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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狐说刘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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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子婴只当了46天秦王,就坐在用白马拉着的一辆白色丧车上,用绳索套住自己的脖颈,代表曾经统一中国的赢秦氏家族,向世界服罪,向人民忏悔。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好端端的一个大秦王朝,几年之间就灭亡在赵高、胡亥等人手里。
    轵道(陕西西安市东北)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地点,它因旁边有一个小亭子而得名,如今却成了大秦帝国历史的终点,成了历史的见证。
    丧车载着子婴(他本是一个活人)缓缓地沿着轵道滚来,滚向这个历史的终点。
    ……
    子婴投降了,成了刘邦的俘虏!
    刘邦说:“怀王命我入秦,就是因为我宽容大度,不滥杀无辜;况且子婴已降,杀他有失仁义!”
    历史在这里飞快地翻了一页,刘邦的大军开进了咸阳城。将士打开府库,分金取银;萧何带人进入丞相府中,把秦朝的有关档案资料,运到军营里;刘邦走进秦王宫中,只见雕梁画栋,精细无比……
    刘邦和那些抢钱拿物的将士们,自然不会有人称道,唯有萧何抢书,倒是得到后人好评。萧何就是凭借这些抢来的资料,掌握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关口要塞、全国户口、各地经济等情况,为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李贽在《史纲评要》中称萧何是宰相之才。
    刘邦经过张良的劝阻还军灞上,自然是一件明智之举,翦伯赞《秦汉史》说:
    咸阳城里,烧杀淫掠,已经闹得不成世界,张良觉得不大妥当,才劝刘邦还军灞上。
    看来,刘邦的胜利,离不开他的部下,这得益于他谋人用人策略的正确。
    刘邦走出了秦宫,回军灞上,才清醒过来,自己虽然拿到了“王关中”的执照,但离挂牌开业还远着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张执照缺乏应有的实力支持。既然准备“开业”,得有所表示,于是刘邦回到灞上之后,发表了这样一篇讲话: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灭族),偶语者弃市(杀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全)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安居)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灞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这是刘邦的政治宣言书,也是刘邦笼络秦民的利器!
    葛剑雄在《泱泱汉风》中说: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三条法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一方面,要确定杀人、伤人、盗窃罪并非易事,伤人与盗窃程度相差很大,如何抵罪?不同的罪执行什么刑罚?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很多,远非上述3种,百姓犯其他罪怎么办?现在能看到的秦律还很多,难道当时都废了?
    我们认为,刘邦注重维护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是“约法三章”真要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从本质上说,“约法三章”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并不是真的只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过度追究,把它当真,难免拘泥。何况,古人也常常以“三”这个虚数表示多的意思,也不见得这里就表示一个实数。
    我们知道,竞选总统要拉选票,企业发展要充分激励员工,革命要跟劳苦大众搞好关系,就连抗击和治疗“非典”,也必须全民动员,何况刘邦要当“关中王”?这是刘邦的匠心独具,还是他谋臣们的功劳,正史无法考证。《西汉开国演义》说是萧何的建议,也算是合理的推测。无论如何,也是在刘邦的旗帜下所采取的举动。
    刘邦的这一篇政治宣言书,是给父老、豪杰的一个定心丸,拉拢了秦朝的劳苦大众!
    和平“解放”咸阳之后,刘邦并不轻松,要当“关中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还面临着许多难题,集中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秦王子婴杀不杀,秦朝的官吏如何处置。如果子婴负隅顽抗,处死他名正言顺;如果投降的不是子婴,而是秦二世胡亥,处死他顺理成章。可是这位主动投降的子婴,偏偏在秦人心目中印象不错,不久前又设计杀死了人见人恨的赵高。但不处死他,诸将不服气。可是刘邦几句话,把诸将给挡了回去。
    其实,杀不杀子婴,以刘邦这样的性格,真是无所谓,但是,秦朝的那一大批官吏怎么管束,秦国的那些百姓谁去号令?留下子婴,就有一个抓头,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谓纲举目张,就像“西安事变”之后不杀蒋介石一样。所以刘邦的那大段关于不杀子婴的话,不过是用来搪塞众人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件事情被他轻轻一拨,处理得天衣无缝。
    第二,秦国的财产怎么处理。刘邦对此也是手足无措,他自己也想住到秦宫里去享受享受,所以,他让大家抢劫一番,自己也赖着不想出来。最后,他听从张良等人劝说,驻军灞上,把这些秦国的宫室、财宝交给子婴这帮人去管理。其实能够拿得动的东西,早已被他的部下拿走了,如果将来有人追究,他还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他的算盘倒打得很精。
    第三,怎样对待秦国严法苛刑。秦国法网密布,是套在百姓头上的沉重枷锁。刘邦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他深知最下层百姓所受的灾难。继续执行秦法,无疑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全部废除秦法,无法无天,百姓不好驾驭,于是他来个“约法三章”,简明扼要,像歌谣一样好记,这“约法三章”,只能是个临时的规矩,但其影响不可低估。
    无论是对待是否杀子婴的问题,还是对待秦国财产法令的问题,刘邦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人心的向背。能够笼络人心的,能够有利于他当关中王的,他就尽力去做,克制自己的欲望。最为集中的表现,自然是“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无疑是刘邦进军关中以来收拢民心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自然是当“关中王”。因此,刘邦在进军途中,经常表现出不骚民、不扰民的举动,还与父老“约法三章”,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史记·高祖本纪》载:

