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六卷全)毛泽东选集(1-5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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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