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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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的复杂心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于地主阶级（当然也有极少数来自于农民），优越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有闲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习儒家经典，游览大山名川，千里迢迢求数千名师，或在深山书院中苦读，并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一旦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被选拔为国家官员。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的，这就使得儒生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中国儒生的游学、游宦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顺便举一个例子，著名清官海瑞是海南岛人。他1554年考中举人后，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作儒学教谕，1558年被调往浙江淳安任知县，1562年削职进北京，1563年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1564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1567年又调往南京任右通政，接着又到苏州任应天府巡抚。后来，他辞官在海南岛老家闲居十六年。1584年他又以七十二岁高龄调往南京任南吏部布待郎，上任时，路途奔波两个多月。象海瑞这样由中央政府纵横万里、接连调动的官员阿止成千上万！以清代昆明县知县的变更情况为例，从顺治到道光年间约一百八十年左右，历任知县四十二人，其中除二人为满籍外。有三十九人来自闽粤江南或北方。根据这个材料可以算出，这一时期昆明知县任期平均为四点五年，出任知县的绝大多数人是外省儒生。可见，官员流动何其频繁。历代官僚占总人口比例并不很高，通常在百分之O点五以下（见表1）。但历代王朝就是依靠官僚搭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的骨架，由各级官僚指挥军队和带领办事人员（吏），从而组成巨大的官僚机器，维护封建大国的统一。

　　表1几个主要朝代封建官僚情况

　　┌───┬────────┬──────────────┬──────┐

　　│朝代　│官员数　　　　　│人口数　　　　　　　　　　　│官员占总人口│

　　│　　　│　　　　　　　　│　　　　　　　　　　　　　　│　的百分比　│

　　├───┼────────┼──────────────┼──────┤

　　│西汉　│　132，805　　　│59，594，978（公元2年）　　　│0。22％　　　│

　　│东汉　│　152，986　　　│56，486，856（公元157年）　　│0。27％　　　│

　　│　隋　│　195，937　　　│46，019，956（公元609年｝　　│0。42％　　　│

　　│唐　　│　368，668　　　│52，919，309（公元755年）　　│0。7％　　　│

　　│宋　　│　　24，000　　　│　　　　　　　　　　　　　　│　　　　　　│

　　│元　　│　　16，425　　　│59，848，964（公元1291年）　│0。13％　　　│

　　│明　　│（洪武）24，683　│59，873，305（公元1381年）　│　　　　　　│

　　│　　　│（宪宗）80，000　│61，852，810（公元1474年）　│0。13％　　　│

　　└───┴───　────┴──────────────┴──────┘

　　①数字来源于的伯赞所著《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问题论丛》，人民

　　出版社1962年版，第102页。

　　②数字来源于染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给第4～8页。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　　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我国封建社会的交通也相当发达。秦以前就沟通了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并有了邮传系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说、北抵辽东、南达湖北的宽五十步的驰道，并完善了驿站和邮传制度。据云梦竹简出土的《秦律》，公文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发伪书和耽搁命书急件，都要以律论处。准确和迅速正是信息传递过程中最重要的两条。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对于建立统一政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隋代又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而执行这种联系功能，组成国家官僚机器的主要成分，则是儒生阶层。

　　2。4　郡县制、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结构

　　为了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来组织官僚机构、实现统一的独特历史现象，我们在本节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简称“一体化。”一体化概念是从社会组织方式角度提出的。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从而形成～种超级组织力量。我们知道，统一的信仰和穷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

　　为什么一体化结构具有把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组成稳定大国的组织能力呢？

　　首先，国家可以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官僚机构，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并且。它源源不断地把经过一定方式批选的儒生输送到官僚机器中，使国家官员无论是在职位上还是在地区上都处于流动之中。其目的是防止官僚演化为贵族，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家的统一，使国家掌握着和分裂割据倾向作斗争的强大武器。

　　第二，一体化组织方式很符合特大系统的分层次调节的组织原则，即一方面大系统内的各部分一定要有独立的调节能力，另方面这些具有独立调节能力的各部分能够相互协调。在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官僚机构中，有两种使整个机构瘫痪的可能。一是各级官员只对顶头上司负责，只服从顶头上司的指挥。这就会使机构失却效率，还会出现类似欧洲那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各级官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我行我素。这也会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一体化正好是保持特大系统协调，克服上述弊病的有效组织手段。

　　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类大量的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统一的国家学说起到保证各地区的协调的作用。

