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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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锻炼；大部分人是浅尝辄止或干脆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才对。”
梭罗对大学教育冷嘲热讽，认为大学里的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里一些很好的书”，也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大家读报纸，读《灰姑娘》之类的“小读物”。“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思想，水平都很低，只配得上小人国和侏儒。”
据同时代人如爱默生的记述，梭罗相貌奇古，有着农民渔夫般的体魄，不喜交游，对工业文明及其制度采取非暴力抵制的态度，曾因不交税而入狱。此人有大量观察自然的日记传世。
梭罗1845年3月在瓦尔登湖畔建隐居住的小木屋的遗址还在。我曾于三个秋天大地落满红叶时来到这里凭吊。当年他向写《小妇人》的阿尔柯特借了把斧子自砍建材而成此屋，一共花了28．12，比哈佛学生宿舍年租还低。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然后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大米对梭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热爱东方圣人们的著作。
梭罗早就想过森林里的生活了。为了省钱，他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一年，把省下的钱买了希腊文书籍，付了去德国学习的费用。梭罗曾在友人的这间小木屋住过六个星期，所以他自己建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不明白周围的人为何觉得他此举怪异。有些人的话像是梭罗故意在寻找冻馁。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的两边都买了地，打算修消夏别墅的，他的别墅没建起来，倒是梭罗的心愿实现了。在这里陪他的有小鸟、红色的松鼠和知了，地窑里还有鼷鼠。野兔子有时也造访他。晚上他坐在门前，想象自己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他是尤利西斯式的游荡者，湖畔就是他的伊萨卡。
梭罗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生活费用是二十七美分，这些钱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每年工作几天就有得剩余了。为什么人们都要那么辛苦地生活，然后津津乐道自己所得呢？假如人人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哪里又会有焦虑呢？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实际上过的是比穷人还简朴的生活，古代东西方哲人的教诲都白费了？空间、空气、时间、几件工具、一个笔记本、一枝笔、一册荷马史诗，更有何求？太阳升起时在湖里洗个澡，然后像斯巴达人那样打扫庭院，然后再进行一番“心知浴”，读一读《吉檀加利》，这样瓦尔登湖的水和古印度恒河水就融合在脑子里了。整个白天属于自己，可以做任何野游。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他在松树间阳光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感觉自己像玉米—样在生长。梭罗看见的世界不是现实，而是它的潜能，这一点他堪称瑜珈师。他的现实是婆罗门的现实，他也蛮可以写《奥义书》。一时的利益何劳操心？放自己一个假去发现上帝。日落时分他跳上小舟划到湖心，在那里吹笛子。月亮钻到湖底，与森林的倒影相依伴。康科德的夜像天方夜谭一样奇异，在这夜里寻找天籁真是别有洞天。
诗人和批评家们总是抱怨美国本土没有古迹让人联想到往昔，梭罗却发现了印第安人打猎时留下的足迹和器物。冬天来临，大地冒着寒气，梭罗在雪地里行走几英里只是为了去同白桦树约会。冬天是他自己选择的季节，寒冷和孤独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看人们在湖上采冰，这些冰将被商船运往印度。暴风雪的日子里坐在炉火边是多么的写意；这样的夜晚是最好的读自然时刻。《康科德河和梅里美克河上一周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还有无数观察日记。
梭罗并不是性情上的隐士，他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也常去镇上的酒吧，也拿豆子去换米，也去修靴子，也去打听家人的消息。有时回木屋很晚，他就带了一袋麦子或印第安人吃的东西，在月亮下朝自己的港湾行进。梭罗不喜欢张家长李家短，他对人们津津乐道于此深恶痛绝。政府支持蓄奴制，他就反对政府……总之，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梭罗的生平著作和瓦尔登湖周边历史地理环境感兴趣的读者，我建议你们去读凡，韦克·布鲁克斯写的《新英格兰花季》。这本书我在秋天里的康科德和冬天里的新英格兰树林里读过，那是怎样一种享受哪！
在哈佛，周末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COOP书店。“复活节”前夕，哈佛广场上的人们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卖彩蛋，那些蛋像似石头做成的，上面有色泽鲜艳的图画。
在COOP里，我又见到那位老妇人，她是用小车式的拐杖走路的，她似乎把自己所有的精神追求都寄托在书上，每次来都读到快关门时才离去，看她那凝神的样子，我相信书和它们所带来的精神滋养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会伴着书香忘掉喧嚣的尘世，走向生命的尽头。我羡慕这种理想、宁静和充实的晚年时光。
