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作者:[德]库尔特·考夫卡黎炜译-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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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要比鲁宾逊（Robinson，p．7）介绍的定义意味着某种更加特定的东西，该定义认为，联想意指“在个体经验的历程中，心理活动和状态之间建立起功能关系”，联想是指一种功能关系，它由接近性产生，而且不受项的特性的支配。我们可以用“sachfremd”这个德文词来表示，意思是外部的、偶然的和意外的。
但是，对联想主义来说，还有另一方面。在把联想视作再现的原因时，人们把它作为一种力量，作为一种启动一个新过程的力量。A和B已经联系起来，这一事实不仅使得当A恢复原状时B有可能出现，而且甚至使它有这种必要性，如果当时没有其他力量起作用的话。然而，由于联想无时不在运作，因此AB的联想只是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一个组成成分而已，它的附加产物将会对结果起决定作用。
联想主义和符茨堡学派
就在这里，第一个反对联想主义的观点出现了。这种结果居然如此经常地存在于观念和思维的有序的和有目的的序列方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尽管不可能预测在特定时间运作着的个别联想的强度和数目，但是，在许多例子中去预测这些结果还是有可能的，例如，预测思路将采取的实际路线。让我们回顾一下第十一章报道过的（见边码p．509）学习一种新关系的实验。我们怎样才能预示，当一个人被要求去说出反义词的名称时，他对“好”这个词的答案是“坏”，而不是把“好”的反义词说成是“男人”或“男孩”，或者说成“是”，或者说成“较好”，或者说成“希望”，尽管我们对这些不同联想的相对力量没有哪怕是最模糊的观念。由于奥斯瓦尔德·屈尔佩（OswaldKulpe）对这一困难的清楚认识，导致了符茨堡学派（Wurzburgschool）的研究。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早在30年前就开始动摇了心理学的世界，并摧毁了许多个人的忠诚。遗憾的是，这个学派针对这一困难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联想主义的不足与它的积极贡献一起被埋葬了。符茨堡学派发现它处于与格雷兹学派（Graz
school）同样的困境中，并且分享着它的命运；心理学家对两者均不感激。格雷兹学派遵循冯·厄棱费尔（Von Ehrenfels）的思想，发现没有一种感觉理论可以解释形状，从而把冯·厄棱费尔的思想加到感觉的概念上去，使之不被触动。这种感觉概念是一种高级心理功能的“生产”（production）概念，生产出“格式塔性质”（“Gestaltqualitat”）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生产的概念”，“超感觉根源的概念”。与此相似的是，符茨堡学派也发现联想的概念不足以解释我们思维的有序性质和目的性质，于是对它作了补充，而不是对它进行修改。符茨堡学派补充了一种新力量的概念，也就是“决定倾向”（determining
tendency），它是根据其效应来界定的，正如格雷兹学派界定生产过程一样。两种概念都被用来解释强加于材料之上的顺序，因为材料本身缺乏顺序；在每一情形里，新力量的出现如同紧要关头扭转局面的人物，把一种深奥的二元论引入心理学，这种二元论介于机械的心理力量和有序的心理力量之间。总之，两种解决办法都是生机论的（vitalistic），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无法接受这两种解决办法。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倾向的引入使联想主义图式得以保持。作为结果的力量原理（仅仅通过代数加法而得到的最强力量），在该系统中被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直到塞尔兹（Selz）认识到它的不适当性为止。决定性倾向仅仅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而进入这一图式之中，它在根源上是非联想的，而且被加到多样化的联想力量上去，强化了那些在其方向上起引导作用的联结。当阿赫（Ach）构想出这样一种概念，使联想和决定力量发生冲突，从而用前者的强度测出后者的强度时（他认为是可以测量的），决定性倾向与一般原理一致起来了。如果“好伙伴”这个组合词是十分强烈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一个人被要求对“刺激词”——“好”作反义回答时，这个人就会用“伙伴”这个词作为对“好”这个词的反义词，而不是说出“坏”这个词。阿赫并没有用这些有意义材料开展研究，而是用无意义音节进行研究；他从事了许多实验，并声称实验结果都是支持他的观点的。我们准备在后面对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会提出一种积极的理论。它们之所以在这里被提及，主要是为了表明符茨堡原理的本质：联想力量的守恒，联想和决定结合的特性。
机械学习的理论
