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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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达到象李自成大起义那样推翻了旧王朝的统治的程度，就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组织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那种造成整个社会崩溃、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动乱，很难说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积极意义。旧大厦的存在固然是新大厦建立的障碍，但是假如有一天旧大厦完全倒塌，新建筑材料和建设蓝图还没有出现，人们连栖身之处也失去了，形势就会迫使人们迅速作出选择。这时，人们会选择最快恢复秩序的办法。人们不得不用旧砖瓦，依照旧大厦的样子，迅速地把屋子建造起来。本来大变革意味着一次选择机会的到来，但在新组织核心相当弱小、并且不具备必要的细节，其设计蓝图远不如旧结构的残留印象清晰有力时，那么它就不可能战胜旧结构。所以，在脆性瓦解所造成的崩溃局面中，最后结果不是社会的毁灭就是旧结构的恢复。
6。8 永恒的萌芽
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宙斯罚西西弗斯每天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去，但石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唐各州府在开元年间贡纳的丝和丝织品情况判断，当时长江流域的蚕丝业虽也发展起来，但还敌不过北方。唐中叶以后，尤其是经过唐末的动乱，北方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宋代，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就超过了北方。明以后，再三受动乱扫荡的北方，蚕丝业就一蹶不振，后来加上棉花传入，就完全衰落了。
大动乱对繁华富庶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东汉末年大动乱中，大军阀董卓焚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长安，洛阳居民也被迫迁徙，沿途积尸累累。一直到魏文帝时，中原一带仍人烟稀少，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附近仍树木成林，田芜罕耘。“自伊、洛以东，暨平海岱”的中原，本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隋大业时，全国人口曾达八百余万户，后经隋末丧乱，到唐代建立六十年以后，中原一带仍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代长安人口近二百万，比今日西安还要大。唐末和五代动乱，对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富庶地区的打击也最为猛烈。开封在盛唐时不过是个周围八点三公里的小城，唐末时发展为周围五十六公里的城市。唐末大动乱时，开封所受的破坏比长安一带小。宋代以开封为都城，它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城方圆达一百九十三公里，十一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但经过大动乱，公元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九万了，周围八点五公里，倒退到六百年前盛唐时开封市的规模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华北地区，人口由三千万左右降为一千万。六百年似乎一个大轮回。
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南宋时以临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杭州人口达三十九万户，百余万口。但经过元代动乱，杭州市衰落了。史书称：“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唐代扬州市是“雄富冠天下”的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经动乱后，明初扬州城市仅余下十八家居民了。福建泉州的兴衰也很典型地反映出周期性动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泉州市在宋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了高度繁荣。自西晋到隋三百年间，这里是块没有战乱骚扰的绿州。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军自福州南下广州，也没有进泉州城。五代时，泉州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数百年的建设造就了泉州在宋元时代的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但是，元末大动乱，公元1357至1366年十年间，在富庶的泉州、兴化沿海地区也遭洗劫，出现“烽火连天暗锋镝，遗骸遍地飞鸟鸢”的凄凉景象。阿拉伯、波斯商人纷纷从这里离去。这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光辉。泉州市的兴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能够逃脱周期性大动乱打击的经济中心。有时逃过了一次两次，但第三次打击来临时就难平幸免了。
随着经济最发达地区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它很难有一个几百年近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以铜币为下币，禁止以他物为货币。这是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秦崩溃后，汉代的货币一直很不稳定。从惠帝二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共八十年间，钱法变更了九次，直到武帝收回铸币权，废除以往各种杂钱，通行五铢钱，才稳定下来。从武帝到平帝一百年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枚。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立，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振荡，商品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东汉王朝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反不如西汉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统一的货币制度崩溃，一些地方又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低级状态，人们反而用谷帛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查两晋时期的史书，竟然没有铸钱的记载，大约只用旧币就够了。可见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对商品经济破坏到何等程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长安已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的商人组织，有供给普薄信用的公函，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在唐代差不多都有了。公元782年，政府以筹措军费为名，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二百万，商人为之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市民有相当力量了。但唐宋大动乱后，进步经济萌芽又被动乱所摧毁。五代时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困的。唐代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在南来和元代就消失了。唐代的柜坊中，有类似近代银行的萌芽，宋以后竟变成了赌坊，元代就完全消失了。
