅在欧美的文学界，而且在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神学和心理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梅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也因此渐为世人瞩目。正如中文版的序所说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善与恶、人判与神判、个人与国家、激情与职责、法律条文与法律精神、单纯与阅历、内心与外貌、陆地与海洋的经典小说。文艺内容如此丰富，对《漂亮水手》的解释已成为学术讨论的源泉。”
《漂亮水手》的情节和人物都很简单。被暗喻为“以撒”的主人公是个21岁的水手——“拥有健康、青春和一颗自由的心的欢乐”的比利·巴德，从商船“人权号”被强行征募到军舰“不屈号”去当水兵，他那“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很快被包括舰长维尔在内的官兵们所喜欢。而相当于亚伯拉罕角色的舰长维尔，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单身汉”，“对下属的冷暖体贴人微，但对违犯纪律绝不宽恕”，虽然严格却又“从来没鲁莽过”。他喜欢读不落俗套的作家作品，比如，蒙田的哲学思想，以生活中的谦虚表现出具有“一种贵族的美德”，“在海军中，他以这样的广为人知——明亮如星的维尔”。总之他是个“卓然不群的人物”。他也从心底像慈父一样喜欢纯洁的比利。小说中的另一个象征着邪恶化身的人物是兵器教官克拉格特，与比利的天性的善良单纯相反，是一个因为天性邪恶的精神错乱而堕落的魔鬼。他“知道什么是善，却无力为善”。是造物主分配给他这么一个角色，以至出于嫉妒，“把仇恨正义化”，向舰长维尔诬告比利有参与叛乱的行为。维尔决不相信这种指控，为了爱护比利，他要把事情的影响最小化，他让比利和克拉格特在自己的房间里当面对质。当比利为自己辩解时因口吃的失语症表现出痛苦时，维尔还慈父般地安慰他，说：“不急，我的孩子，慢慢说，慢慢说。”可是，比利却突然一拳打在克拉格特的前额，兵器教官倒下了，再也不动了。
比利将诬陷他的克拉格特一拳打死了，维尔舰长就不能“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考虑道德因素”来仁慈地处理了，因为，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比利的行为“将是清楚的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他一改先前对比利的慈父般态度，要求军事法庭将他判处极刑。梅尔维尔这么描述维尔舰长的良心向国家理性的屈服，“像一个被责任逼迫着服从于更高的权利献出自己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做比利的父亲。这个严肃的效忠于军队职责的人融化了，融化到我们人类定型时就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始感情中去，最后他可能把比利拥抱在胸前，正如亚伯拉罕依照那个苛刻的指令决绝地把年轻的以撒奉献上去，在此际他可能抱住以撒那样。”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16卷第32章中将以撒暗喻为耶稣的那种对《圣经，旧约》解释，在《漂亮水手》中也有类似的笔墨如：比利在与克拉格特的诬陷当面对质时因为口吃的失语症，“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酷像是在遭受十字架上钉死的刑罚”；全体水兵集合在甲板上目睹比利·巴德被执行绞刑的时候，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出上帝也不能平息心头创痛的悲剧。“尽管他们不了解这一悲剧的真相，只想到这样的判刑可能从全海军的角度看是一个必须如此的惩罚，但是他们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比利是既不可能谋反，也不可能谋杀他人的”。所以，虽然比利·巴德被处死、海葬之后，他们依然“在与军纪和战争目的相配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决定基调的气氛中”，“以他们习惯了的整齐有序的方式，分散到各自不在炮位时所在的地点”。然而，在他们个人良心的认知中，比利被吊死的前桅楼的帆桁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
在确认了克拉格特被打死后的瞬间，维尔舰长也不由自主地指着地上的尸体叫道：“看哪！这是上天对亚拿尼亚的判决！”但是，沉思片刻后，他再次叫起来：“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可是这个天使一定要被绞死！”他得马上解决这件事情，法权是不需要讨论的绝对的理念，即使天使也要绞死。
亚伯拉罕在献出以撒之前始终保持沉默，对妻子，甚至当同行的儿子以撒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时，他还是神色不动，语带玄机。和霍桑的作品一样，梅尔维尔的清教徒、加尔文教派的信仰自由的传统使得作品兼有几分宗教神秘感。维尔舰长在判决后、执行死刑前去了关押比利的船舱，这一段的密室相会，维尔至死没有吐露过那次谈话的内容，犹如不可言说的秘密。亚伯拉罕的故事表现出信仰（对神的爱）与伦理（父爱）的冲突，结果是羊羔出现，儿子得救。国家理性与个人良心的冲突的结果要更加残酷，比利成了牺牲晶。其实，密室谈话，并未解除维尔舰长内心的苦恼，处死比利的内疚和良心的谴责一直隐藏在他心的深处。
也许德里达和梅尔维尔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受到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的关于亚伯拉罕研究的影响。（他也注意到了亚伯拉罕的“秘密”。当亚伯拉罕尊重神的命令做出决定时，既不告诉妻子萨拉、仆人爱赖亚萨尔，也未向儿子以撒本人作过任何暗示，只回答以撒：“神一定准备好了（小羊羔）”。实际上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德里达在解构正义与法权时也多次引证这个故事——神要求保持沉默和神秘，他不向任何人说出这个命令的秘密。德里达指出，这个“秘密”就是绝对性的责任条件。但是，假如以撒真的死了，亚伯拉罕又违背了伦理义务。德里达所谓“绝对性责任条件”，就是维尔强调的“因为我们是不能对那个法及其严厉负责任的。我们起誓要承担的责任是这样的：不管那个法会怎样无情地奏效，我们都必须坚持并执行它”。德里达在另一著作《给予死》中的下面一段话似乎是对维尔舰长的行为及其根据的一个阐释，即：
