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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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的讨论，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史学界意见分歧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说萌芽起于宋，还是起于明清，它们都在周期性大动乱中遭受浩劫，萌芽也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萌发起来。可悲的是，它们只不过是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前进的道路是如此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去走。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边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以至于两千余年，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仍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
6。9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用超稳定系统的理论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延续的原因了。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控制论、系统论中超稳定系统的行为曲线一般如图16。
其中，波峰状态为系统稳定时期，波谷为不稳定时期。超稳定系统一般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在其稳定时期调节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重调节机制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即用振荡方式消除不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王朝盛衰变迁过程依照时间顺序画出来，就可以得到一条曲线（图17）。显然，它和上图所示的超稳定系统一般形式很类似。
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时期起作用，它主要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运用国家机器强控制，使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保持适应态，同时这种强控制也抑制着可能引起结构变异的新因素萌芽的成长。当第一重调节机制被其自身异化的无组织力量腐蚀而丧失功能时，第二套调节功能就发挥作用了，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扫荡了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摧垮无法维持下去的旧王朝，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发生剧烈振荡，那些尚未成熟的新因素也受到了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过程也中断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在此基础上完成新王朝的修复和重建。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保持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的稳定。显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超稳定系统。
应该看到，任何社会组织都是某种稳定系统。所谓稳定性，一方面是指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要保持某种相互适应的调节关系，使社会能以某种秩序维持下去，生产得以发展。那种不具稳定性的社会结构，正如生物中不适应环境的变种那样，很快就会被淘汰，被历史演变的洪流冲走。另一方面，一般的稳定系统并不能达到超稳定性。因为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任何稳态结构内部都会出现不适应，出现它固有的组织框架不能容纳的新内容的时候。这时，社会就不稳定，向着新的稳态逐步演化。而超稳定结构比稳态结构多了一重调节机制。在不可抗拒的发展变化潮流中，它内部的作用机制不是使新因素逐步建立新的协调关系，而是以周期性大振荡的方式消除对原有状态的不适应因素，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态。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史表明，大多数社会结构都属于稳态结构。超稳态系统是不多的。
超稳定结构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态模型。它在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稳定性的同时，又肯定了社会内部的不断发展变化，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这个动态模型表明，如果我们把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割裂开来看，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成为终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机制，表现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
超稳定系统结构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如果具有历史眼光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谴责中国封建社会超稳系统所造成的停滞性。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黑夜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出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尽管它是一种保守的停滞性的结构，但它内部有着顽强的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象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完整的信息。是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奇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独特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压制创造性的协调会造成长久的僵化，依靠强控制得来的暂时的繁荣会造成长期的停滞，在小农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官僚网带来了毁灭性的动乱，以扼杀个性为代价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思想，虽抵制了宗教的滋生，却可变为保守的思想体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具有足够的弹性的；一方面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要相互协谐适应；另一面又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高度地一体化，用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相结合的强大调节能力去控制一切领域，这样强控制的后果必然是可悲的。因为它在社会稳定时期有效地遏制了新因素的萌芽，而它在解体时又采取脆性崩溃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是既不利于新结构的成长，又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一句话，一体化强控制不利于社会结构的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告诉人类：最重要的是有积极的创造精神，开明的态度。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都会老化，关键在于我们对新因素的萌芽应有一种扶植爱护的态度，使潜结构能够在探索中成长起来。这样，它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取代旧结构，社会结构才能发展。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及其他
我们已经变得衰弱不堪，为什么神灵学和神秘主义在我们中间产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它里面也许有伟大的真理，但是它几乎把我们毁灭了。
——辩喜
7。1一体化调节的失灵
也许有人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超稳定系统的反例。是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反常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其他王朝的特点。大一统解体了，中国陷于长期的分裂状态，北方少数民族源源不绝地进入中原。庄园壁坞林立，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商品经济普遍衰落。儒家一度丧失了正统地位，佛教和玄学盛行，文学艺术追求形式主义的靡丽铺陈的风尚，奇人怪事和才子神童辈出。甚至农民起义也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总之，我们在前六章中谈到的超稳定系统一些特点都变得不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能因魏晋南北朝而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呢？不能。这一长期分裂、又逐步趋于统一的历史过程，反而为超稳定系统结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当它受到某种不能在短期内排除的干扰时，就必将导致宗法一体化调节功能的失灵。