宋代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是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纸币。铸钱数量，数十倍于唐，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就使用宋代的货币为国内通货。据日本出土的自唐至明五十五万三千枚中国货币来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是北宋钱。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沈括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一最基本的货币流通规律，欧洲到十七世纪才由洛克发现。但随着宋朝的灭亡，沈括的理论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纸币使用也是这样。开始使用纸币的时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而俄国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欧美使用纸币比我国要晚五、六百年。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元代有一系列的货币制度，其中某些是相当成熟的。但元灭亡以后，那些可以进一步完备的货币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了，会产生一些进步的萌芽。但是，即使是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发育成幼苗了，但它们注定要在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有生产技术的积累，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就以钢铁生产来看，只有钢铁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才能普及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才能在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影响。而这种积累在古代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显然，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的积累是极为不利的。如果欧洲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也来一次大破坏，其生产力也不可能发展到足以产生资本主义。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铁产量上做了些统计（表8）。统计表明，我国铁产量随着大动乱而明显地波动着。宋代铁产量比唐代有一个大的进步，但经过战乱和分裂。南宋产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铁产量仍然未达到北宋水平。明代有个大发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国的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到十七世纪，俄罗斯铁产量在其他各国中最多，也只不过为二千四百吨，与我国永乐初年铁产量九千七百吨相比，数量质量都相差甚远。但到清代初期，经过明末大动乱，再加上政府严禁开矿，冶金业衰落了。康熙皇帝于公元1675年还谕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航海业更是如此。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对东方的血腥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又和地理大发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地理大发现则以航海业的进步为前提。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前，我国的航海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在唐宋，我国的远洋航海就极为发达了。明代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古世界史上航海事业的盛举。郑和的船队出海人数多达两万七千余人，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一次就有六十二艘船的大型船队远航。宝船曾达红海海口和东非海岸。当时无论造船还是航海技术，我国都是遥遥领先的。造船的吨位数，我国是七百吨位，印度才有三百吨，而半个多世纪者著名的哥伦布才不过几十人驾着一百吨位左右的海船开始了冒险事业。按说凭郑和的船队及航海技术，是有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的。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不久，航海业就因禁海运而衰落了。清代限定沿海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时间一晃，又是三百年过去了。在这三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又到复苏繁荣的王朝大轮回。而西方却在这三百年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不进步就要挨打，失去了时间就可能被列强侵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喻为近代文明发展前提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三项伟大的技术发源于我国。特别是火药传到西方后，对摧毁封建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伟大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说过：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我国发明火药后，也曾用于制造武器，并不仅仅为了辟邪驱鬼和游乐。宋代开封就有兵工厂，称为“广备攻城作”。公元1040年，《武经总要》里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资料。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最早的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当时火器被用于镇压蜀民作乱。而外国用火器作战，最早为1247年的Leon之战。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这是何等强的火力和先进的装备啊！当时明政府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军火工业及供给机构。宣宗时熹峰口外御清兵之战，就是用火器打胜的。史书载，清太祖被”铁铳击之，所伤甚重“，后来身亡。另一方面，明廷因为怕”外夷“掌握威力巨大的火器，往往是在士兵临上阵时才发给火器。士兵平时没有受过使用火器的训练，打仗时不会用。于谦在他的《建置五团营疏》里，曾建议平时就把”枪炮“发给士兵，使火器真正成为他们的长技。但是，后来封建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杀了他的头。随着明朝灭亡，先进的火器技术也慢慢落后甚至被遗忘了。当外国的洋枪洋炮打入中国时，手持弓箭长矛的清军士兵已不识其为何物了。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些新式武器正是从我国的火器技术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呢？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先进技术在生产、军事中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受到大动乱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而中断了，但与宗法一体化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奇特而又畸型的用途，却不会失传。于是用罗盘看风水，用鞭炮驱邪辟鬼，反倒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失传使得后代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前辈的发现，为发掘被湮没的科学技术文明而耗去宝贵精力。最著名的例子是指南车一次一次地发明又一再失传。有人把历代制作指南车的人列了一个表（表9）。指南车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机械。它在中国历史上吸引了如此多的科学发明家和能工巧匠，使他们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再发明中耗尽了精力。
近年出土的秦青铜宝剑，历时两千余年仍熠熠闪光。经分析鉴定，其表面有一层防腐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而用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德国人是1937年、美国人是1950年才做到的。这种技术随着秦王剑埋藏了两千年。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几何原本》的翻译。明末利玛窦曾口译《几何原本》，由著名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笔录。但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只译了前六卷，利玛窦就不干了。利玛窦说：“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利玛窦似乎不相信译著会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发生什么大影响。当时有远见的徐光启急欲传播科学知识，也深知这一中断就不知会拖到何时，他感慨地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的确如徐光启感慨的那样，明朝一灭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才译出了后九卷。但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传到日本，影响甚深。而且，日本人研究《几何原本》的著作也已问世。一本西方自然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