　　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而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则符合控制的放大原理。韩非子曾形象地说过，如果一个吏提着壶去救火，不过是发挥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果他持鞭指挥，则能驱使万人去救火。

　　显然，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时还没有最后成熟，郡县制也没有普遍实行。后两条是在秦汉间才被确立起来的。

　　秦汉两代建国时曾先后举行过两次特别重要的最高级会议。

　　一次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26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召开的一次朝廷会议。会议由丞相王绾主持，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参加。会议确定了郡县制为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议定了王为泰皇（秦始皇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制度。自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实行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我国西汉时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个县，清代有一千三百o五个县，县的数量变化不大。这反映了郡县制行政区划的稳定性。

　　另一次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就是通过这次贤良对策列于上第当了江都相的。据史书记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弃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几年后，儒家借助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获取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显赫地位，成为正统思想。自汉代起，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官僚机构，主要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个别历史时期除外）。两汉名儒，如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张衡、鲍宣、朱邑、任光、郑弘、郑玄、爰迫等都在中央或地方当过官。封建大国依靠儒家国家学说，制定一整套政策法令，用儒生官僚实现对国家的管理，以维持统一的局面。到这时为止，中国封建大国真正比较稳定地建立起来了。

　　利用一体化的巨大组织能力来建立统一的政府机构，在世界史上大多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就是依靠了从原有武士、贵族、商人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一知识分子阶层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渴望改造日本社会，由他们参政才推行了维新政策。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幻想过由哲学家、学者来管理国家。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实现了这类组织原则。唐代，就有历史学家出席丞相会议的制度。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

　　2。5封建大国的自发分裂倾向

　　我们提出一体化结构具有保持中国封建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作用，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些世界文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封建大国是怎样瓦解的。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那些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由于各地区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所以不能长久维持统一的局面。即使凭借军事力量一时建立了统一的大国，这种统一也是不稳定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始终是一种对统一的瓦解力量。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世界史中那些封建大国分裂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它们大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军事占领到分封管理领土；（2）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3）军事割据的出现。　　查理曼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征战，建立了查理曼大帝国后，他即把战争中兼并的大部分土地分封给亲兵臣属，实行来邑分片制，规定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受封者死后由国家收回封地，不得世袭。亚洲也是这样。十三世纪印度建立了统一的德里苏丹的封建国家。它同样也是在武力征服后实行分封管理的。苏丹把他所控制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哈斯”，即苏丹领地；另一部分称为“伊克塔”，是苏丹赏赐给封建主的封地。但伊克塔不能世袭，苏丹随时可以收回，受封者还要承担为苏丹服军役的封建义务。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虽然建立了文官制，但也是把大片土地分赐给称作“扎吉达尔”（受封的封建主）“的人，封土不能世袭，扎吉达尔要履行提供骑兵的义务。实际上，绝大多数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封建大国都是依靠分封制来组织和管理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总可以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封建主逐渐把封地变为世袭领地。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中“不可转让”的领地，称作“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硬化，也就意味着地区间联系的割裂，意味着农民对封建领主依附关系的加强。从控制论角度看，各部分之间联系削弱，就是一个大系统解体的过程。

　　查理大帝国建立不久，公元九世纪初，大部分来邑蜕变为封建主世袭领地，庄园中的生产者——自耕农、半自由民、隶农、奴隶逐渐地融合为农奴阶级，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强。于是，对王权的离心倾向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北印度德里苏丹政府和以后的莫卧儿王国，也都是由于赐封土地变为世袭以后，贵族领主不再服从王权，军事封土制受到破坏，最后出现分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受封者演变为世袭领主、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日益猖獗；另一种是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恩格斯在分析法兰克封建社会形成过程时，曾精辟地指出封建化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我们把这两种趋势统称为封建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贵族化趋势。

　　随着贵族化趋势的发展，那些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必然瓦解。拥有土地、财富和私人武装的贵族领主，成为军事割据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史中，很多依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封建大国，都是这样衰落、瓦解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统一后不实行分封管理而采用郡县官僚制，是否就能遏制贵族化趋势而避免分裂割据局面呢？那么不一定。日本大化改新是个典型例子。公元645年，日本皇室和部分到隋唐帝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一起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和旧贵族展开激烈斗争，终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大化改新以我国隋唐为楷模，废除了官位世袭，实行郡县制和征兵制。它在经济上也效法我国唐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