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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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尚年幼，冯太后亲理国政，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有利于一体化的改革。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打击豪族，增加国家税收。公元485年宣布均田令，虽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均田，授田时不限奴婢人数，豪门大族所占有的奴婢、耕牛多，分田也就越多。但是推行均由制完成了一个重举的转变，这就是国家控制的缰绳再一次套在经济结构之上。均田制实行后，就可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逐步解决贵族豪门广占土地而不耕、贫弱细民劳动力有余而无耕地的状况。显然，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调动和解放。
同时，北魏统治者还利用一体化打击贵族势力。为了配合均田令，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实行了户籍制度和三长制，按地域关系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把豪强大族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显然，这是对贵族化的宗主督护制的重大打击。正如冯太后所说的那样：“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使得从中央到基层，“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行，国家行政管理及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能力都大大加强了。
公元491年魏孝文帝亲政，493年他以南征为名从平城迁都洛阳，把重建一体化的改革推向高峰。拓跋宏强令鲜卑贵族汉化。他禁胡服胡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改变籍贯，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邙山，并把鲜卑复姓拓跋氏改为元氏。他还制造了汉族、鲜卑族同为黄帝族的历史。孝文帝按照中原地区的门阀世家制度，规定了鲜卑贵族的族性，使得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同时有意识地通婚，消除民族界限。还宣布以后不再以民族成份为任用官员的条件。甚至连度量衡也规定“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这一切说明了孝文帝努力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使命。
魏孝文帝不愧是中华民族大熔炉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从小受冯太后的严格教育，熟读儒家经典，提倡文学，亲祀孔子，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他极为看重人才和勇于纳谏。王肃本是南朝人，跑到北方后，魏孝文帝马上召见他，委以重任。后来王肃在北魏制定官制，推行汉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国家一体化调节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了，庄园坞堡主和宗主督护制削弱衰落，北魏出现了百姓殷阜的局面。到六世纪初，进一步“定奴良之制”，限制贵族化。这时北魏已十分强盛，政府领户达五百多万户，但可惜的是这位少数民族政治家未能完成统一的大业，于公元499年即他仅仅三十三岁时就去世了。
魏孝文帝的儿子恪没有父亲的远见魄力，继位后宠任奸佞贵族豪门，崇尚淫侈，迷信佛教。孝文帝的事业迟滞了。孝文帝死后三十余年，北魏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但这时农民起义也开始恢复和执行自己的调节功能。这时的形势与淝水之战时根本不同了。统一中国成为历史的潮流，它已经不以某个人或某个政权为转移。至于由什么政权、什在人、在什么时机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统—的大业在北周基本上实现了。北周统治者为进一步推行一体化开展了尊儒复古运动。国号定为周，就是不想沿袭汉朝旧称，想复西周之古。这时，北朝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完全压倒南朝，而且在精神上也压倒了南朝。
继北周之后的隋，迅速实现统一大业。惰文帝定礼议正名份，封祀泰山，在京都设国子学。更重要的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制定隋律，废九品中正，立科举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从此，国家任用官员有可能不必依靠累世为官，垄断公职的士族了。终于在孝文帝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由隋文帝杨坚实现了重建封建大国的大业。
7。10超稳定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超稳定系统在内部干扰和外来冲击下失灵，又艰难地克服干扰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历史。这一反常时期，使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看到超稳定系统的一些特点。
7。1O。1 超稳定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与一体化调节能力成正比，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结构，是在生产水平不甚高、地理环境相对与世隔绝的历史条件下，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而建立的。因此，它可能受到的干扰有三类：第一类是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第二类是天灾；第三类干扰和冲击是外来文明的传播。
这三类干扰和冲击的性质是如此不同，但超稳定系统对它们的反应，却有着深刻的类似性。超稳定系统是具有巨大内稳调节力量的系统。一般说来，这种调节对各类干扰都有效。干扰对整个系统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调节能力。比如生物个体，它们无一不受到气候、病菌及其他各种干扰，但发病则取决于抵抗力。这种特点，是任何具有内稳调节机制的系统都有的。因此，抵抗力取决于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大小，也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
对少数民族和外来文明（佛教）的干扰，我们已作过分析，它们是符合上述理论的。那么，对自然灾害这类干扰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根据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对历代自然灾害的统计资料，可以制出一个统计图表（图20）。
图20表明，中国封建社会越到后期自然灾害就越频繁，但与朝代变更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当一体化调节力量强大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有效的救荒政策，使灾害不致危及王朝统治。但在王朝后期，国家内部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抗拒自然灾害等各种干扰能力大为减弱。即使国家想救灾，也只能依靠腐化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又给了贪官污吏们一次勒索百姓的机会。所以，王朝末期的天灾常常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因。总之，中国封建王朝在前期、一体化调节能力较强时，抗干扰能力也就越强；而后期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时，也就失去了抗干扰能力。
这一规律，对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受到西方冲击时也同样适用。图21中，实线表示公元1767年到1847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量：虚线为我们在4。6部分图10中使用过，表示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曲线。公元1820年以前，清朝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较小，鸦片输入量每年五千箱以下。1820年后，无组织力量迅速增长，鸦片输入量也激增至每年三万余箱。鸦片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武器。在无组织力量强大，国家控制能力减弱时，鸦片输入量就猛增。从这个例子可看出对外来冲击的抵抗能力，直接取决于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华封建帝国企图遏制西方殖民势力冲击的努力。尽管两次战争中国都失利了，但由于当时还有一定的
