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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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人的占田累计起来，就会画出一条急骤上升的曲线（图8）。这条曲线还不包括万亩以下但为数更多的官僚地主在内。到1628年，这八十八个达官贵人占地累加数已达到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四项，和明初全国耕地八百五十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二点六，和万历年间耕地面积七百零一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三。八十八个人占地达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三。这充分表明了明朝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
除官僚地主外，还有大量为政府办事的吏员，他们的人数是官僚人数的十数倍左右。这么大量的封建官僚爪牙，他们在本乡政府机构中服务，其中很多人成为地方豪强。中唐时，吏员已达三十五万人。而宋代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役人达五十三万六千余人。这数十万吏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形势户，但其上层是形势户，他们凭借着官府的力量对百姓敲榨勒索，无恶不作。唐代自穆家以至武宗以后，形势户在地方已成为一股相当嚣张的恶势力。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所发的一道诏书可以看出，当时形势户竟敢以坏地调换国家配给官员的职田，而政府亦长期不明真相，还强迫原来耕种职田的佃客纳税。形势户连官员职田都敢于变相地兼并，对农民的土地就更是明目张胆地强占了。五代十国的史籍中称形势户为“有力户”。他们“私事寄禁”囚犯，无视国法，还敢于不向封建国家交纳两税。在吏强官弱的宋代，形势户更是肆无忌惮地作恶。南宋房州房陵人李政在农村当保正，为人顽滑健讼，侵田占地，夺人牛马，连官府也管治不了他。《来会要》中还记载着，有不少百姓因为逃避寇盗而离乡背井，回家后“形势户侵夺地界，不许耕凿” 。根据《宋史》卷173《食贷志》可算出，形势户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此外，宦官攫取土地也是穷凶极恶的。明代皇室有大量皇庄。宦官在为皇室经管皇庄的同时，也向皇帝讨赏，趁机侵占大量民田。刘瑾弄权时，他手下一个叫谷大用的太监就强占民田达万顷之多。宪宗时（148O年）还出过这么一回事：一个管皇太子庄田的太监占了大量民田，引起老百姓向朝廷告状。户都一个员外郎前往调查，这个太监就对他说：如果你能把这些民田断给我们，我们保证让你升官！
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汇合，互相促进，恶性发展。这污秽的浊流很快就冲刷掉封建大国的繁荣的外壳，使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出来。最后，不仅广大农民破产，无法生存，就是小地主、一般下层上大夫也处于朝不保夕、穷困潦倒的境地。明代的皇庄占地相当多，末期更是惊人。如在成都周围的十一个州县，王府占去了百分之七十的田地，军屯又占百分之二十，民间（包括农民及小地主）占田不过百分之十。农民的构成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初期自耕农、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左右，到末期仅占不到百分之十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就这样，依靠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力量组织起来的封建大国，又被这种结构调节力量所异化出来的无组织力量瓦解，整个社会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3。10 王朝威信（天命）的丧失
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表现为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意义。王朝初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较适应的。但是，由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发展，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指导管理国家的作用。朝廷上下道德败坏，仕途也失去了保证一体化结构的作用，成为一桩买卖交易。这时候，便出现思想混乱、纲纪崩环、小人麇集官场、理想主义者的儒生退避林泉、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于是王朝威信丧失，人们开始把种种自然灾变着作是旧王朝天命丧失的征兆。这样的意识形态占了上风以后，就充分显示这个王朝面临崩溃的危险了。
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我们知道，一旦封建王朝不仅把土地作为商品，而且把它爵禄位、功名也统统作为商品时，理想主义者的儒生希望通过读书作官报效国家的梦想便破产了。中国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到王朝财政困难的时候，如东汉末年，刘宏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的价格表：禄位为二千石的卖二千万文；四百石的卖四百万文：“公”卖一千万文……。曹嵩就是花了一万万文买了个太尉。崔烈贿通灵帝的媬姆半价买得司徒。直到清代，卖官鬻爵一直是封建统治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康熙平三藩之乱时，就大搞这一套。金钱可以使人“显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入仕者如市中贸易。 仕途的阻塞意味着儒家国家学说对于管理国家事务的指导作用逐渐丧失。一个王朝是否能把理想主义的儒生吸取和组织进官僚机构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官僚机构本身是否健全而有效率，能维持仕途的严肃性；二是这个王朝政府（包括皇帝在内），对理想主义的儒生是否还有吸引力。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合流，官僚机构腐化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个腐朽的机体便再也不能吸收较为新鲜一点的血液。这样，每个王朝后期便出现那种贪官污吏横行，官员们“非奸即迂”，不堪任用的情况，再也不能象唐太宗那样夸口天下人才“尽入吾彀中矣”。