经过这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以后，我们熟悉了在一切心理学理论中最古老和最神圣的理论，现在，让我们系统地接近我们的问题。联想原理被期望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在我们的系统程序中，我们必须从一种确定的情形出发；由于机械学习在联想主义者的实验中已经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将把它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机械学习的结果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在我们想要再现的时候再现，也就是背诵记住的材料；当某人开始讲叙一段材料时，我们也可以按顺序接着讲下去。有一种测验，即在一系列无意义音节的情形里采用配对的形式。在这种测验中，当系列的一个成分向学习者复述时，他必须再现另一个成分。当然，机械学习还有其他作用，包括我们再认材料，我们准备在阐释再认问题时进行讨论，此外，还有许多东西我们应予忽略，因为它们并不直接涉及联想问题，正如我们的材料所表明的那样。
事实和联想理论之间的不一致
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学习了一个系列，该系列由12个无意义音节组成，后来，他又重新遇到这12个无意义音节中的一个，结果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接照联想理论，这个音节应当立即再现出在它之后或在它之前的那个音节，除非其他的联想此刻更为强烈。这些其他的联想将必须来源于与该音节同时遭遇的其他材料，因为音节所形成的最强联想把它与其他两个音节中的任何一个联结起来了。如果其他材料被移去的话（只要这是可能的），上述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接着发生。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勒温所从事的特定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1922年，Ⅰ，PP。227f．）。通过300次重复而学会的音节，如果用配对联想的方法进行测试的话，就会产生正确的反应，并且具有较短的反应时间，而如果在“中性指令”（neutral
instruction）下呈现的话，便使人无法想起任何东西（这里的所谓“中性指令”是指，被试读出展示仪器中呈现的音节，但在再现上忍住不作任何积极的尝试）。这一结果并非像通常阐述的那样是由联想律派生出来的。按照我们的理论，它具有两种含意。由于再现随后的音节（或者再现任何其他学得的章节）意味着，习得系列的痕迹系统已经与新见到的音节发生交流，从而形成了这种知觉过程得以发生的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未能再现的话，可能表明没有发生过这种交流，或者即使与该过程进行过交流，痕迹场也不能产生叫出另外一个音节或者想起另外一个音节的过程。这样一来，再现的事实立即产生了新过程与旧痕迹或痕迹系统进行交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与旧经验的交流，那么就不可能与新过程联系，这一点虽已由霍夫丁（Hoffding，1889－1890年）清楚地觉察到，但是实际上从那时以来已被人们所遗忘，直到苛勒在其论文中又重新提到这一论点为止。苛勒的论文在1932年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代表大会上宣读。
对这一事实的两种可能的解释
如果勒温的实验结果能被解释为新过程未能与旧痕迹交流的话，那么，该结果将意味着（至少在无意义音节的情况下）一种明确的自我态度：当被试接受指令去叫出下一个音节的名称时，他们可能十分容易地做到这一点，而当被试没有任何意愿或态度去进行再现时，这个音节便不会显现。当然，这一结论有赖于我们解释的真实性。幸运的是，勒温对其实验的描述包含了一些额外的证据，这些证据至少使这种描述似乎有理。再现并不是痕迹系统对与之进行交流的过程产生的唯一影响：还有更为主要的再认作用，不论这种再认作用的动力学是什么东西，它是这种交流的前提。因此，如果音节已被再认，却没有导致任何再现，那么，我们的解释便将是错误的；然而，另一方面，由不能再现相伴随的再认的缺乏，就会大大增加它的概率。实际上，在勒温的实验中，第二种选择得以实现；不具有再现效应的那些音节也未能被再认出来。看来，作出这样的假设是可靠的，即它们也没有与旧痕迹进行交流。我们关于自我态度对这种交流的影响的结论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上面列举的两种选择中的第二种选择被排除了，也就是说，痕迹尽管与当前的过程处于交流状态，却并不导致再现。如果用我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勒温的实验结果并未谈到痕迹系统对一个与之进行交流的过程所施加的影响。如果没有像自我态度这样的特殊力量参与的话，它能否仅仅通过交流来实施再现？早在1909年，当我在符茨堡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我从事了几项实验，它们对这一问题作了某种程度的说明（1912年）。在实际地使用同样的指令方面，这些实验与勒温的实验很相似；两者的区别在于，我的实验对旧型的联想实验作了修改，而不是对配对联想的记忆实验进行修改。我向被试读出一个单词，要求他们倾听，消极地等待可能进入他们意识中的任何东西。我的实验结果与勒温的实验结果完全相符。消极的态度已被证明是十分不稳定的，容易迅速地被一种被试通常不知道的积极态度所取代。但是，在这样一种态度得到发展以前，我的被试与勒温的被试一样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的心中一片空白，消极等待的体验显然是痛苦的。在所有各个方面，两组实验是相符的。但是，从动力学上讲，两者之间具有这样的差别：为我的被试出示的一些词是被我的被试所理解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实与旧的痕迹系统进行了交流。因此，在我的实验中，如果不能再现的话，就不能用缺乏交流来解释。这里，存在着一个痕迹场，而单凭它的影响还不足以发动一个再现过程。一俟“潜伏的态度”（Iatent
