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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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除了研究贬谪的文化背景和贬谪的文学精神、文学特征之外，似乎贬谪者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应在考虑之列。正如诗人之不幸乃诗家之大幸一样，贬谪者之不幸乃贬谪地区之大幸。贬谪者大都是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精英，他们贬到文化落后的地区，总会将发达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落后之邦。如韩愈贬到潮州之后，兴办教育，进行文化启蒙，使得原本落后的潮州成为文化之邦。所以，我觉得在研究贬谪文化与文学时，应注意研究贬官对当地文化建设开发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以及当地文化的发展进程。
近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谢俊美教授的《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3．00元），发现书中错误，俯拾皆是，与朋友交流，亦均有同感。为此，斗胆求疵，撰成此文，就教于有关专家。不当之处，愿与商榷。
关子古文诗词
文史文史，史与文一向密不可分，治史学不能不懂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其中，了解、掌握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懂得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诚然，并不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诗词专家，但至少要有一点基础。但《常熟翁氏》的作者于此显然是门外汉。
试举几例：
第19页上有翁孺安的诗：
天涯何日是归期，暗地相思泪湿衣。
虽说秦楼今已近，谁教双风并时飞。
深院谁怜翠黛销，残更短梦最无聊。
偷弹红泪知闺思，何日秦楼弄玉箫。
稍有点诗词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两首七绝。因为从押韵看，从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不成对偶看，根本不合律诗的格式。
第21页上，题目中已点明是“四绝句”，但书中却合而为一，成了一首七古。
23页上翁孺安的《代婿怀美人》是五首七绝，也是一口气连贯起来成了一首诗。
69页上有翁心存写的两首诗，可以从韵脚“荷、多、和、波”和“连、缘、鲜、诠”所押韵的不同而看出是两首五言律诗，但文中却合并为十六句的一首。
84页上“他不由感慨万千，遂欣然命笔，写下了四首七言长诗”，这里其实是两首七律，这从诗中第三、四句颔联和五、六句颈联的对仗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却将其生生割裂为四。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352页上：
七年之后，她途经扬州再次赋诗，抒发对亡姊的怀念：
重来风景尚依然，回首繁华事可怜。
二十四桥春正好，绿杨如荠雨如烟。
记随阿姊泛归舟，云散遥空已七秋。
今夕倚弦成独望，梦魂还逐大江流。不论是从韵脚还是从对仗形式上看，都可以看出是两首七绝，书中却排成了一首诗（此诗中“荠”与“弦”疑应作“霁”和“舷”，原文如此）。353页上引用的《虞山》诗和《题夫子燃烛修书图》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356页上单士厘的四首七绝则变成了两首“七律”。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抄录。
如果说作者因为不谙古诗格律而造成律绝不分，那末，对词牌的乱标点则同样闹出了笑话。
356页上有两首《十六字令》，一为钱楞仙作，一为翁旋华作，书里是怎样标点的呢？不妨照录：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 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 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好家伙，一首十六字令，干脆一分为二，来个八字对八字，且中间不用任何标点符号。真叫人瞠目结舌。
其实，所谓十六字令者，是一首共十六个字的短令，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流萤
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微皱
处，新月露眉痕。
这样一点，不是意思明白意境又好吗？
标点错乱的还有20页上的《秋闺吟》和21页上《减字木兰花话·题日涉园》。
我们不苛求每个文史专家都谙熟诗词，都是诗词方面的专家，但作为历史学家，如果真的不懂古诗词格律，最好别任意乱点，不妨找几本讲诗词常识的工具书看看。
此外，可能是抄摘原始材料时粗心而出现的差错也有多处。如74页所引翁心存的诗“太息藩篱先自撤，弯孤畴敢射长鲸”，“筹运乏状猷，柔远纡庙算”，弯孤应是弯弧，状猷应是壮猷。只要想一想意思，就会发现其中之差错。
关于科举