本来，一个王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增多，更需要各种有用人才参预国家事务管理。但官僚机构已为昏官、贪官和势利之徒所挤满，他们压抑异己力量，大量较有德才的儒生，便落拓朝野，抑郁不得志。《精书。文学传》中形容过这种局面：“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隋末，一些名流文土，如大儒刘炫，名士王胄、虞绰，礼律专家潘征，诗人禇亮等等，不是被杀，就是被贬，还有更多的人与隋政府不合作。祖君彦等“自负其才”，而“郁郁思乱”。后来唐太宗能集会那么多有才干的名臣武将，就是吸收了隋末大量落拓民间的人才。实际上，这种人才危机在各个朝代末期都很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官僚机构再也不会推行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制民之产”的农桑政策和忠君保民的原则，儒家道德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趋炎附势，胁肩谄笑，成为升官发财所必备的政治品质。明代有这么一件事：太监王振得势时，有一个名叫王佑的美男子，没有长胡子。有一天，王振问他：“王待郎何无须？”善于察颜观色的王佑马上答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太监无须，乃阉割所致，而王佑自贱称儿不算，还说连胡须也不敢生了，讨好谄媚到作践自己人格的无耻地步。王佑就因为有这种本事，由工部郎中超擢为工部右侍郎。每到一个王朝后期，官僚们拍马逢迎，甘作两面派或乡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下层士人尚且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压榨就更可想而知了。在儒家国家学说里，皇帝受命于天，皇帝有君临天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世间没有可以约束他的力量。但是“天”却要监视警戒皇帝。董仲舒在完善儒家国家学说时，就发展了这套理论。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对国君的行为有约束力，并可以通过天象显示出来。各种灾异现象，就是对皇帝做坏事的一种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到国君坏事做绝，“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所以每个王朝末期，民怨沸腾之时，便会出现针对王朝的民间舆论，其中有很多是宣扬现王朝天命丧失，气数已尽的。这一点，也是下层儒生的意识。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生活下去时，那种本于天命的五德终始的改朝换代观念，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表明，这个王朝已完全被无组织力量吞没了。这时，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使会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本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及过程。概括起来，要点如下：
1。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
2。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在王朝前期，它们受到一体化结构的控制作用较强，因而增长速度较慢。但无组织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自繁殖机制，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3。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的内部，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加剧的。三个子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的汇流，破坏了封建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的瓦解。
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所具有的这三个特点很重要。我们将在给十章中，根据这三个特点，引入数学工具来描述它们，并且进一步建立模型，讨论王朝寿命问题。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一个太大的体积——船太小而机太大，身体太小而食太多，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其结果一定是全部破坏。
——柏拉图
4。1变法效果递减律
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对自身的危害。他们曾一次一次地振作起来和无组织力量作斗争，这就是历代的变法。变法是封建大国改变控制办法，实行某些改革，以期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内无组织力量进行遏制。在政治上主要是抑制特权，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在经济上是抑兼并，稳定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则是整顿纲纪，恢复王朝威信。
但是，和无组织力量增长作斗争的效果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一个王朝中历次改革变法，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其效果随着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大而递减。一般说来，王朝初期的一些变法改良往往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中期变法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而末期则是越变越糟。唐代这一历史现象相当典型。