坐在这位老妇人对面，我在读一本新书——《死亡的对话》，作者是玛格丽特，萨默维尔。这本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世界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也写出作者对于安乐死的一些独到的见地，我感觉序言写得非常好。以往的死亡对话都是在宗教的背景下进行的，但现代西方社会的安乐死伦理学又使这种对话有了新的可能。无疑地，死亡使我们面临恐惧和孤独，即便是有亲人在身边也是如此。许多主张安乐死的人并不相信人的生命有任何固有的、神秘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尤为相信当人的生命衰落时，它就是一种无价值的存在。玛格丽特引用了一位政治家说的话，“当你的生命被用尽，再也没有使用价值时，你应当尽可能地以最快、最经济的和最有效的方式埋单。”玛格丽特把这种看法称为关于“死亡的消费市场价值观”。显然，她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人的生命有其内在的价值和神秘性，如果把安乐死合法化，就有可能减少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揭示。死亡的对话与生命的对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
在玛格丽特看来，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我们缺少一种世俗的话语去充分地把握非物质性的、形而上学的现实性。传统上，我们利用宗教去说明那种复杂的、不可见的、不能衡量的构成人类幸福本质的现实性。其实，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话语说明人的精神，无论我们是否信教。她把人的精神定义为“与我们生活世界相关的，或者相联系的深切的直觉感受”，认为我们是比任何基因机器、比任何逻辑和理性存在物更为丰富的东西。实际上，人类正面临的一种全球性的挑战是——发现一种话语或词汇，它能够超越宗教、超越人种和跨越国界地把握生死的意义，以及人类精神的现实性。可以说，安乐死的讨论使人类有机会去发现这种共同的精神和话语。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的故事形式是比喻、对比和诗歌。我们通过理性、想象、直觉和认知来交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交流某种现实性，然而，某些知识的寻求只能通过建立一种人类希望相遇的、比喻的形而上学的空间，关于死亡的智慧便是这样的知识。
玛格丽特强调，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空间依赖于一种归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结果，当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们逝去时，我们很难找到和进入一种要求比喻的、充盈着诗韵的形而上学空间。面对死亡，我们比祖先更为可怜，因为我们更难以用泪水来满足悲欢离合的需要，满足聚集在一起分享失去的痛苦、分享记忆的欢乐、分享诗意的仪式和挽歌的需要。
毋庸置疑，死亡是最古老的、令人恐惧和好奇的哲学争论之一，它也是生命中最后的行为。玛格丽特对于死亡意义和方式的追问非常有意义。人生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必须完整、有头有尾，我们既需要把故事讲完，也需要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于这种恐惧的把握和超越。我想，人在死亡时之所以孤独和恐惧是因为体验到即将与这个世界、与亲人和我们所熟悉的一切诀别。当我骑车路过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时，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别看眼前人群簇拥着抢红灯，但当汽车撞倒你时，你会发现在马路中间的却只有你自己！人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正在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同伴，孤身一人。
或许，当人们面临死亡时，都恐惧自己并不具备一种找到与他人联系、形成一个共同体、以及体验超越的能力。一位澳大利亚土著长老曾说，当我们面对死亡时，必须寻到一个新梦，而且能够把握住它。我们必须体验属于一个超越我们自身局限性的、更为广袤的空间。把握希望的意义，把握与未来的联结，以及被爱和回报爱的意义。面对死亡、面对恐惧，我们的确需要像这位长老所期待的那样，有一种对于死亡意义的形而上学把握。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广袤的世界，意识到一种新的生命和生活即将到来时，或许恐惧感也会随之减少。
当然，这一空间在现世是不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形而上学的超越才显示出自己的意义。我想，也正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从对于死亡的恐惧中寻求到这种意义，玛格丽特才不那么赞成安乐死的选择。
期待中的译作
■ 止 庵
大约一年半前，我写过一篇《十年于兹》，略述外国小说翻译事。结末有段“赘语”，列举尚未译介的十种书，乃是：＇俄语＇尤里·奥列夏《嫉妒》、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红色车轮》；＇德语＇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法语＇若里—卡尔，于斯曼《逆流》、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缓期死亡》；＇西班牙语＇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我，至高无上者》；＇英语＇马尔科姆，劳里《在火山下》、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前不久有朋友从外地来，带给我一册新出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我想这倒有意思，虽然并无心邀功——该书面世，当然与我的文章无关。不过现在要谈翻译小说尚且有何遗漏，前此所列名单已经十去其一，实在令人快慰。
