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封建政权。大化改新以我国隋唐为楷模，废除了官位世袭，实行郡县制和征兵制。它在经济上也效法我国唐代，实行班田制，把部民解放为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配一次土地，国家对地主和农民征收赋税，死者土地归还国家。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六年一班的制度在贵族化浪涛的冲击下，不得不改为十二年一班，二十年一班，五十年一班。九世纪中叶，国家官员已贵族门阀化，许多庄园获得不输不入权，即不向国家交租税，国家检阅田地和征税的人员不得进入庄园，终于形成一个个在行政司法上独立的贵族领地。这样，日本出现长期的分裂局面。
问题并不在于名义上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国家即使名义上不搞分封制，贵族化倾向亦可迅速使官僚演变为贵族领主，从而导致封建统一国家的分裂。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它最瓦解统一的封建国家强有力的因素；对于分裂割据局面，它却是一种稳定因素。能否维持一个封建大国的稳定，关键在于国家有无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遏制贵族化倾向所导致的分裂趋势，而一体化结构正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2。6一体化功能之一：对分封制的调节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分封制的演变历史。
周代是实行分封制的。周的疆域很大，近年来出土文物表明，现在辽西一带已属于周的版图。为管理这样大的国家，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周代中央王权也有不断衰落的趋势，这与我们在2。5部分的分析是符合的。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我国实现一体化结构的开始，它还很不完善。当时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汉高祖曾大封天下，分封对象是皇亲国戚和有功之臣。一种是分封“列侯”，共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但他们只享有税收权，实际上并没有行政权。另一种是分封“诸侯王”，受封者主要是皇亲国戚，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当时，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而诸侯王占的郡就多达三十九个。诸王在自己的封地上不仅能征税，而且享有相当大的行政管理权，甚至有任免二千石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的权力，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显然，这种分封制迟早要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果然，几十年后诸王起事，吴王刘濞在封国征兵二十余万，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但是，汉帝国已建立了一体化结构，这就和周代大不相同了。周天子在诸侯势力膨胀时，不得不依靠这个诸侯去打那一个诸侯，其后果是加剧了诸侯间的争斗，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霸主轮流坐桩的局面，加速了中央王权的衰落。而汉代则可以利用一体化的官僚机构来对付分裂倾向。早在吴楚之乱以前，有远见的官员贾谊，在做梁王太傅时就上治安策，疾呼强化中央集权，克服中央皇权与封国“平居不可屈信（”信“意为”伸“）”的局面。他建议众建诸侯、剖分王国，以削弱诸王。汉文帝就采用分地的办法来削弱诸王势力。他采纳晁错关于‘削藩“的建设，用中央军击败吴楚七国的叛乱。此后，汉景帝加强郡县制来遏制割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汉武帝时，汉王朝把直属中央的郡增加到八十多个，将盐铁业从少府改属大司农掌管。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所谓的”推恩令“，进一步削弱地方封国的势力。同时，汉武帝还迁豪强于茂陵，以”内实京师，外销奸滑“。这些措施，推恩是虚，削弱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是实。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夺去了一百0六个贵族的爵位。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体化结构得到了巩固。可见，如果有一体化结构，即使出现了由分封制带来的贵族化趋势，甚至发生了武装叛乱，中央集权政府也可以用一体化的组织力量来削弱并克服它。
我们将西汉时期封户数量的变化制出一图（图2），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侯受封后不断扩充自己掌握户数的贵族化趋势，如ABC线所示。如不控制，必将引起分裂割据。而BC线表示汉王朝从公元前160年就开始的夺侯等控制行为造成的实际情况，中央王朝利用一体化调节力量不断削弱了各侯的势力。这个图是很有说服力的。
唐代，唐太宗曾经想实行一种宗室勋贵的州刺史制度，即让上层贵族和功臣当刺史，官职世袭。可是，在殿前会议上，魏征就带头反对，他认为州县制更有利于中央统治。唐太宗不听劝，于公元631年下令执行这种州刺史制度。公元637年，有皇弟、皇子二十一人当上了州刺史，唐太宗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也担任这种世袭的州刺史。立刻，有不少儒臣上书谏阻，而长孙无忌等也表示不愿出京当刺史。唐太宗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于公元639年下诏停止这种制度。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体化调节力量强大时，某种可能实行的贵族世袭制度在其萌芽阶段就被遏制了。
2。7一体化功能之二：限制人身依附关系
过去有不少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较弱，是地主经济造成的。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农民的管理权从土地占有权中游离出来了。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似乎还不够全面。土地买卖、商品经济固然可以起到削弱人身依附关系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自耕农地主经济的相对稳定呢？