7。10。2闭关自守的保守性搞清楚超稳定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能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有强烈的闭关自守倾向。人们常用小农经济的保守心理来解释它。但是中国的闭关自守比其他封建国家强烈得多。奇怪的是，封建大国越是强大的时期，它反而越开明。一从超稳定系统角度去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一方面，封建大国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抗拒外来冲击；另一方面，又担心外来冲击会引起内部不稳定。这种意识使封建统治当局总是尽可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抗拒冲击，把自己封闭起来，尽量减少外来干扰。所以，历史上随着超稳定系统的日趋完备，保守主义倾向也益发强烈。宋以后，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越来越明显了，它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明初围绕“海运”的斗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一个盛大王朝初年的事，根本没有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这遭到了正直儒生的激烈反对。当时德高望重的宰相夏元吉和后来忠君爱民的兵部郎中刘大夏，都极力主张“禁海运”。理由是这—举动不符合儒家经典“节用”、“爱民”的数导，认为海岸的开放造成倭患。实际上，倭患是禁海运的闭关政策的反作用员造成的。所谓倭患海盗，大多是中国渔民。
在闭关自守的保守主义倾向下，“禁海运”主张获胜。中国遥遥领先的航海事业从此一蹶不振。而正当东方中国人在烧船、烧先进航海资料科技文献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却驾着一种落后得多的小船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开始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这件事很典型地反映了儒家官僚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任何可能发生的对原有状态的偏离，都应防患于未然，及早消除，而割断与外界的联系，对稳定内部也是绝对必需的。
历史证明：只要不打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就必然会推行闭关政策。明清以来，这种历史性错误一犯再犯，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7。10。3 巨大的同化和融合能力
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历史还表明，一旦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很强大，又与外来文明的冲击相结合，形成了短期内不能排除的强大干扰时，就会造成内部结构的混乱，使中国社会进入奇特的亚稳结构。但是这种亚稳结梅又不会持久地维持下去，它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态。
中国文明具有举世无双的独特性，它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不可能象日本那样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去捏合。在外来文明冲击下，中国会经过一段痛苦的时期甚至会出现混乱和衰落，但缓慢而顽强地消化着外来文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表面看去，它似乎是被征服了，但那古老而强韧的精神不断地浸润着外来文明。就如珍珠贝分泌液体包融异物那样。这种消化过程柔韧而长久，迫使征服者最终被同化。
这种强大的融合能力，使得中国文化从未中断过。历史证明。痛苦的融合总合一天会结出宝贵的珍珠。它是古代文明的继续，又是伟大的创新。一当融合完成，社会就会被推向新的高峰。唐代的强大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宋代的城市和商业的发达。以及科学技术达到新的水平，都是伟大的融合的结果。
7。10。4巨大的历史惯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度脱轨三百年。但是，它迂回了一个大弯，终于又回到固有的轨道上来了。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历史惯性啊！
也许有人会做这种波想：如果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重建一体化结构，一那么中国封建社会也许就不会再度陷入超稳定系统，而那种亚稳结构是不是象欧洲或日本封建社会那样，较容易地向资本主义演化呢？遗憾的是，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也不能假定某些重要的历史条件不存在而研究社会演化。中国封建超稳定系统的巨大惯性，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实现，就意味着建立一个地域广大、文明悠久、民族众多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它必然带来一大二古的特点。
正因为其大，就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统一的大国内部就会出现经济上拖后腿、少数民族干扰的情况。有的历史研究者作了个很生动议比喻：中国汉民族的历史象一条大河，少数民族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就好比大河的一些混浊的支流，每过一段路程，就有一股蚀流叉进主流，从而使大河泥沙混杂，难于畅快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问题在于，象中国这样历史上形成的大国，它有着高度和谐的文明和统一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将其一部分一部分地隔裂开来谈社会发展问题的，正如不能把河流中的水分为这部分和那部分一样。世界上只要是大河，就会有支流，就会形成大河流域，出现冲积平原。因此，大一统不应该成为我们对历史评头品足的对象，而应该是考虑中华民族发展的出发点。
中国古老而又成熟的文明，繁荣的社会生活，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具有深邃的吸引力，任何新兴的少数民族都很难抗拒它。因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骑蹄一方面践踏了中原文明，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又被古老的文明所征服。少数民族大肆内迁之际，往往也正是中国古老文明在痛苦中挣扎、汉族政权无组织力量最猖獗之时。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每当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陷入死胡同而不能自拔时，少数民族以及农民起义就会发挥调节作用，使社会重新年轻起来，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复苏方式固然是格后的，甚至是残酷的。但在人类文明史中，还没有其他任何民族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在多次民族融合中千锤百炼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那统一前进而不可分割的传统，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这种历史惯性不论是好是坏，它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形成并至今制约着历史发展的因素。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的改革者，不应不切实际地忽略这些惯性来考察中华民族的未来。改造中国需要我们有巨大的毅力和耐力，需要科学地理解历史惯性。
7。11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四阶段
根据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从整体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超稳定系统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两大段。前一段是从西周建国到秦统一中国。中国进入超稳定系统结构以后，又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汉，这是超稳定系统建立、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和郡县行政管理制度，书同文，车同轨，标志着封建大国的建立。一直到汉武帝时，一体化完成了，封建大国才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是封建一体化结构受冲击并实行大融合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本章所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阶段是封建大国的鼎盛和成熟，这就是隋、唐、宋、元时期。这时，地主经济非常发达，科举制的建立表现了官僚政治的成熟。唐代文学艺术呈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宋元的城市和手工业非常发达，科学技水发明也出现高峰。从汉以来形成的士族大姓，魏晋南北朝时横行数百年，隋唐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士族大姓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最对中央集权政府的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量。宋以后，中原士族“十室九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表明宋以后，封建大国完全成熟了：经济上，庄园制绝迹；政治上，封建割据势力基本翦除，中央集权程度很高；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新儒教——程朱理学。
第四阶段，明清是超稳定系统僵化阶段。宗法一体化结构在这一时期，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