attitudes）发展起来以后，各种再现就很容易发生了。因此，第二种选择可以成为非常实际的选择。可见，存在着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与一个过程进行交流的痕迹场，从再现的意义上说，无法影响这个过程。
我从我早期实验中推论出不少东西。至少对我来说，痕迹场若要具有效应，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那种认为痕迹场在毫无条件的情况下也能产生效应的说法是不成熟的。
再现中痕迹的作用
在我们对前面讨论中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探究以前（这两个问题是，一个过程与一个痕迹进行交流的原因，特定的态度在再现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将探究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上述运动技能中讨论的问题颇为一致：在那些再现发生的例子中，痕迹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听到“to
be or”，我们接着答道“not tobe”；我们想朗诵一首我们学过的诗，我们朗诵了；我们从先前习得的系列中为自己呈示一个音节，并叫出跟在它后面的音节的名称。对此，我们作了正确的回答。在后两个例子中，我们的意图无疑是在各个过程的原因之间，也就是在朗诵诗和叫出音节名称这两个过程的原因之间；在第一个例子中，要确定一种类似态度的存在并非易事。不过，在所有上述三个例子中，如果没有来自先前痕迹的痕迹，当前的操作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事实而接受下来，也就是说，这些痕迹处在与过程的交流之中，我们还承认，这些过程被外于痕迹的原因（如意图、态度等）启动起来。即便这样，痕迹对过程仍具有十分明确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属于哪种类型呢？我们能否从边码p．554上系统阐述的一般定律中推论出这一点呢，也就是说，一个痕迹将以这样一种方式对过程产生影响，即由过程对痕迹所施加的反作用影响将不会消失，而且有可能增加痕迹的稳定性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把痕迹视作组织的产物，而不是像联想主义心理学习惯上所做的那样，把痕迹视作一些分离的项目，由某种联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把痕迹视作组织过程的组织产物，这是在前两章已经说明了的；因此，不必为解释再现而引入任何新的假设了。
机械学习是一种组织过程
现在，我们把这一原则应用于目前的例子中：一个系列的无意义音节在何种意义上被组织呢？我们从前述的历史介绍中看到，这种材料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似乎符合联想主义的假设：这是一些没有联结的项目。如果用成绩来判断的话，学习这种材料似乎是对这些假设的良好证明。但是，这样一种原始的成绩并未为我们提供使成绩成为可能的这些过程的知识。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充分强调了这一点。实验程序的变化反而产生充分的证据：导致学习无意义系列的操作是一个组织过程。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韵律的话，要想学习十个无意义音节是不可能的；通常，这些无意义音节是以杨抑格韵律（trochaic
rhythm）来记住的，所以它们便可组织成五个对子，这些对子形成整个系列的实际部分，正如一个对子的每个音节是它的实际部分一样。对子的形成是实际组织的一个事实，仅仅按照联想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这一事实的纯联想主义解释将会这样去解释对子的形成：一个对于的成员的相互联系要比对子的其中一个成员与它的其他邻居的联系更加密切；也就是说，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之间的联系（都处在朝前的方向）要比一个偶数和一个奇数之间的联系更为有力。例如，在ah／cd／ef／这样的系列中，c与d的联系比c与b的联系更加强烈，或者比d与e的联系更加强烈。关于对子特征的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这已为威塔塞克（Witasek）精心设计的实验所证明＇威塔塞克去世以后，奥古斯特·费希尔（Auguste
Fischer）将该研究公开发表＇。这里，我们仅报道众多实验中的其中一个实验。
威塔塞克的实验
一天，让被试学习四组系列，每个系列包含十个无意义音节，用符号表示如下：
这里，罗马数字是指系列的编号，阿拉伯数字是指系列内部的音节。当被试能够以7秒钟一个系列的速度来朗诵这些系列时，学习就算完成了。一小时以后，他们又学习了下列三种测试系列：
也就是说：在上面ABC三组新的系列中，每一组里有8个音节是前面系列里学过的，而每一组里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