    (刘邦)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刘邦为自己拉来不少政治选票!
    “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相当于派遣工作队、宣传队到各县各乡宣传刘邦的施政方针,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些宣传队、工作队的组成人员,有刘邦的人,也有原来秦国的官吏,可见由于没有杀死秦王子婴,秦国的官僚机构和人员,都能积极地为巩固新政权服务。
    刘邦深知,用好一个人,就能管住一群人。
    刘邦的这一系列举动,无异于皇帝登基大典时的大赦天下。
    通过这样的“工作”和“宣传”,“秦人大喜”,纷纷前来慰问刘邦的军队。大概秦国百姓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不过“牛羊酒食”而已,这些东西对于想夺得一个国家的刘邦来说,算不了什么,何况安民告示出来前也都已抢掠过一通,刘邦因此打着不敢打搅百姓的幌子,谢绝了百姓的盛情。
    百姓是最讲实惠的,因此更加高兴,惟恐刘邦不当秦王。刘邦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规矩不在繁杂,而在于简单明了;制胜不在骁勇,而在于人心所向。
    “约法三章”无疑是刘邦施政、治军的最初纲领,概括起来有:
    刘邦入关目的是为了推翻秦皇暴政,拯救天下百姓,不会骚挠人民;
    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秦”,刘邦应该为关中之王;
    秦朝官吏人等要正常履行职责,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百姓安定;
    废除秦国一切法律、法令;
    新法令就是言简意赅的“约法三章”,大家都要遵照执行。
    所有的核心,全在于安定民心,收拢民意,颁布后确实起到了废除苛法,安定人心的作用,还得到了秦地百姓和豪杰的拥护。楚、汉相争还未开始,就为刘邦注入了汉胜楚败的关键因素。
    刘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当好关中王,当时他很天真,以为自己的官帽子已经戴稳了。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刘邦还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尽管后面的路还很长,对刘邦来说,已经得到了两张无可匹敌的政治选票:一个是“先入关者王秦”的政治优先权;一个是“约法三章”带来的民众效应。这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从此不仅腰板硬了起来,还具备了“人和”这个条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纵观项羽和刘邦,项羽凭借自己的武勇和个性,坑降卒,杀子婴,屠秦民,烧咸阳,封诸侯,都彭城,弑义帝……项羽被人认为残暴;刘邦因为“仁义”的名声,被派去偷袭秦国首都咸阳,能躲就躲,能绕就绕,比项羽提前两个月进入关中,取得了“先入关者王秦”的政治上的优先权,还得到了一个仁爱的名声。

借项氏大局,助自我发展

    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
    师父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都可以逃掉狐狸的追杀,这只也可以。”
    弟子说:“不可能!狐狸跑得比兔子快!”
    师父仍然坚持己见:“但兔子将避开狐狸!”
    弟子说:“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师父说:“狐狸是在追它的晚餐,兔子是在逃命!”

