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反而受到压制。尽管李自成本人没有腐化，在汉奸吴三桂带领六万清骑兵入关的紧急关头，他御驾亲征。负伤苦战，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终于不得不退出北京。从公元1644年3月19日起义军进京，到4月30日起义军自动退出北京，这短短的四十二天没有成为李自成开国的起点，却变成了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的转折点。这段历史说明，不运用第二块模板，新王朝就不能重建。

　　相反，李自成没有做到的事，满族贵族却做到了。满族贵族多尔衮十分重视笼络重用降清儒生。为了争取明廷官员，他们打出仗义出师的旗号，制造舆论，说什么“国家托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进京后又礼葬崇祯帝后，下令为之服孝三日。他们号召儒生和明廷官员到清政府做官，并宣布了八项政务：求贤、薄税、定刑，除奸、销兵、随俗、逐僧、均田。他们在祭孔尊儒吸收汉族士大夫、争取有名望的鸿儒硕彦等方面，颇费心机。这说明清朝开国者是有意识地在运用第二块模板的。当然，要实现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清政府同时也采取了血腥的军事镇压和残暴的思想文化专政等高压手段。可以说清朝和中国历代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有着相同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只不过它是由少数民族完成了新王朝建立的历史功能而已。

　　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宋政权是在蒙古铁蹄征服了欧洲、高丽及西藏等地之后才被征服的，这一统治的地区成了庞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军事统治的中心腹地。在中国本土上建立的元朝政权，是以种族等级制为特点的，同时也实现了一体化结构的官僚政治。但总的说来，蒙古贵族在这方面不如后来满族贵族做得成功。因此，元政权也不象其他封建王朝那样要经过二、三百年的周期，而只历时不到一百年就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5。8与一体化不相容力量的淘汰

　　用两块模板的拼合还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另一种现象，即有些农民起义队伍力量发展得相当强大，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甚至建立了区域性的农民政权，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最终不能完成新王朝的重建。

　　东汉末年黄巾军以太平道、张鲁以五斗米道作为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就被儒生视为妖言惑众，不齿为伍（尽管他们也在争取儒生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一旦与一体化不相容，就造成修复机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是下层士人，两次应试失意。他偶得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劝世良言》便改信耶稣，砸了孔子的牌位，创立上帝会。他装疯月余，说自己上了天堂接受了上帝的救世天命。他又作《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贫苦大众导传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政治及经济主张，深得人心。公元1851年初洪秀全等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到1853年1月攻占武汉三镇，3月攻克南京，短短两年时间，太平军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队伍的强大力量，并在南京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但这一强大的力量在坚持了十余年的顽强斗争后，终因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原因，到1864年南京陷落而趋于失败。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各种原因外，如果我们从一体化模板作用来看，也可以发现不相容的现象。据说，在太平军国长沙时，左宗棠潜往会见洪秀全，劝其放弃天主耶稣，改崇儒教，并进而论述攻守建国的策略，但洪秀全不听，左宗棠连夜逃跑。大儒曾国藩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讨粤匪檄》就特别强调了上帝会使得“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不少士人还是非常崇信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所以曾国藩的湘军中争取了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使得不可能运用第二块模板。这样，太平天国辖区的土地兼并问题，起义首领中的贵族化和腐化等问题，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控制。再加上太平天国内部在其他各种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其结果必然造成分裂内讧，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这样，就为太平天国被封建军阀消灭准备了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从社会演变的角度，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以急风暴雨之势扫荡着无组织力量，这就为新王朝的建立头定了基础。但农民大起义所完成的只是王朝修复机制中“破”的这一环节。新王朝的“立”要靠修复模板完成，即实行宗法一体化结构。对于农民起义首领来说，他们或者变质，利用儒家一体化模板和宗法家庭组织模板，成为名副其实的“取而代之”的开国皇帝。或者为豪门世家或少数民族军事力量所消灭。而农民自发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其他带有平等思想的宗教，都不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人们用“改朝换代”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两个词汇，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社会振荡和农民大起义的后果，是非常生动和贴切的。

　　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积极意义在于打击了腐朽的官僚机构以及各种无组织力量，使封建王朝回到太平盛世。它对于避免封建大国因其内部尖锐的阶级矛盾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退化或在矛盾中被消灭，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经过农民革命战争，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才被大大地消除；中国封建社会才能重新统一，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以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打击摧垮封建旧王朝，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但对于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来讲，农民战争又是调节三个子系统严重失调的稳定机制，它使封建制度在一个新王朝中有复苏的可能。农民战争规模越大，对无组织力灭扫荡得越彻底，新建王朝的寿命就越长。这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正是中国农民战争发生在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的社会中，农民不能分化出代表新生产因素的社会成份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悲剧。

　　回顾前几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两重调节机制。第一套机制是，在王朝稳定时期依靠宗法一体化结构所形成的国家官僚机器和宗法家庭制度对社会实行全面的调节和强控制，保持自身大一统形态的稳定。但这种调节功能本身异化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又使王朝老化衰亡。这时，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农民战争以革命的手段摧垮了腐朽的旧王朝，宗法一体化结构所体现的同构效应和儒家国家学说，又成为新王朝重建的两块模板。正是这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中被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了。