我们在本书2。5部分阐述过，小农经济具有自发的贵族化倾向，它在经济上表现为自耕农农奴化，使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如不控制，它必然导致自耕农经济的瓦解。正如法兰克王国的农奴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自耕农转化过去的。贵族化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存在的。皇室、贵族、豪门望族和大地主，都在尽力把原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农民和破产逃亡农户变为自己的控制对象，如“私属”奴婢、仆役之类。这种趋势不控制，也会引起自耕农和佃农农奴化。而中国封建大国则一直是利用一体化力量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靠官僚机构括户括民，向地方豪强争夺生产者。
历史事实证明，随着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增强，地主和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在不断减弱之中。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秦律规定，小隶臣“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厩苑律》）。汉代，官僚机构进一步限制主仆之间的依附关系，甚至连报官杀奴也不行，奴婢”犯法“要由国家处置。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除去主人的杀人之威。史书记载，贵族史子回的妻子，因绞杀侍婢，”为人所上书言，论弃市“民西汉末年，王莽的儿子私杀奴婢，王莽迫其自杀。宋代已有法律规定，贵族和地主不能私设公堂，不能对佃农”私第处罚“。北宋七宗天圣年间还发布过这样一道诏书：宣布佃户有退佃的权利，如果主人非理阻拦，可以向县衙门起诉。可见客户在生产上也受到国家保护，不受”抑勒“。宋代出过一件哄动一时的案子：宰相陈执中的嬖妾阿张捶挞女奴迎儿致死，官场竞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当时，朝廷上下，开封府内外，”道路喧腾“。欧阳修、赵挼确追咨鲜榈莱轮粗小Ｕ話指责陈执中”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要求将凶手阿张”擒付所司，以正典刑“。甚至有人说，陈执中也该杀。一直到他死了，礼官还要说他前事不正，不配享有溢号的光荣。
这一切说明，中国封建社会自从确立了一体化结构以后，它除了采取直接的措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之外，还采取限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出现僵化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措施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这种强大的一体化调节虽然并不能保持自耕农地位不变，并维护着封建剥削关系，但它能遏制领主经济，有效地使他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并稳固发展。
控制论指出：一个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要依靠它们之间的相巨作用、相互调节，才能维持某种稳定状态。地主经济是封建大国的经济基础，但地主经济结构也要靠一体化结构力量的干预才能保持下去。因此，在没有一体化调节下，自耕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它或者转化为领主经济，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处于作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也表明，一旦中央控制能力减弱，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加强，地主经济也就会被贵族化趋势瓦解。魏晋南北朝就是突出的例子。
2。8 一体化功能之三：抑制军事割据
中国封建大国的一体化结构，对军事割据势力的抑制是比较有成效的。那时的带兵者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武官，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中国封建社会中开拓疆域、抵御少数民族贵族的扩张以及镇压内乱和农民起义，这一系列战争大多是由皇帝指挥的。而历代开国皇帝差不多都要想方设法除去那些立有战功但又有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军事头目。朱元璋在这方面十分著名。他创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使十几万功臣宿将、文人学士死于皇权专制的淫威之下。据《明史。功臣世表》称，虐伤功臣致使“存者不及三四”。一般说来，武官将领大多具有儒家信仰，“忠君保国”是他们最基本的品质。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军事将领闹独立性和割据往往只是暂时的现象。
人们可能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唐代的藩镇割据。实际上，藩镇在唐代之所以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正由于它是和一体化结构不能相融（自洽）的制度。以著名的魏博镇为例，从公元763年田承嗣当节度使到唐末该镇最后一个节度使罗绍威，共历七姓、十六代。其中军士拥立的为八人，为部下所杀者三人、所逐者三人，共十四人。可见，在这些藩镇中，唐廷中央政府连任用节度使的权力都不能实行了。藩镇不属于一体化结构。宋以后，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都大大强化了，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闹割据是从河北三镇开始的。而河北三镇，恰恰是一体化结构最薄弱的地方。当时，唐代儒生认为河北三镇是不知礼义、以骑射为能事的野蛮落后地区。大诗人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就说，这样一个秀才竟连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都不知道，只知道“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大多是胡人，或是“胡化”汉人，这些人从来不读儒家经典，不属于儒士。因而，在河北三镇很难实现一体化结构。