    目标的不一样,往往导致努力程度的不一样,也因此导致结果的不一样。
    目标的远大,往往表现出志向的远大。
    确定了目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像写文章找到了主题,这样就不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项羽的目标是什么?
    项羽与秦国,有家仇,有国恨,因而项羽的目标就是“报仇雪恨”,所以他屠城、坑人、杀子婴、戮秦民,烧咸阳、掘皇陵……
    刘邦的目标是什么?
    “先入关者王秦”!
    刘邦母亲死后不久,秦军来攻城,刘邦带着他的兵马,与来敌开始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战斗。来敌是秦泗水监军,不敌刘邦,带兵逃走。
    刘邦命同乡人雍齿留守丰城,亲率大军追赶。泗水(江苏沛县)一战,又败秦军。泗水郡守和监军逃往薛(山东腾县东南),刘邦穷追不舍,直到杀死郡守方止。
    刘邦在前方血战,后方却出了大问题。
    陈胜曾叫周市西攻魏地,周市派人游说丰城守将雍齿。
    来人对雍齿说:“丰城是魏国故地,魏国已经安定了数十城。如果你开城投降,你就是魏国的丰守;否则,攻破城池,鸡犬不留。”
    雍齿虽然是刘邦同乡,但是素来与刘邦有隙,便胁迫城中将士、百姓,开城投降了周市。
    公元前209年十二月,刘邦在前线正欲进兵亢父(山东济宁市南),忽听雍齿举城降魏,惊恐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他听清楚报告之后,立地大喊一声:“我一定要杀死雍齿这个叛贼!”
    刘邦带兵赶回丰邑。
    丰城经过几个月加固和修整,比以前坚固多了,刘邦攻打几日,损兵折将,不想又生了病,只得仍回沛县。
    刘邦退回沛县养病,十分痛恨雍齿与丰邑人背叛自己,听说秦嘉拥立景驹为楚王,驻军留(江苏沛县东南),便打定主意,去依附景驹,借兵再夺丰邑。
    次年一月,刘邦率领他的军队,往东南方向前进,准备去投秦嘉和景驹。在路上,他遇到了也准备投奔景驹的韩国旧贵族后代张良。
    张良素有贤名,刘邦早就知道;刘邦沛县起义,张良早已知道。两人见面,虽说初会,但是早有了解,两人说出去处,原来是殊途同归,张良也要去投景驹。
    刘邦忙叫人牵过一匹好马,与张良骑马并行,边走边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刘邦问及用兵之法,张良应对如流;张良议论玄妙之机,刘邦体会颇深。
    《史记·留侯世家》载:

    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

    从此,刘邦得到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
    刘邦等人到了留,见过景驹,忽报章邯兵马掠地,攻下相县(安徽睢县西北),快到砀(河南永城东北)。刘邦只得与秦嘉带兵击秦,两军在萧城(安徽北部)西交战,起义军败退,撤军守留。
    公元前208年二月,刘邦率兵攻砀,经过三月激战,夺下砀,收编兵卒五六千人,刘邦军威复振。
    三月,刘邦从砀出发,挥师北进,攻取下邑(安徽省砀山县),北下攻打丰邑。雍齿死守,两军相持不下。刘邦只得屯兵城下,苦思良策。
    此时,项梁击杀秦嘉,引兵攻占薛城。刘邦听说,与张良商议,决定去找项梁借兵。项梁看到刘邦容貌不俗,言语出众,格外敬重,借给刘邦五千人马,“五大夫将十人”(《史记》语)。
    刘邦借得兵马回来,昼夜攻城,三天二夜,雍齿抵挡不住,城破,只带了几个随从,突围逃窜魏地。刘邦进入丰邑,传来三老、豪杰,狠狠训斥一顿,令他们组织人夫,加固城防,派人随项梁的人马到薛报捷。
    过了月余,项梁致书刘邦,约他到薛城商议军机大事。在这次大会上,项梁听从范增建议,拥立了楚怀王。经过张良的活动,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封张良为韩申徒,拨给一千余兵马,派往韩地掠地夺城。
    从此,张良暂时离开刘邦为韩王成掠地。
    刘邦听从项梁将令,与秦军作战多次。
    公元前208年七月救东阿之战。
    秦少府章邯战败陈胜之后,引兵北攻魏国,杀齐王田儋、魏相周市,魏王咎自焚。章邯趁胜进攻齐地,兵围田荣于东阿(山东阳谷县东北)。城内兵少粮缺,情况危急。项梁率领项羽、刘邦挥师北上救援。两军在东阿城下混战,终于战胜章邯,让章邯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不得不向濮阳(河南濮阳县西南)方向逃去。
    同月,破城阳之战。
    章邯兵败之后,项梁分兵两路,命令刘邦和项羽攻打城阳(山东鄄县),自己领兵追赶章邯。城阳秦军拼命抵抗,城破之后,项羽屠城。
    八月,攻雍邱之战。
    项梁追赶章邯,在濮阳城外再破秦军,章邯败入濮阳坚守。项梁移兵攻定陶,令刘邦、项羽攻打雍邱(河南省杞县)。三川守李由先胜后败,被刘邦部下夏侯婴杀死。
    项梁在攻打定陶的战斗中轻敌而亡,楚怀王在迁都彭城之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获准引兵西进,去夺取关中。
    刘邦从沛丰起兵以来,这段时间只不过在项梁手下打了几仗,基本上都是与项羽合作,可能正因为如此,项羽才点名要与刘邦一起去夺关中。刘邦从这时候起,走上了基本独立灭秦的道路。这也是刘邦走向天子之位的关键一步。细细想来,的确既是运气,也是机遇。刘邦、项羽共同打仗,项羽当先锋,刘邦为接应。项羽在前面杀人,被人们认为残忍;刘邦在后面收拾残局,被人们当成仁慈。
    这个机遇是刘邦抓住的,还是楚怀王等人指定的,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可以采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话加以分析,全文为: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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