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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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大师和史诗

　　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更有价值的收获，是几位大师的史诗型巨著的涌现。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作为苏联文学、乃至苏联精神、文化世界的领袖，从事着大量的社会工作。与此同时，这位文学大师也没有中止文学写作。他在1923年完成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二十—三十年代，他写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回忆录性质的特写《列夫·托尔斯泰》和《列宁》、政论性质的特写《苏联游记》、《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人》等剧本、大量的文学论文等等。在高尔基革命后的创作中、甚至可以说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四卷本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部最终未能写完的作品，却被批评家们视为高尔基一生创作生涯的总结。这部小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经历，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俄国社会生活史，既表现了主人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精神蜕化过程”，又展示了俄国社会中革命运动不断嬗变的历史进程。萨姆金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自幼就自觉与众不同，内心中潜伏着强烈的领袖欲。在历次革命中，他时而表现得随波逐流，时而也接近革命，但由于他缺乏真正的理想追求，固守自我而不去适应历史进程，在关键时刻便落伍了，甚至对革命抱敌视态度。小说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人格退化的原因，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表现是虚伪的。这样的主旨也许并不高明、新颖，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深邃的哲学思辩能力、对历史过程客观的概括能力、高超的巨著构建能力和文学驾驭能力却向读者表明，高尔基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引人注目的是，高尔基在这部史诗中以一个所谓的“反面人物”做中心主人公，这也是一个创举。高尔基在写作这部小说时说过：“我在写一部‘告别的’东西，一种描写我国四十年生活的纪事小说。”在这里，“告别”的含义，也许是说作者在写自己的压卷之作或传世之作，也许是说作者在为一种正在“告别”的东西作传记。成功地为一个逝世的阶级、一种逝世的生活作了文学上的“纪事”，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藉此获得了成功，获得了一种史诗意义。

　　《苦难的历程》表现的是另一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1941年，阿·托尔斯泰终于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阴暗的早晨》。作者同样以二十世纪初风云变幼的俄国历史为背景，将两姐妹、两连襟的生活态度的转变作为线索，从不问世事地沉醉于恋爱和家庭，到最终方式不同地投入生活的激流，他们的转变，是整整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性转变的缩影。在这三部中，主要人物还是达莎和卡嘉、捷列金和罗欣，但对人民的描写已明显增多，作者已注重在与人民的相互关系中刻画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一部与第三部的写作时间相距近二十年，为了统一主旨上的某种东西，作者在1928年对侨居国外时写作的《两姐妹》作了重大的修改。

　　在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是比较奇特的。这部写作于1929—1940年间的长篇小说，在当时未能出版，直到七十年代才面世，但其作者在三十年代就已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大师”。布尔加科夫（1891—1940）首先是一个戏剧大师，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二十年代，他的《士尔宾一家的命运》和《逃亡》等剧作，因其对白军较为真实的表现，而遭到官方和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艺术家的尖锐批评，但他的戏却极受人欢迎。布尔加科夫在写作剧本时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忠诚态度、富有幻想的情节和怪诞的形象、一种面对现实而有的无可奈何的情结、细腻到让人读之便心颤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刻画，等等，在他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奇书，一部怪书。小说中的两个主角，一是“大师”，一为魔王沃兰德。魔王沃兰德来到二十、三十年代的莫斯科，用各种魔法捉弄莫斯科人，在他施法的过程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尔虞我诈、贪婪自私等阴暗心理得到充分的暴露和嘲讽，人们看到的是一幅阴暗的人间都市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一位被称为“大师”的作家，在恋爱，在写作，当他写完了一部关于本多·彼拉多（即《圣经》中所载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的小说，结果被指责为宣扬宗教，为耶稣翻案，大师将作品付之一炬，不久大师又被关进了疯人院。将这两个人物、两个线索联接起来的，是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为了拯救热爱的大师，玛格丽特去参加了魔王沃兰德兴办的一个舞会。魔王为了让有情人成眷属，施魔法从疯人院中释放出大师，又让大师与玛格丽特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腾空而起，永远地飞离了这座生活沉重的城市。小说中还套着一个小说，即大师的创作：犹大出卖了耶稣后，彼拉多本不想判耶稣死刑，但因为耶稣宣扬人道，反对专制，被拉多不得不杀他，事后又终生悔恨。在小说的“大师”的形象中，人们不难看到多才多艺、却郁郁不得志的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说将现实生活和宗教故事、怪诞的想象和严肃的思考、抒情描写和讽刺文字等因素综合一体，形成一个丰富多采的画卷，使这部篇幅不长（三十余万字）的小说同样成了一部关于二十、三十年代莫斯科社会生活的史诗。