唐代其他藩镇中实现了一体化结构的，就稳定得多。那些以儒将、儒臣为节度使的藩镇，基本上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如《通典》作者、著名历史学家杜佑就历任岭南、淮南、徐泗三个地方的节度使。杜佑始终积极维护统一。出身山东土族的著名儒士郑余庆，曾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以“两经登第”而名噪一时的贾耽，曾历任山南西道、山南东道、义成军节度使；当牙兵劝他搞割据时，他严辞拒绝。杰出的政治家马揔曾担任过淮西及忠武军、天平军的节度使民唐代“牛李党争”起头目牛僧孺和李德裕也都当过节度使。事实上唐代藩镇多以儒臣为节度使，对于扼制藩镇叛乱发挥了作用。
历史表明，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分裂和镇压武装叛乱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唐代宰相李德裕就非常明确地说过，内地不同于边疆，“前后命帅，皆用儒臣”。大儒辛秘，曾任昭义节度使，打败了李锜的叛军。大书法家颜真卿曾英勇抗击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后来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亲往叛军营中宣读诏书，最后被李希烈缢死于龙兴寺，为维护国家统一献出了生命。一批忠君爱国的武将，郭子仪、李抱真、浑珹、李光进、李光颜、乌重胤等为平息叛乱立下战功。有的割据者，甚至主动向唐王朝交出政权。如公元812年（宪宗元和7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要求把魏博六州重归唐廷管辖，请中央委任州县官吏，并希望改变河北三镇“官封代袭”、刑赏自专的“伪风”，还把自己的兄弟子侄送往长安，为其他节度使作出表率。确实，一体化结构对官员——包括文臣武将的控制能力是惊人的。象宋代雄才大略的岳飞，宁肯被皇帝十二道金牌召回，冤死于奸臣之手，也没有反叛。只有被德家正统思想牢牢束缚的儒将，才可能有如此的表现。
以上三节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抑制贵族化趋势导制的分裂因素的调节功能。有这种调节和没有这种调节，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揭示一体化调节力量四还评功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与西欧的差别。
2。9 两种不同结构的封建社会
在1。4部分，我们曾指出过，可以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以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图3中，中国封建社会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子系统是相互适应的，表现为统一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大国的形态。欧洲封建社会内的三个子系统也是相互适应的，表现为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形态。
为什么同样是封建社会，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水平，却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呢？关键在于，社会结构内部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方式不同。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调节方式，正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相互联系和相互调节的基本特点。一体化体现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强大调节作用，保持着地主经济的稳定。同时，地主经济又是大一统的基础。只有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国家才会有充足的税收，用以供养皇室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机构。而只有利用统一的官僚机构，才能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遏制贵族化倾向。同样，没有儒家的正统地位和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也不能形成。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割裂的，它们互为因果，相互调节，在相互作用中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及其他相应的特色。
西欧封建社会里，由于不存在这种一体化调节，它内部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的方式也就不相同。马克思说过：“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这种贵族庄园制经济是贵族政体的基础。而政治上的分裂造成地域间联系的减弱，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使领主经济得以巩固。这三者之间也是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只是适应的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显著不同。正因为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方式，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
那么，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建立类似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调节呢？欧洲封建社会中不是同样存在着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教士吗？为什么不能利用教士作为官僚实现一体化调节呢？教士在欧洲封建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是百分之零点五至零点六，与中国儒生占总人口数比例差不多，而且在社会等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