　　因此，从旧封建社会形态的保持说来，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两重调节机制是巨大的内稳定力量。对于新社会结构在旧社会结构内的成熟和诞生说来，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作用又是如何呢？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发展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去的问题。下一章，我们将证明，正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双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期的强控制，扼杀了新因素的壮大，在王朝修复期的大动荡对生产力积累的大破坏，使中国封建依法构成了超稳定系统。在有这双重调节机制的系统中，新结构的玉兔虽然存在于封建超级大国的月亮之中，但它并没有能够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六章

　　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

　　世界怕时间，时间只怕金字塔

　　——埃及谚语

　　6。l从一个寓言谈起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书的中心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

　　《荀子。劝学》中讲到，南方有种名为蒙鸠的鸟，用羽毛做窠，又用发丝精细地编织起来。但鸟巢却托在芦苇穗上。大风一吹，苇折窠坠，鸟蛋打破，幼鸟跌死。如果用这个寓言来说明宗法一体化结构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机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并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令史学研究者吃惊的是，几乎在每个盛大王朝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新因素在成长，如商业市镇港口、国内外经济贸易、手工作坊等等。但是，在某些封建王朝后期（如明朝），成百年中精心编织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之窠，却是托在芦苇之上的。随着王朝崩溃，它将被打得粉碎。为了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特有的遏制资本主义结构产生的机制，我们先分析一下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化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西欧资本主义从孕育、发展直至取代封建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壮大阶段；取代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结构阶段。其演化过程如图14所示。

　　第一阶段相当早。西欧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萌芽是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公元十世纪左右，西欧的城市作为农村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开始兴起，商人和从领主庄园中逃亡出来的农奴，成为城镇的市民。政治结构中的新组织的萌芽，最早在十一世纪的英国产生。到十三世纪末，由贵族、教士、市民组成的议会，已发展成为管理英格兰国家事务的政权组织形式了。意识形态结构中的萌芽是人文主义。它的曙光子十四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上空，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萌芽寄生在封建社会的躯壳内，不能剥离开来。十三世纪英国的国会，十四世纪初法国的三级会议，都离不开封建皇权的保护。文艺复兴运动早期在政治上的建树是十分有限的。号称欧洲“唯一的学者”的彼特克拉接受了教皇供给的经费和国王们的大量赏赐与荣誉。甚至到十六世纪北欧掀起反抗教会权威运动时，一些第一流的人文主义者仍保持对教皇和教会的忠诚。

　　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因素结合阶段。我们所说的结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联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潜在结构。这一阶段很难与上一阶段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来。随着萌芽的成长，资本主义因素就会互相结合、互相加强。城市和市民力量的发展，要求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早在十一世纪，英国市民中就产生了商法和法庭，它们被生动地称为“灰脚法庭”。十二世纪时，一些富庶的欧洲城市以赎买方式购得了自治权。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还表现在市民与王权的联盟上。十四世纪英国国会不仅已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还有颁布法律的权力。

　　英国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得较早也较为顺利。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英格兰的封建制既不禁止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完全以血统论为贵族的依据。每个自由土地所有者，不问其出身如何，只要每年有二十镑以上的收入，缴纳“盾牌捐”，就可以接受骑士称号，成为贵族的一员。这些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开始使用雇佣劳动。新贵族和资产者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在治安法官的名义下掌握了地方政权。正是这一阶层后来发动了著名的“圈地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法国社会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因素成熟最终结合成一种新社会形态的标志。资产阶级的国家政体、经济结构都已成熟、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的人文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广泛传播。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可能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时，就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也在英国较早完成。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以国会反对国王专制为标志，拉开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法国、德国和俄国稍晚一些。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时间具体的道路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是经历了一个新社会形态逐步成熟并和旧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较量的历史过程。

　　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必定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旧结构的稳定性逐渐破坏；新结构在旧结构尚未解体前就已发展成为一种潜在的新稳态，即新结构的子系统之间已建立了相互调节的功能；最后取代旧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符合系统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又如何呢？在社会生活丰富的海洋中，在不断发展积累着的生产力推进下，任何一个社会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新因素产生，并且不断成长，正如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总有新芽萌发那样。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萌芽的成长，新因素之间互相促进以至结合，就要受到压抑和破坏。一方面强控制的郡县城市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摇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也缺乏互相结合的中介。这就使得萌芽只能孤立地成长，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甚至只能扎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这正如蒙鸠筑巢，各种单个新因素再发达，它们也是托在芦苇之上的，不可能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

　　这样，在社会演化第三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就呈现出和西欧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结局。

　　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

　　荀子曾感叹道：“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的胎儿不能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这种特有的机制。

　　6，2　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料到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阉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虽然明代特务机构的横行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封建国家对市镇和人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强的。如早在汉代，《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特别是城市，更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

　　中国封建社会强控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早在战国时代泰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