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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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鹨澹成Ｔ谡浴⑽阂淮鹨澹炀土撕苡欣男问啤４庸�304年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招为外援，同年冬举起反晋旗号建立“汉”政权，到灭西晋也不过只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可见，中央政权的衰弱，贵族门阀的强大并与少数民族首领联合起来争夺权力，是使少数民族打入中原的契机。
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采用“汉胡分治”的政策，建立了两套行政管理系统，按“户”统治汉人，按“落”统治胡人。民族界线明显。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五花八门。当时大多数少数民族原来是落后的氏族部落制或奴隶制，由他们建立某种政权之后，就构成了对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干扰。
7。3玄学、佛教的兴起
导致一体化长期失灵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极和汉代佛教的传播。
到东汉中后期，儒学成为知识分子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们弄虚作假，两面派作风盛行。宋人司马光曾以“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来形容那时知识分子的作风。东汉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举孝廉后，为了让两个弟弟成名，就故意导演了一次分家丑剧，家产分三，自己取肥田广宅和强壮的奴婢，使两弟以“克让”之名被举孝廉。然后又“会宗亲”说明自己当初之举不过是为了使两弟成名，现在可以把自己当初分得和以后经营发展起来的产业分给两弟了。这样，讲武就进一步猎取了更大的名声。还有一个叫赵宣的儒生，葬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官“数礼请之”，这个“大孝子”硬是不肯出来，直到郡太守陈善查出他在墓道中先后养了五个儿子，才戳穿骗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当时极为败坏的推举制度的写照。
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儒学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刘陶喜论纵横，王衍也好论纵横之术。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喜爱，管宁就“韬韫儒墨”。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太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的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刘寔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经学的衰落、各派学说的活跃、知识分子思想的混乱，表明来临了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时期。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为什么会出现“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的潮流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道家立学的兴起，除了意识形态结构自身演变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生的残酷迫害，大动乱的惊人的残酷性，造成道家对儒家的反动。当时，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对政治黑暗、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有的吓破了胆，生怕干政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满于经学的繁琐和名教的虚伪，他们愤世嫉俗，倾向于修身养性的全身长生之术和信奉“无为”的哲理。上层社会奢糜淫乱的享乐主义也需要找到理论说明。这样，玄学和道家成为社会的一种理论需要。魏晋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有三本：《周易》、《老子》和《庄子》，名曰“三玄”。天姿神迈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闻名一时并影响后世的。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稽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贵族门阀则沉溺于荒淫无耻的享乐之中。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毁灭性大动乱在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创伤的表现。这种现象说明：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在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入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正当儒家的入世精神象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无为”和消极的黑夜中的时候，佛教开始构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刚传入时影响并不大。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它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
佛教比魏晋玄学更为消极。玄学道家虽然讲“无为”，但还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完全任情达理，还主张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灭除欲望，这完全是禁欲主义的。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作辩护。佛教和立学推波助澜，以至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入佛，愈陷愈深。汉魏时，佛教还不那么炽盛，西晋初年已不然，译出的佛学经典达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国士大夫兴趣的还是”般若’学。到东晋时，佛学已经十分兴旺了，和尚们以哲学家的形象走上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舞台。
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一体化的巨大障碍。宗法一体化结构需要依靠信仰统一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崇尚“无为”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使得一体化无法实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实现宗法一体化的障碍会小得多。范文澜曾说过：“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佛教传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果报应说，以及有关天上人间，唯我独尊的无数神话，把人们催眠成昏迷状态，理智丧尽，贪欲炽盛，厌弃现世，或者贪得无厌，一心求来世更大的福根。……自东晋到唐初禅宗南宗兴起以前，中国役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佛教。”
就这样，佛教构成外来文化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中国那古老而有顽强生命力的主体文化，不得不艰难地消化外来文明。这是一个痛苦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过程。
7。4 政治结构的变化；分裂、贵族化及九品中正制由于上述几个强大的短期内不可能排除的干扰源造成一体化失灵，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失去了大一统的组织力量，陷于分裂动荡之中。特别是北部中国一片混乱，时间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虽然也曾经有人企图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但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最著名的是秦晋淝水之战。