　　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也完成在三十年代末。这部作家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创作出的四部八卷长篇小说，是一部顿河地区哥萨克生活的壮丽画卷。从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和第一次大战，到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顿河哥萨克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作为一个因勇敢尚武而历来被用作官方机器、而内心又酷爱自由并充满正义感的特殊阶层，哥萨克的命运在历史的动荡中就更具戏剧性。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个中家哥萨克家庭中的小儿子，他热爱自由、忠于爱情，既勇敢又富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优秀的哥萨克青年，却犹如一块石子，被夹进两种势力的巨大齿轮中，碾出一个悲剧性的人生。他曾在沙皇的军队中勇敢作战，但不久就感觉到战争的无谓。十月革命后，他曾一度加入红军，但当他目睹红军中个别指挥员残酷屠杀俘虏的场面后，又易帜到白军一边；白军的作为同样让他厌恶，他便弃枪回了家。布尔什维克在哥萨克地区实施的过火政策，逼出了哥萨克的暴动，格利高里又成了暴动的头目之一。之后，他又一次在红军、白军之间游离，从一个营垒转向另一个营垒。直到小说的结尾，身体和精神、感情均已疲惫不堪的葛利高里，终于又一次独自返回故乡鞑靼村，他将心爱的武器抛进已开始解冻的顿河，决心以更消极的（或许正是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顿河哥萨克社会不可抗拒的变迁。葛利高里的命运，是顿河哥萨克人命运的典型体现。与此同时，肖洛霍夫还塑造了众多的哥萨克人形象，广泛地反映了哥萨克人的习俗和气质，描绘了顿河地区如画的风景以及哥萨克人野性而又真挚的爱情。这部小说在完成后的次年即获得了当时的斯大林奖。1965年，这部小说的作者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安德期·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称：“毫无疑问，仅凭《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肖洛霍夫获得这一奖赏就当之无愧”，因为，“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表现出了艺术的力量和正直”。

　　《静静有顿河》及其作者得到了极高的文学奖赏，但它和他也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早在小说的前二部发表时，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小说作者的“立场问题”，就曾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作者对主人公过于偏爱，对哥萨克走向革命之过程的描写过于客观，甚至说肖洛霍夫的同情心在哥萨克富农一边。关于《静静的顿河》的又一著名争论，就是其作者权问题。肖洛霍夫在推出《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时，还不满三十岁，如此辉煌早现的文学天赋，让人吃惊，也让人有些迷惑，于是，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问题便有了种种猜疑，有一种“说法”流传最广，说肖洛霍夫是从一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伟大作家？）身上搜走了《静静的顿河》的手稿。长期以来，关于这一“说法”的争论时起时伏，余波不息，形成一个难解的谜。不过，据绝大多数批评家、文学史家的意见，《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应是肖洛霍夫无疑。最近，挪威的一位教授克耶特萨及其助手运用计算机对《静静的顿河》和其他相关的作品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细致的文体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对肖洛霍夫有利的。

　　第五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概念出现在三十年代，由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创作原则、方法，在1934年的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立、通过，并被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这一概念的定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载。”

　　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含义，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提倡艺术形式方面的多种可能性。这一原则，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加工、改造的结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三十年代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力图将文艺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教育、改造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文学如何来完成这一重托，当局和文艺界人士都在思考。三十年代，随着苏联社会的走向一统，文学也在趋向一统，这一庞大的文学必须有一个起统领作用的方法和原则。全新的文学的出现，也相应地呼唤一个全新的创作方法。于是，关于新的创作方法的讨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全面展开，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而有了关于新方法的众多的新名称，诸如“新现实主义”（勃柳索夫）、“倾向性的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宏伟的现实主义”（陈·托尔斯泰）、“社会现实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浪漫的现实主义”（“拉普”），此外还有“革命的”、“革新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的”、“英雄主义的”、“辩证的”、“双体的”等修饰性字眼。后来被高尔基等人选中、并得到斯大林首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2年5月的《文学报》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但它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所包涵的创作原则，在此之前的无产阶级文字创作中、尤其是在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创作中，即已被确立。早在二十世纪之初，高尔基在致契诃夫的一封信中，就言“现实主义已经过时”，需要新的人物，需要高于生活的“第二自然”。在1906年创作的《母亲》中，高尔基对新的现实主义方法进行了创作上的尝试。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首次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描写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塑造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正面形象。正因为《母亲》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　（高尔基语），所以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奠基之作。。

　　之后，自三十年代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俄罗斯作家自觉的奉行，运用这一方法也确实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功之作。但是，随着创作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和不断地多样化，这一方法也引起过多次争论，几乎每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都要对它的定义作一次修改。其中较大的、较有成效的两次大讨论分别出现在“解冻时期”和七十年代初。五十一六十年代，随着社会上政治生活的松动，一部分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开提出批评，认为它是“僵死的教条”、束缚作家创作个性的“公式”，另一部人则挺身捍卫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有人中和，提出了还应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并认为在苏联文学中一直并存着两个主流，一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为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学”。通过这次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至尊地位似乎受到了冲击，创作方法上的多元化局面开始出现。七十年代初，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1913—1990）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理论，主张赋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更大的思想内涵和更为丰富的美学可能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开放的美学体系”，“对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而言是无止境的，对题材的选择也是没有限制的”，它既可以汲取古典文学的一切遗产，又可以借鉴一切现代艺术流派有益的经验，它既可以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也应当实行“广泛真实性”的原则，以浪漫、假定的、幻想的、象征的、怪诞的等形式表现生活。这一理论增大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可能性，使它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因而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将某一创作方法尊奉为唯一的、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未必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往往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如苏联文学中出现过的“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倾向，就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单一的原则，也容易导致文学生活的简单化，制约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自由。但是也要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创作方法，毕竟有其开创性的意义，毕竟有其特定的历史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在俄罗斯、在全苏联取得了相当大的创作成果，而且还将影响辐射向半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均同样被奉为指导性的美学原则。在我国文学界先后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

　　第四章　卫国战争和文学

　　第一节　概说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的军队攻进了苏联，俄罗斯历史上又一次残酷而又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从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开始，像战士端起自己的枪，俄罗斯的作家和诗人们也纷纷拿起自己的武器——笔。他们向人民发出保卫祖国的呼吁，控诉敌人的罪行，还有许多作家亲自奔赴前线，或直接参战，或做随军记者，盖达尔等百余名苏联作家捐躯沙场。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5月8日，俄罗斯文学家们一直与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文学所起到的强大作用，与反法西斯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