何谓“致仕”？《辞海》上的解释为：“交还官职，即辞官”，古代的官员因为年龄或别的原因辞官不做了，把官职交还给皇帝，称“致仕”。也可以将“致仕”理解为官员退休。同理，“致政”即是交还所执掌的政权。因为致有交还、归还的意思。但《常熟翁氏》一书中是怎么理解的呢？不妨引证几处例子；
读书并不全是为了致仕，但由
“耕读而致仕”的也十分普遍。
许多富寨子弟乃至普通平民子
弟往往由耕读而致仕。（以上两句见第
9页）
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得一第而 致仕。（见第10、页）
这种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而致
仕，在苏常一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见第11页）
很明显，作者把“致仕”理解为做官。也许作者认为“致”有达到的意思，故“致仕”就是做官。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出在历史学家笔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科举方面另一处错误出现在第15页上：
1646年（顺治三年），翁长庸考中
举人，次年顺天会试，赐进士及第……
科举常识，进士通过殿试，选拔的头三名称为一甲一名、一甲二名、一甲三名，亦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这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称二甲，二甲的进士称“赐进士出身”；再下面是三甲，三甲的进士称“赐同进士出身”；翁长庸在二甲三十五名，不能称“赐进士及第”而应是“赐进士出身”。另外要指出的是，考举人的科举考试在各省举行，称“乡试”。清代，京城及外围县设顺天府，因是京畿重地，地位特殊，与省相同，相当于现在北京直辖市，所以顺天府也可举行乡试，但不能称“顺天会试”。只有全国的统考才能称为会试。
17页上：翁叔元……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参加顺天会试，殿试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是江苏昆山的徐乾学。
查《重修常昭合志·选举志》，翁叔元因为人了永平卫籍，所以可以参加顺夭乡试，在康熙十一年中了举人。而他参加全国会试是在康熙十五年，得中进士，殿试为一甲三名探花，但书中却把他提升为第二名榜眼。而第三名的徐乾学根本不与翁叔元同榜，早在康熙九年就是探花及第了。他在康熙十一年，亦即翁叔元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的那一年还任过顺天乡试的副考官。
关子书中涉及的常熟历史人物
对于一本专门研究某地方历史的著作，作者最重要的是对该地方的历史人物的了解，首先要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这一地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充分占有的素材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考证，理顺头绪，弄清关系。这是每个历史学家做学问的必然过程。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历史学家所写的文字一点瑕疵也找不出，每一条史料都绝对正确无误，经得起检验，但至少要做到事件有据可查，盲之有理。《常熟翁氏》的作者没有这样做。
第4页上：虞山画派中著名的画家有王晕、王原祁、吴历、杨晋（子鹤）、黄鼎（尊古）、马元驭（扶曦）等。
虞山画派指的是以王晕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后人所形成的画派。王原祁是太仓人，不是虞山画派中人，吴历也不屑虞山画派，前者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后者加上“四王”〃和恽南田又称为“清六家”。
第5页上：明清之交，则有邵辚（鄂庭）父子五人……名于吴中，有“五凤齐飞”之誉。
所谓“五凤齐飞”，明代监察御史章硅五个儿子仪、表、格、律、楷，其中章仪字来凤，章表字翔风，章格宇韶风，章律字鸣凤，加上章珪从子章度字虞凤，因都做过官，时人称为“五凤”。至于邵家的“五凤齐飞”，应指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和邵齐鳌，且时代不在明清之交而是在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第6页上：继后则有钱尊王（钱谦益后人）的“述古堂”……钱曾的“也是园”……
这里所说的钱尊王与钱曾是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钱曾，字遵王，他是钱谦益的后辈族侄孙而不是直系后人（在401页上第16条注释“钱遵王”，仍说他是钱谦益后人，所幸的是，这里“钱遵王”没有错写成“钱尊王”）。这一段涉及人物很多，也显得很乱，所写的人物、藏书楼差错比比皆是。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
第25页上：冯氏，字巳苍，号默庵，工诗，与弟冯班齐名。冯氏曾因营救瞿式耜而被捕下狱，后又被县令瞿士达所忌，典死狱中，其墓在虞山言；子墓前旁。
这里的“瞿士达”其实应叫“瞿四达”，“典死狱中”应是“曲死狱中”。前者姑且看作是笔误，后者很有可能是打印出错而来校出，但冯舒并未葬在虞山富子墓前旁却是事实。葬在虞山盲子墓前旁的是冯舒的弟弟冯班。这件事在常熟并不是历史秘闻，作者不知怎么会张冠李戴，把弟弟的葬身之地当成了哥哥的坟墓所在。