关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应该另写文章一谈，这里只说两点：一，德布林此书我虽然早已闻名，其确切地位却是从一则“本世纪最重要德语长篇小说名次排出”的消息得知。据说这排名表系由作家、评论家和日尔曼文学家各三十三名组成的评委会提出，位居前五名的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夫卡的《诉讼》、托马斯，曼的《魔山》、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格拉斯的《铁皮鼓》。另外四部我都读过译本，所以知道此书分量。现在“本世纪最重要德语长篇小说”的前五名，都已译介到中国来了。二，这回我得到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属于该社“世界文学普及本”，装帧未免简陋，似乎与其地位不甚相称。好像应该另外有个印得好一点儿的版本才是。
现在言归正传，且就名单上其余九种一说。其实就像《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此前未曾读过一样，对这些书我所知也非常有限。多半是看了文学史的有关记载；再就是读过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据此推测一番。譬如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已经翻译了《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一圈》（群众出版社，2000年）、《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82年）、和《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2000年），前三种都是小说。索尔仁尼琴对于历史、时代与人类命运都有深刻把握，又兼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叙事才能。对于他那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一六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组成的《红色车轮》，作为读者自然有所期待。作家自己也把这部历史小说称为“一生中追求完成的主要创作业绩”。附带说一句，时代文艺出版社早就预告出版此书，与《亨利·米勒全集》、《纳博科夫小说全集》同归“巨匠丛书”，但是迄今未见付梓，就连这里提到另外两套“全集”，其实也还没有出齐。
二十年前我看过马克·斯洛宁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其中对于奥列夏的《嫉妒》评价甚高。斯洛宁这书给我很大影响，纠正了此前关于苏联文学的认识；对于一向湮没实则成就卓著的一批作家，如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扎米亚京、普里什文、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等，自此才有所了解。我曾经依照书中所述，拟就一份待买书目；这些作品逐一翻译过来，我也陆续读到，知道作者真好眼力。惟独奥列夏的《嫉妒》尚且空缺，我相信斯洛宁所言不妄：“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几篇短篇小说和剧本同那些更走运、更出名的苏联作家所写的许多巨著比起来，他的作品在现代俄罗斯文学中却是更为出色更有持续价值。”所谓“一部长篇小说”，即指《嫉妒》。
托马斯·曼作品的中译本，已有《布登勃洛克一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魔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大骗子克鲁尔自白》（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绿蒂在魏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和《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他的大部头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和《浮士德博士》尚且未曾译介。后者通常与《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一并被看作托马斯，曼的代表作。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托马斯·曼是惟一有可能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后一次提名，正因为他写了《浮士德博士》。
讲到布洛赫，我不曾读过他任何一行文字；就像前面提及的奥列夏和将要提及的劳里一样。最早知道他，是因为卡内蒂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对四个人表示感谢，其中就有布洛赫。卡内蒂素为我所推祟；我相信布洛赫正是与他一并感谢的卡夫卡、穆齐尔同样伟大的作家。关于布洛赫最重要的作品《维吉尔之死》，托·柴特霍姆和彼得，昆内尔合著《世界文学史》有如下介绍：“故事并不复杂，垂死的作家回到祖国遇见了奥古斯都皇帝与他自己的前辈。可是对事件的叙述却是不同凡响的。足以吸引我们的是作者的情绪与思想，他的主观经验：对生，对爱，对恶与善，对反对艺术的权力，还有，这是最最重要的，对死亡的思考。”
据我所知，于斯曼的作品，至少五十年来一直没有译介。他与莫泊桑、左拉同为《梅塘之夜》作者，曾经一并归在“自然主义”之列。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在《一九OO年以来的法国小说》中说：“他随后在《逆流》中塑造了西方没落的虚构——神秘的——英雄，令人难忘的人物德埃森特。但是小说家在沿着‘左拉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时候转变了，打算创立一个‘惟灵论的自然主义’来照亮‘人间和未来’。”莫泊桑与左拉毕竟还是老派作家，对此后西方文学的演变未必真有贡献；而于斯曼则以自己的创作参与了这种演变。他更多属于二十世纪。
塞利纳的小说译为中文的，迄今只有《长夜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一九OO年以来的法国小说》说：“从这个时代起，我们要记住两部主要作品。”一部是《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