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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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皇权主义：农民对第一块模板的意识
皇权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具有的另一个特点。但是，人们往往把这一特点看作是小农意识。
事实上，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有想当皇帝的。西欧早期农民起义的目的与口号是：恢复公社自由，恢复氏族神；反对封建化农奴化。公元841…842年，查理帝国内萨克森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希望恢复村社制度。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农奴制度，要求归还土地。 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规模相当大，英国四十个郡中有二十五个郡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在泥瓦匠窝特。泰勒和下级教士约翰。保尔的领导下，甚至一度攻占了首都伦敦，英王查理成了阶下囚。但是义军中并没有人想当皇帝，只是杀了一批贪官污吏，要求废除农奴制，把教会土地分给农民。1476年德国汉斯。贝海姆起义，战斗四号是“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当然，欧洲农民起义也不是没有皇权主义，如沙俄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时，诈称是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第三，因受其妻暗算而逃亡。但农民起义首领自称为皇帝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而中国从陈胜吴广“诈自称公子扶苏”起。历次农民大起义中皇权主义极为明显。起义首领往往都称孤登基。隋末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其部下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后，建国号“大齐”，称为“承天广运自圣睿文宣武皇帝”。北宋初李顺起义攻占成都以后，建立“大蜀”，改元“应运”，自称为“大蜀主”。元末徐寿辉起义，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明末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张献忠入川攻占成都后，国号“大西”。
为什么在皇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如果仅把这种差异归之为小农意识，是缺乏说服力的。小农意识是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都具有的。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里，小农不是社会的组织者，而是被组织者。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改元建朝，称孤道寡，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里，国家和个人中间多了一层宗法家庭。这种社会结构与欧洲中世纪不同，所以造成了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不同的精神方式。生活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压迫者被剥削者，但他们在家庭中往往又是封建家长，享有父权、夫权。而家庭又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子孝和忠君同构，父权与皇权相对应。因此，中国农民从封建家庭生活中可以获得国家组织原则的精神要素，从而对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形式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农民大起义时，农民也会以家庭组织形式为模板，建立以宗法家长制为组织原则的政权。这种政权由于同构效应，极易转化为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权。中国农民在社会大动乱中之所以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决不是偶然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他们的社会生活不会使他们产生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所以他们或者想取消国家，或者想回到古代农村公社中去。
马克思曾论述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精神方式、他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决定了人们（包括农民）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宗法思想，正好是家庭与国家同构这种社会结构份必然反映。
5。6 第二块修复模板：一体化目标
宗法家庭结构只是第一块修复模板，它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渗透到社会各阶级成员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力量。在大动乱中，家庭结构是一种没有象国家组织那样被粉碎的社会组织。第一块修复模板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宗法家庭结构尽管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组织。国家组织远比家庭组织精细、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封建大国要建立跨地域的政治统治，必须通过一体化，即由信奉儒家国家学说的儒生组成国家官僚机器，这样才能控制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保持统一大国的形态。这一点，不能包含在宗法家庭结构之中。所以，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是更为重要的第二块修复模板。
第二块修复模板由如下两个环节组成；第一，儒家国家学说对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第二，广大儒生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起着组织作用。第二快修复模板作用，表现在中国历次大动乱时期，无论是在豪门世家竞相争雄消活动中，还是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儒生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
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之时，就有“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孔子的八世孙孔甲（鲋）也投奔起义军，“为涉博士，卒与俱死”。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当过县狱吏的徐宣参加了起义军，他后来成为丞相。隋末翟让、李密的瓦岗军中，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学人。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唐代开国的名臣贤相，如魏征、高季辅、戴胄、郭孝恪、杜正伦等。著名文士孔德绍在河北窦建德的起义队伍中任中书令，负责起草各类公文。江南李子通手下有李百药、殷芋等等。贵族知识分子车密在瓦岗军中起的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大海夺战役中大败张须陁，打得“河南郡县为之丧气”。他力图克服农民军“旦夕偷生草间”的思想，提出了“取天下之策”，以改朝换代为战略目标。儒生祖君唐起草的《为李密檄洛州文》列数了隋炀帝十大罪状，是一将极富鼓动性的战斗檄文，对全国性的反隋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每当改朝换代的大动乱来临时，儒生阶层就会激烈地分化。这大件可分三类；一类是保皇派，积极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妄图拯救旧王朝的覆灭，如东汉末年著名大儒卢植、朱儁都是剿杀农民军的最著名的军事将领。第二类人积极参加反对旧王朝的斗争，甚至有的参加了农民军起义队伍。第三类是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他们既不满于旧王朝的统治，觉得它气数已尽，又不愿参加农民军，认为“草寇”终不能成大业。他们窥探形势，坐待时机。一旦他们认为有希望重建新王朝的“真龙天子”出现，他们就会主动地投靠，共图大业。当然，也有不少儒生一直采取避乱的消极态度，我们讲的第二块修复模板的作用，主要是指第二、三类儒生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如何在乱世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方面，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典型——诸葛亮。诸葛亮自幼饱读兵书，研究用兵治国之道。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之时，他隐居南阳，号称“卧龙”，虽足不出户，但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直至刘备“三顾茅庐”，才将他请出山。一旦入世，他便发挥管仲、乐毅之才，在战争中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入川后。他出任丞相；安邦定国，制定国家制度。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刘备白帝城托孤传为历代佳话。唐代魏征则是治世辅佐天子的典范。这也是因为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勇于进谏，又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诸葛亮和魏征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仰慕，这很能反映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乱世和治世所赋有的使命的理解。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所谓“真龙天子”的出现，是第二块模板真正发挥作用的标志。儒家学说中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观念，在动乱时期往往被人们借以证明真龙天子出世。古书上一说到某人可能成为皇帝时，就说可以望见他头顶上有紫色瑞气，这预示着他是真龙天子，甚至星辰和八字也可以作证。确认“真龙天子”的地位，是儒家组建国家的重要部分。不管“真龙天子”用什么样的天命色彩来涂抹自己，其意义在于，他是重建以皇帝为中心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核心。有了“真龙天子”这个核心，就能吸引儒生和各种社会力量来重新组建国家机器。大大小小的诸葛亮们才能展施自己的抱负和才能。