72页上的许建诰、邵渊跃应是许廷诰、邵渊耀，这一差错又在75页上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在常熟的县志中都有载，只要一查就明。而73页将常熟极有名的明代赵用贤、琦美父子的藏书楼脉望馆写成了博望馆，这在《常熟市志》中也记得明明白白。
156页上：杨希铨，宇研芬，进士出身，时官广东惠州知府。其子杨泗孙，宇濒石，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杨沂孙，宇豪叟，举人，官至安徽铜陵知县、凤阳知府，为晚清著名书法家。
不去说他在排列上先写弟再写兄的不合理，单说这个杨沂孙，到了187页上，就变成“字能春，晚号濠叟，道光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知县、凤阳知府。”同一个人，上称宇“豪叟”，后称号“濠叟”，究竟孰是？其实只要查一查县志即可知。《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杨沂孙，字咏春，希钰子。道光癸卯顺天举人，选知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擢知风阳府，旋以父忧归……以官凤阳，遂号濠观，晚更号濠叟……杨泗孙，宇钟鲁，号滨石，沂孙弟……”志书中写得很清楚，杨沂孙、杨泗孙是杨希钰的儿子，不是杨希铨的儿子而是其侄子。不仅辈分搞错了，而且兄弟俩的字、号，也都给弄错了。
第188页上：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铄还与常昭地区的书法家发生交往。钱泳之外，他还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
这里是作者随意臆测。钱泳生于1759年，卒于1844年，不是常熟人而是金匮（无锡）人，后来才寓居常熟翁家庄。所以，《重修常昭合志》的人物志将他列入“游寓”中。翁心存主讲游文书院是1846年（见本书456页附表），其时，赵烈文还没有到常熟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买下吴氏的“水园”并将其改为“赵园”，翁同稣怎么可能“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呢？而此时的钱泳早巳死了两年了，翁同稣如何会与他交往？这不是笑话吗？
对地方历史不了解而匆促成书也造成了书中的差错。
第334页上：翁同铄“为了找到明初张洪所修常熟县志《桑志》、《榆志｝，曾托汪鸣銮向苏州有关私人藏书家查找借抄。”
这里大错。张洪是明初常熟人，确曾修过一部县志名《常熟新志》，但此志在明代即早佚，未见传世。至于《桑志》、《榆志》，只听说过在明中叶有桑瑜修过县志，世称《桑志》，而从未听见过有什么《榆志》。不知作者为何任意乱写，杜撰出不存在的旧志。这几部志书，在《常熟市志》附录中写得很明白，作者应该看到的。
第372页上：会馆敦睦堂内悬挂着翁心存的大学士匾颧、翁同铄与他“状元及第”的匾额。他的这块“状元及第”匾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内。
这块匾的照片就印在本书的插页中，但一看，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是“状元第”三
新乡土中国研究随笔（之四）
■ 仝志辉
用水协会的尴尬
贺雪峰打电话说，刚刚结束的调查提到现在农地灌溉不再由村集体组织，而是由村民用水协会去向泵站买水。我正在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村民用水协会不正是吗？但是，贺雪峰说，用水协会没用。
他讲了一个例子：一个村民小组，只要每户村民交10元，就可以全用上水。但如果有几户村民不愿交钱，其他的农户就也不交，因为水一旦放过来，没交钱的就会白白受益。虽然即使有一半村民不交钱，其他人也只需多交10元，但还是没一户交钱。代价是；每户村民承担减产的损失一百多元。
这一行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的非理性，原因在于村民们独特的公正观。他们认为让别人白白占便宜是不行的，即使自己因此获益，甚至和吃亏相抵后仍然获益也不行。决定村民行为的是他与村庄里其他村民之间的比较。
这一公正观，既有在物质匮乏状态下形成的“不患寡而换不均”的传统观念，也融合了市场经济下的盈亏计算。在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地方，如果没有获取收入的渠道或外部的资源输入，农户的经济社会地位就是社区内的相对地位。在资源总量既定或单个农户收入上限既定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比较就是自己和身边的人谁多谁少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会考虑将来的变化，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比较也不会考虑村庄之外的评价，因为他们整天打交道的还是村里人。他们知道，在一个村子里，一旦在一件事上示弱，别人可能就会在其他事情上拿捏自己。人人都想做不能轻易被人算计的聪明人。所以，谁愿意做替别人交钱买水的傻瓜呢？
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也表现在农民的用水难题里。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