绝对义务要求一边承认、确认和再度肯定那里被作为牺牲之物行为本身就体现人类伦理和责任的立场，一边实际上又完全同时根据无责任的做法（背信或伪证）来行动的。总之，在义务的名义下，伦理必须被牺牲。这种义务根据的义务是不尊重伦理义务的义务。
人必须根据非伦理的方法、无责
任的方法、伦理责任之外的方法来行
动，那是在义务、无限制的义务的名义
下行动的。而且时常必须是在特殊的
名义下……是绝对的无制约的职责和
惟一的没有交涉余地的义务。
《漂亮水手》故事中所谓特殊的名义下的义务就是，在皇家海军陷入了随时可能爆发兵变和与法国海军遭遇的紧张状态下，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根据非伦理的方法、无责任的方法、伦理责任之外”的方法处死比利。而且，这种义务是“作为完全他者——神的名义发出的，却不提神的名字”。
德里达认为，没有正义的法权是盲目的，没有法权背景的正义是空虚的；法的普遍性、规则对正义来说也是必要的。他在《法律的力量》中还说：“正义的意志、欲望和要求不会有任何正当申诉的机会。当事情顺利进行时，当个别事物能够按照某一规则加以判断时，当可以通畅地运用某个正确的规则时，人们也许会去估计法权的得失。但是关于正义，决非如此……法权是计算的要素，存在是正当的；正义是计算不可能的东西，要思考计算可能的东西，何况，种种难题的体验似乎是无用的（improb…oble），但正义的体验不亚于难题的体验，因为正义或非正义的决定不是能靠规则来保证的瞬间的体验”。
梭罗的阅读和梭罗的生活
■ 潘小松
假如不是长途旅行归来后的不适应感觉在作祟，假如不是伤风感冒带来的慵懒，我恐怕不会在这样一个阳光充足的初冬的上午赖在床上阅读李文俊先生编的北美散文集《与荒诞结婚》（2000年1月百花文艺版“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的一种）。我是在太阳底下阅读徐迟译梭罗（1817…1862，美国随笔作家）的那篇《阅读》时接到约稿的电话的，其时心里面正酝酿着写点什么。关于梭罗以前读过点什么，也写过点什么，但是他的谈阅读的文字，却是第一次读。梭罗很赞成某诗人的说法：“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诗人说这种妙处得自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芳洌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梭罗则以为自己的小木屋比大学更宜于思想，更宜于严肃阅读。虽然要到湖畔造隐居的木屋，“同时有豆子要锄”，但整个夏天他还是间歇地读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他看来，能读希腊文荷马的学生“会将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近代印刷所的翻译文本把英雄史诗弄得怪异而稀罕，使“古代的英雄作家”寂寞无比。希腊文是值得少年花费光阴学习的，因为那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梭罗认为古典作品是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读好书意味着“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这是一种崇高的训练。“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人类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听的语言——“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儿不知不觉地学会”；另一种是阅读的语言，“是前一种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聚”。阅读语言是“父亲的舌音”，是经过洗练的表达方式。近代欧洲文字语言虽然粗浅，却“足够他们兴起他们的文艺了”。
梭罗是超验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论述阅读时都不忘“超验”：“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圣物中最珍贵者是文字，所以亚历山大行军时宝匣里要放一部荷马史诗。古代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书本是世界的珍宝，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书籍启发读者，“它们的作者……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在梭罗看来，作者对人类的影响比帝王还要大。商人们苦心经营，赢得了闲暇，有了财富后“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领域”，结果只发现自己不学无术，发现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于是望子成龙，“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家族的始祖的。”
古典作品在梭罗眼里“美丽得如同黎明一样”，他称古代作家的劳动为“英雄的文艺劳动”，其完整、永生与精美是后来的作家无法比拟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群众阅读伟大的作品在梭罗看来有如繁星之被群众观看，那“至多是星象学地、而不是天文学地被阅览”。阅读是一种崇高智力的锻炼；大部分人是浅尝辄止或干脆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