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宗教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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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弟，下凡人间，来拯救世人和杀死阎罗妖的，
借此神化自己成为民众 崇拜的对象。他还借用基督教的某些组织形式和崇拜
仪式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天规”。
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军在洪秀全的率领下，对清军的作战节节胜
利，于1853年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
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外国传教士的极大兴趣。他们为太平
天国所颁发的文件诏书中所表现出的基督教感情欢呼，对太平天国充满了希
望，他们认为“这个革命运动是大有利于基督教的”。在太平天国建立初期，
除了天主教的传教士之外，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均同情。他们一方
面寄望于通过太平天国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如果洪秀全推翻了清王朝
统治了中国，那么不言而喻，基督教将在中国成为统治宗教；另一方面，他
们企图说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改变革命的方向，信奉真正的基督教。他们纷
纷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进行活动，搜集有关情报。根据传教士意见，英、
法、美等国宣布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由于太平天国境
内战事不断，传教士希望在太平天国的辖区内增设教堂，进行大规模传教的
希望落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并未改变革命的方向，因此从1855年到1859
年，传教士没有去天京活动，对太平天国持观望态度，他们忙于鼓动和跟随
各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攫取更多的传教特权。
1859年4月，洪仁酱锾炀艿胶樾闳闹赜茫环馕赏踝芾沓�
政。洪仁痛淌棵怯泄铣な奔涞慕哟ィ�1853年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
督教教徒，因此，传教士对洪仁囊云谕：槿诗到达天京后，在上海的
外国传教士又分批地前往太平天国地区进行说教，认为“干王经过几年基督
教传教士的指导和影响之后来到南京，可能对洪秀全的思想起点作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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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位，将使他可以纠正天王的谬误。”但是，洪仁⑽绰阃夤淌俊�
的愿望，传教士并未得到在太平军控制的范围内自由传教的允诺。洪秀全坚
决主张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以达到在全国传教的目的，而且认为不需要外国传
教士，中国人自己可以做好传教这件事。对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不接受《圣
经》的召唤，传教士们感到非常失望。此时他们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
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他们转而支持清政府，敌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支
持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传教士一直希望洪秀全能够接受完全意义的基督教教义和仪式，放弃将
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和仪式揉合在一
起的拜上帝教。在传教士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虽然也承认 《圣经》的全
部或大部分信条，但是由于无知或刚愎自用，因此错误很多，他们只是名义
上的基督教徒，实际上不过是打倒偶像崇拜主义者。传教士们急欲纠正洪秀
全等人根据中国的需要对基督教教义和仪式所做的在他们眼中离经叛道的修
改，这些修改使拜上帝教背离了基督教的正统，而成为一种异端邪教。这些
修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将基督教的“十戒”，改写为“十款天条”；
第二，坚持上帝有形的观点，反对上帝无形的观点；第三，认为基督是上帝
最大的信使，而洪秀全是基督的同胞兄弟，是上帝的儿子，他带着神圣的旨
意降临人间。从而贬低了基督的神性，赋予洪秀全本人以神圣的光彩；第四，
拜上帝教没有公众礼拜的教堂，也没有牧师；第五，以礼拜六为安息日，而
不是礼拜天；第六，不举行圣餐礼，在宗教集会上也不使用酒作为基督的血；
第七，举行洗礼时，先是洒水，然后以水洗胸。不能重洗，而且任何人都可
以进行洗礼；第八，对“三位一体”教义，将“圣灵”译为“圣神风”，认
为圣灵是天父使用的工具，不能与天父，天兄同体，因此将此名赠给东王杨
秀清，相信上帝降托在杨的身上，杨可代其传言；第九，对于基督教的一些
宗教节日赋予新的含义。
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太平天国运动利用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号召和
组织起义使其在思想内容，组织形式、对外关系等方面具有近代的特点。
（3）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各宗派纷纷派遣传
教士来华传教，在华基督教势力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迅速发展。
法国殖民主义在中国势力超过葡萄牙，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也超过
了葡萄牙。1843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任命法国传教士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
教，从此，“保教权”落入法国殖民势力之手，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同受法国
政府的保护。
这一时期，天主教主要修会或外方传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有耶稣会、奥斯
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
会；主要女修会有仁爱会、圣衣会、方济各圣母传教会、多明我女修会。在
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1842年时约有50余名外籍神甫，80余名中国籍神甫。
到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800人。教徒从1860年的40
万人发展到70万人。1846，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三个主教区，另在
陕西、山东、山西、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牧主教区。1879年，
罗马教皇将中国划为5大传教区：第一区为直隶、辽东、蒙古；第二区为山
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
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为广东、广西、香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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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量霸占地产，扩展教会势
力，吸引无地的农民租种他们的土地并且加入天主教会。在华天主教各修会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它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占有的大
量土地、房产、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利润；二是历次教案
发生后勒索的大量赔款；三是中外教徒的奉献。天主教各修会拿出一部分钱
开办学堂以培养教徒子弟，设立育婴堂、医院和开展另外一些慈善事业扩大
教会的影响和发展教会势力。他们还把治外法权延伸给教徒，使一部分不堪
清政府腐败统治压迫的普通老百姓投入教会怀抱。通过以上各种方法，天主
教在华的势力迅速壮大，教徒人数不断增加。
义和团运动中，华北天主教受到沉重打击，3/4的教堂被毁。义和团运
动之后，天主教在华传教运动改变了方法，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直接矛盾，同
时扩大慈善事业和大力培植华籍神职人员。通过这些改良，20世纪最初 10
年成为天主教发展最快的10年。一批天主教修会新进入中国传教，传教士人
数由1901年的800人增加到1910年的1400人；教徒人数也由1901年的70
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30万人，几乎增加了1倍。
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晚于天主教，《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新教传教士以
香港和开放的五口为据点进行传教。为了吸引中国人加入新教，传教士印刷