事实上，在王朝修复过程中，只有第一块模板与第二块模板拼合在一起才能成功（图13）。两者的拼合，就意味着重新建立起一个有着宗法家庭同构体的一体化新王朝。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这三种路径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他们必须遵循的，这就是不论走什么路径，都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两块模板的拼合的任务。
历史上由豪门世家建立新王朝的有东汉、唐、宋；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新王朝有西汉与明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完成修复任务的是元、清。第一类情况，我们在本书5。4部分已经顺便分析过了。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后两种情况。
西汉和明代这样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不仅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以千百次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中也只有此两例。中国农民起义军曾建立过不少政权，但它们存在的时伺都很短。如果把西汉与明的政权建立，仅仅看作是农民起义首领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解释，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认为，这两次农民起义军所以能够修复封建王朝，是由于他们特别注意了第二块模板的作用，利用儒生实现了一体化，其首领也转化为封建帝王。
刘邦出身于农民，当过亭长。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杀沛县县令起事。其起义军成份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朝信，布贩子灌婴，屠狗者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官吏萧何、曹参、王陵等。张良、萧何、陈平等知识分子在打天下中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张良提出拉拢各农民起义军队伍、广致人才的策略，“召诸县父老、豪杰”，并制定禁止杀、伤、盗的“约法三章”，为刘邦壮大实力谋取帝位准备了条件。萧何制定的“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方针，则最重要的战略退却，没有这一退却，刘邦也不可能在几年后统一中国。另外，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陆贾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不耐烦了就骂他，说天下是“马上得之”，与诗书有何相干。陆贾便趁势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采用儒术，这才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儒家国家学说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史称“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他看见儒生戴着儒冠酸不可耐，便取下其冠撒尿，以示蔑视。但是，当他称皇以后，有一次开宴会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闹得不成体统，他见而“患之”。叔孙通乘机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资也”。由此可见，不管帝王本人爱不爱、信不信儒术，而儒术对于维护君主尊严、建立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则是必须依赖的理论武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为了不致于饿死，才到皇觉寺当和尚。他本来也瞧不起儒生，初见儒士刘基时，认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正是刘基和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儒生，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手下的诸儒“为参谋，预机划，主馈饷”。李善长一投奔朱无璋就劝他效法汉高祖，讲了“汉高起布衣”，“五载成帝业”的典故。刘基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然后各个击破。攻占婺州后，朱元璋每日叫两名儒生给他讲治国之术。刘基“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他到处收罗“贤士”，并“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形象，而是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了。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是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很多农民起义军都信奉明教。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他们共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在儒生看来，明教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相容。公元1361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各起义首领共奉小明正行庆贺礼。而刘基独不拜，并骂他是牧竖。朱元璋很奇怪，问刘基为什么这样做。刘基“遂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计”。在儒士看来，只有赋有天命的真龙天子才可去辅佐，而决不能向妖教“小明王”礼拜。刘基的愤怒，朱元璋的感悟，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朱元璋如何在儒士的引导下由农民起义领袖向自觉运用第二块模板的“真龙天子”转化。最后，朱元璋派人暗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元璋不能有意识地运用第二块模板利用儒生实现一体化结构，那么他也只能象其他农民起义首领那样，做一辈子皇帝梦而已，决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无论是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以功劳行田宅”令等，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新地主。在朱元璋分封的六公二十八候虽，徐达、常茂、李文忠、邓愈、汤和、傅友德。廖永忠等都由原来的贫苦农民蜕变为封建阶级的大土地占有者。公元1386年，朱元璋选取应天诸府州县地主分子到南京做官的，共一千四百六十人。由此可见，由农民起义而建立的巩固的汉、明王朝，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都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修复，决不能仅视为其首领个人蜕化变质的问题。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块模板拼合的重要。起义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形势非常好。当时，李自成起义军是全国境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起义军本来可以利用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争取某些不满于向清军妥协的明廷的文臣武将以及广大爱国儒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李自成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运用第二块模板，因而在腐化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起义军进京后，杀辱明廷官员，对八百余名降官加以拷挟，同时“追赃助饷”、嗜财货色的腐化倾向进一步滋长了。李岩、顾君恩等提出“收人心”、礼葬崇祯帝、收纳明降官、建立根据地等主张，尤其是提出以田赋制度代替流寇式的吃大户的办法，是重建封建大国的符合一体化结构的重要政策。但这都未被李自成采纳，反而受到压制。尽管李自成本人没有腐化，在汉奸吴三桂带领六万清骑兵入关的紧急关头，他御驾亲征。负伤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