一体化的失灵是从农民大起义调节作用失灵开始的。我们在第五章里谈到过，这是由于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造成的。但这样说还很不够。农民大起义只是超稳定系统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仅这一环失灵并不会导致一体化完全失灵。实际上，是在大动乱使得整个社会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外部的强大干扰，这种干扰和内部无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对一体化的连续冲击，使一体化逐渐失灵。东汉灭亡后正是这种情况。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三国割据遗留下来的强大的无组织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发展、变形，甚至固化了。豪强力量发展成门阀贵族，无组织力量很快地把西晋王朝吞没了，并且与外部两个干扰源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强大的外部干扰源是佛教传播和少数民族内迁。应该强调的是，这两个干扰源都是乘虚而入的，它们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结合后，推波助澜，互相加强，渐渐干扰了一体化结构，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三百年的分裂状态。我们将魏晋南北朝这一分裂动荡的时期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亚稳态结构。之所以要用亚稳态结构这个词，是因为它是一种缓慢过渡的状态，最终还是通过排除干扰、重建一体化，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的。
7。2 中原的虚弱和少数民族内迁
我们先谈谈使一体化调节失灵的第一个原因——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和门阀贵族化相结合。
国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大入侵的时期。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确实是突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当时少数民族军事侵扰的规模还不及汉初。西汉初年，匈奴势力最大，控弦之士号称三十万，构成了对汉政权的巨大冲击力。东汉，匈奴威胁基本解决，但又面临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也很突出。东突厥曾以数十万骑围攻隋炀帝于雁门。唐高祖时（武德九年）突厥兴兵四万大举进兵中原，直达渭水桥北。可以说，从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就一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为什么偏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会成为阻碍宗法一体化实现的干扰源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灭亡以后少数民族干扰源和封建大国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又是同汉代长期执行的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分不开的。
远在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在公元49年遣使到洛阳，要求奉藩称臣，归附汉王朝，保卫边寨。南匈奴的附汉使北匈奴遭到重大打击。汉帝国对匈奴政策的胜利，使其他少数民族慑服，带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但也使干扰源缓慢地引入内部。
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从此不断有少数民族被安置在甘、陕、山西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越来越深入内地，集中到并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带了。
在东汉尚未崩溃以前，尽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但由于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所以这种胡汉杂处的格局并没有引起混乱。当东汉灭亡、大动乱发生时，南迁的少数民族便参加军阀混战了。例如呼厨单于就在公元202年归附了曹操。
大动乱造成中原地区的极度衰弱空虚，为少数民族干扰和无组织力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第六章已谈过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历代大动乱中最残酷的一次，人口杀伤最厉害。公元156年，人口尚有五千零六万余人，到公元2明年（景元四年）时就仅余五百三十七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也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这种大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它象巨雷一样，不仅击垮了腐朽的旧王朝，而且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杀伤并没有这么厉害。这样，少数民族干扰源在整个系统中越来越重要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共达八百七十万人。我们就拿这个数字来做一简单推算。东汉后期为五千零六万人，那少数民族就占百分之十七左右（实际上应低于这个比例）。而西晋人口最多时为一千六百万，那么少数民族比例则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了。
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占了总人口的很大比率，就连南朝汉人政权统治下的地区也是如此。最近有人研究了南朝当时的民族结构，指出：蛮、僚、俚三族人口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共计三百万人左右。据《宋书。州郡志》，刘宋大明几年（公元464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六万余，那么这三支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口数，就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使得汉族在人口比例上失去优势。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在汉民族人口比例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宗法一体化结构也必将受到严重干扰。民族构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要完成民族融合，克服干扰，不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族结构的变化导致阶级关系更为复杂。中原的凋敝使封建统治者有必要招引边境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要“家使出谷，平其输调”成为封建国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晋武帝甚至迫使羌族首领姚馥为其养马。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羯族首领石勒曾被贩卖为奴，他在上党时当过佃客。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纠合在一起时，农民起义的重要调节作用就要失灵。
这一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大多具有民族混杂的色彩。公元301年李特起义，参加的有汉、氐、賨各族；公元3O7年汲桑起义有羯、胡、汉各族参加。少数民族的贵族首领，往往利用这一形势采取军事行动，如羯胡首领石勒就参加了汲桑领导的牧奴和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造成了对王朝修复机制的巨大破坏。农民起义在扫荡无组织力量之时，也为少数民族建立贵族政权铺平了道路。
刘渊刘聪父子灭西晋的过程，很能说明少数民族干扰是怎样与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并利用农民起义的形势的。当时西晋内部无组织力量非常强大，爆发了八王之乱。争夺权力的八王，各自援引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参加内战。成都王司马颖招引匈奴屠各部贵族刘渊为外援。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和羯族兵袭击司马颖。东海正司马越拥有鲜卑兵三万。刘渊乘晋堂内乱之机，打出“兴我邦族”的旗号起兵。当时王弥在徐、青一带起义，汲桑在赵、魏一带起义，造就了很有利的形势。从公元304年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招为外援，同年冬举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