氐族酋长于公元351年建前秦，它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灭前燕、代和前凉，二十年间席卷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大有统一中国之势。公元383竿，苻坚率领大军进逼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王朝。东晋只有八万军队应战。苻坚很自负，扬言“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认为收拾东晋犹疾风之扫落叶。但淝水一战，前秦大败，苻坚本人也被姚苌杀死，已统一的北中国立即解体。姚苌在长安称帝建立后秦，艺伏国仁据陇西建西秦，吕光占姑臧建后凉。固然，前秦的战败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一体化结构已受到严重干扰，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可以设想，即便是苻坚灭了东晋，统一也不会稳定，会如查理曼大帝国那样迅速瓦解。
苻坚本人是想推行一体化的。他任用汉人知识分子王猛、薛讚、邓羌等为谋士，倡儒学，兴学校，打击豪强。但是。就连苻坚政权骨干王猛也认为东晋代表“正朔”，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氐族贵族苻融也自惭戎狄，他说：“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前秦政权内部贵族化分裂趋势极强。淝水之战中，前锋慕容垂率步骑数十万，但他却希望前泰失败，战争打响时按兵不动，一见失利就率部叛变，拥兵割据。淝水之战从反面证明，一旦一体化受到严重干扰，不管军事首领统一中国的主观愿望多么强烈，不管他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都不能重建封建大国。实际上，当时几个干扰源还很强，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还是要走很长一段路的。
一体化失灵，对贵族化趋势就失去了遏制调节的力量，官僚机构也就逐渐为世袭贵族所垄断。
魏晋以后门阀贵族势力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皇帝也不敢得罪他们。东晋司马睿登帝位的第一天，竟让王导同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士族与非士族之间有非常明显的鸿沟，连皇帝也无法改变。梁时北朝东魏的降将侯景曾要求梁武帝萧衍允许他向王谢士族求婚。萧衍觉得办不到，只好劝他：“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未张以下访之。”齐高帝萧道成在临终遗诏中说：“我本布衣素族，想不到做皇帝。”可见门阀等级观念之深。贵族化的突出表现是，九品中正制代替了汉以来的察举征辟的选拔官僚制度。汉代以地域性的乡间为单位，考察知识分子的品行学问而投之以官。这种制度的实施，要有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一体化。随着一体化失灵，国家陷于分裂，这种制度就不可能推行了。史书载，“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评无地”，这样，曹魏便建立了九品中正制。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县置中正官，考察辖区人才的高下。品等分为龙等，列在下等的，永不得仕进。九品中正制在名义上保留了考核选官的制度，但选拔考察官吏的职能实际全部落到世族大家手中。由于名教的衰落，对知识分子的评判越来越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以后发展成为家世是能否入仕的唯一标准了。寒门庶族，即使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也难以膺选入仕，特别是不可能列入上品担任国家高级官员。这样，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官僚机构成为贵族门阀专权的政治舞台。吴晗曾经指出，“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被这三十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可见这种势力流弊之深远。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失当，造成了“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这种见解是对一体化调节功能丧失的一种朦胧的意识。
随着政治结构中贵族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封建社会再一次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所谓“罚典难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士族犯罪，处理从轻，理由是不能“雷同群小”。皇帝对世族大家“每从宽惠”、“弘以大纲”，定罪与量刑均另立标准，前有“八议之科”，后设“收赎之制”。东晋初年发生过一桩“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的大盗窃案，主犯是一个士族。有司不敢处理他，就把看管仓库的人杀掉了事。
官僚机构门阀化在官俸上也有体现。两晋官俸主要采取禄田形式。政府把公田按照俸禄等级分给官员，官员自行收禄田（亦称菜田）的租税，同时配给一定的劳动力耕种禄田。官员对禄田有管理、支配收入的全权。禄田上的劳动者称为“田驺”、“僮”、“文武吏”等。他们世代相袭，地位和农奴差不多。我们知道，两晋的禄田制度本非古法，它和儒家的“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的传统是矛盾的。禄田制度是由官僚俸禄向封建领主采邑退化的中间状态。它也是一体化失灵贵族化趋势的表现。
7。5 经济结构的变化：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一体化调节的失灵，必然导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加强，出现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类似领主式的经济组织形式；坞堡组织和宗主督护制经济。最近，陈仲安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中颁布均田制为界限，北方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两种形式。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坞堡主经济和宗主督护制经济；后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主庄园经济。实际上，前期类似于领主经济，而后期是向地主经济过渡的中间形态。
坞堡主经济结构早在东汉末已萌芽，但东汉一体化调节对它起抑制作用。西晋灭亡以后，一体化调节失灵，社会动荡不安，坞堡主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并部分地取代了原有的地方基层组织和行政系统。
坞堡主经济组织很类似于领主制度。大坞堡主控制小坞堡主，小坞堡主控制劳动者。大坞堡主又归附于某一政权，构成了坞堡组织外部的贡纳关系。这一点很类似西欧、日本。苻坚于淝水战败后，当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租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可见，仅关中就有大小坞堡三千余，北方社会经济主要是以坞堡组织为单位的。十六国后期直到北魏，社会趋于稳定，战乱时的坞堡经济就逐步转化成更为稳定的宗主督护制经济。
宗主督护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合户制，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户主即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封建政府承担赋役。我们知道，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最主要的差别是：地主经济中，地主剥削农民；领主经济中，贵族对农民不仅有经济上的剥削，还有行政上的管理权。宗主对户内所有人家的土地具有支配权，并对类似于农奴的劳动者有人身管理权，甚至有生杀之权。《北史》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葛荣起事时，殷州西山李鱼川的家主“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却之。”南北朝后期，特别是北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