唐初，唐太宗周围集合着一批有为的文臣武将，官僚机器的运转也比较有效率，一系列政策能付诸实践。土地法令制定后，凡丁男以及残疾寡妻都可依有关规定获得土地。赋役都写明数额，“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政府规定凡地方官能做到增殖户口，“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奖。官吏有贪赃者，则“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史载贞观一代地方官很重视农田水利，招纳流亡，劝课农桑。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这说明官僚机构尚未腐化时，尽管社会上也存在着王公妃主、大姓豪猾这些无组织力量，但他们都受到了制驭抑制。这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成为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后世所赞扬。
唐朝中期，社会情况就较前不一样了。土地兼并严重，官僚机构臃肿失灵。唐玄宗即位后，立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改革核心，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杜暹等人为宰相。改革以整肃吏治、清除武则天以来外戚集团干政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为发端。公元714年（开元H年），将武周时代的著名酷束十三人“放归草泽，终身勿齿”。开元十年，又将洛阳县一个刻削百姓无度、民愤极大的主簿在朝堂集众决杀。并严格考试制度，裁减大批冗官。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出试题考核县令，其中四十五个不合格者，当即淘汰，“放归学问”。唐玄宗还实行京官与外官的互调制度，恢复了贞观时的史官出席中央最高级会议的旧制，做到“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也进行了打击。开元九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运动，公布法令，禁止买卖永业田。国家增户八十余万。同时放免镇兵二十万，缩减军事开支。当时佛教势力很大，对一体化是严重的干扰。唐玄宗下令僧尼还俗，一次还俗者就达一万二千余人。中外闻名的盛唐繁荣局面，就是指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情况。
但是，开元之治已不同于贞观之治。改革在推行中遭到无组织力量这样那样的抵抗，有不少达官贵人，贪官奸商，无视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继续兼并土地。如奸相李林甫的“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腴”。唐玄宗的改革不过是对无组织力量作了某些限制而已。而这种限制，往往又被立法者带头破坏。如当时规定皇妹封户为千户，皇女减半。但玄宗在咸宜公主出嫁时却赐封一千户。特别是玄宗本人后期已成了腐化的魁首。勇于进谏的张九龄也被罢相。全国军费由初唐时的二百万贯增至一千二百万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在稍受限制之后，又很快地反攻倒算，恶性发展。开元之治只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繁荣局面，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很快就陷于衰落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后期的一次变法改革——永贞改革。当时，一批有抱负的臣僚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王伾等，团结在唐顺宗周围，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猖獗的无组织力量，打击腐朽的宦官和藩镇势力，停发内侍郭志政等十九人的薪俸，为受廹害排挤的官员陆贽、阳城等人平反。经济上推行德宗时制定的两税法，抑兼并，止苟征，免除百姓历年积欠的课税。这些政策深得人心，“市里欢呼”。但是永贞改革之际毕竟不是贞观、开元的时候了，无组织力量已合流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势力。当时，朝中大官僚、大士族高郢、郑珣瑜、贾耽等以退职不干来威胁新政。宫中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抓住禁军权力，割断了王叔文派与皇帝的联系，拥立太子李纯为帝。王叔文斌全部被贬或被杀。永贞改革彻底失败了。王叔文曾借杜甫之名诗，浇心中之块垒，悲壮地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慨叹改革的失败。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永贞改革，而不把它放到唐王朝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背景中，那就很可能会象王叔文那样把这次改革的失败归于一些偶然的原外。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前期和中期的变法改革往往是成功的或有成效的，而后期变法不论改革者多么有作为，都注定要失败。
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永贞改革，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变法效果和成功的概率随着无组织力量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老化而递减的现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变法均符合这一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规律性现象，称为变法效果递减律。
4。2王朝中后期变法对社会危机的加剧
为什么会出现变法效果递减律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呢？关键在于封建大国只能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来控制调节社会，只能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除此，它不可能拥有别的调节力量。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越大，一体化调节能力越弱，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特别当一个王朝中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