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六卷全)毛泽东选集(1-5卷)-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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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⑹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⑿，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⒀，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⒁，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⒂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⒃。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