了大量的中文《圣经》和传教小册子。到1860年，新教传教士从1844年的
31人增加到100人，教徒人数从6人增加到约2000人。在中国的新教传教
士中，以英美两国占主导地位，英国占50％，美国占40％，西欧和北欧占
1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教各宗派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到19世纪
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教徒增至约8万人。
义和团运动之后，新教同天主教一样改变了在中国传教的手法，利用清
政府的衰落迅速传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恢复了遭到破坏的教堂又在各地开
设了许多新的教堂。在华新教传教士人数激增，由1901年的1，500人增加
到1914年的5，400人。教徒人数也成倍增长，由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
1914年的25万人，成为新教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
相对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比较缓慢。1860年，在北
京的东正教徒，包括定居的一些俄籍人在内，仅有200教徒，全中国的东正
教徒大约300人。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华主要活动是搜集中国的情报
和研究汉学两项。东正教传教士收集情报，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和
语言等，为俄国政府侵略中国服务，传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在 1860年到
1900年期间，东正教传教士仅在张家口和汉口新开设了两处教堂，教徒不超
过500人。义和团运动中，东正教在北京和张家口的教堂被毁。义和团运动
后，东正教传教士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北京、张家口等地的东正教堂，又在
河南、直隶等地建立了新教堂。但是与天主教、新教的迅速发展相比，东正
教这一时期发展相当缓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微。
基督教传教士还大量从事与传教有关的辅助活动。主要有：第一，翻译
出版大量的西方书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通过宣传西方的文化，影响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使他们认同西方文化，使中国人的思想“开
放起来”。李提摩太主张走上层路线和文化传教，从上层官僚和士大夫阶层
入手，通过官绅阶层影响下层群众。他还认为要“感化中国，没有比文字宣
传来得更快的方法了”，力主文字传教。为此，1887年11月1日，传教士
们在上海成立了广学会，以介绍西方新书，开发中国民智为宗旨，实际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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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商与传教。”其中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长达25
年。广学会是新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它先后发行了246种，73
万册书刊。广学会在当时中国极端缺乏西学书刊的情况下，出版了大量西学
书籍，发行刊物《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界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资产阶
级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说过，他的新知识来自几部教会的译书。光绪皇帝也通
过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制度。
第二，开办学堂。开办学堂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一方面通过教会学校培养中
国籍的传教士，扩展教会势力。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控制中国，
“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
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或领袖。……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
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胜
①
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随着外国
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增加，传教士在中国办的学校越来
越多。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约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多名。
第三，教会慈善事业。教会慈善事业主要包括教会医疗事业、教会慈幼事业、
教会救济事业。外国传教士开办这些慈善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博取中国人民的
好感，发展教会势力，缓和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反抗情绪，推行帝国主义
对华侵略政策。
当然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附带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先进的
技术。与封建社会相比，有许多是进步的东西。也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近代
文化、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4）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结合在一起的。传
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宗教侵略。他们在沿海
和内地霸占土地、干涉中国内政、包庇教民，酿成了大量的民教冲突。清政
府的一些官吏在处理民教冲突时慑于外国传教士的势力偏袒教民，致使民教
之间的积怨不断加深。此外，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与中
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它的一些礼仪和中国社会习俗格格不入。西方文化和
东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为了反对传教士的宗教文化侵略，捍卫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洋教的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前40多年间，我国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教案有300多起。这些教案遍及全国，有的发生在偏远
的地区，有的发生在沿海或内地。其中比较大的教案有几十起。这些教案都
是因为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肆意妄为而引起的。比如1848年的青浦教案、
1856年的西林教案（马神甫）均是因为传教士违反规定，非法传教而引起的；
而酉阳教案（1865年）和台湾教案（1868年）则是因为教民欺压百姓，激起
民愤而引起的；扬州教案（1868年）、黔江教案、延平教案等则是因为传教
士强行占地占屋，设立教堂而引起的，这类教案是近代史上发生最多的；营
山教案（1875年）、建平教案（1876年）等则是因为传教士强行传教导致纠
纷而引起的；大足教案（1890年），成都教案（1895年）则是因为传教士破
坏中国传统节日而引起的；天津教案（1870年）、宜昌教案（1891年）、武
①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 年》，第457—459 页；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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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教案（1891年）都是因为传教士虐死、拐卖幼童引起的。
每当发生教案，传教士就向本国政府汇报，西方列强即凭借不平等条约
逼迫清政府答应屈辱的条件。往往是处分当地地方官、处死和监禁参与反对
传教士的中国人、赔款、道歉。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军舰开到天津进行威
胁，英、美、德、意等国军舰亦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慑于压
力，全盘答应了西方列强的要求。地方官被处分2人，民众被判死刑20人，
徒刑25人，赔款497，285两白银，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道歉。又巨野
教案 （1897年）发生后，德国军舰立即从上海开往胶州湾，强行登陆，占领
胶州府城。结果，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处死民众2人，徒刑3人，赔款
225，000两白银。德国还乘机占领了胶州湾附近地区，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胶
澳租界条约》，将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