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宗教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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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坐车须由信徒代为买票。外出时不得持伞，化缘来的食物要自己吃，不得
与狗、鸟吃。
1859年，瑞琴法师（1822—1893年）在瑞琴地区创建瑞琴派，它反对对
佛陀的偶像崇拜，主张信仰佛陀的精神，在仪式上不得敲打吹奏法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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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很严密，比丘都有证书，每座寺庙和支部都设有世代相传的名册。它的
统治机构是僧长和瑞琴中央大会，实权由上缅甸比丘掌握。其戒律较严格，
规定比丘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不允犯戒，比丘不得参加节日活动
和接受钱财，不得举行隆重的火葬仪式，不许穿用化学颜料染的僧衣，过午
不得嚼槟榔、抽烟和喝饮料。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年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上座部佛教第五次
结集（缅甸说法），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
结集考订校对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
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五年方
成，至今犹存。
越南的佛教于公元2世纪末从中国传入，中国佛教的禅宗和净土宗在越
南佛教界影响最大，从古至今越南僧侣和佛教徒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经，诵读
中国的佛教著作，受戒形式也和中国相同。15世纪以前，大乘佛教一直在越
南北部占优势，而越南中部和南部流行的则是高棉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和其
他民族的原始宗教。18世纪以后，随着越族统治势力不断向南发展和法国殖
民者的入侵，大乘佛教也开始在湄公河三角洲流传。
1848年，越南南部西安寺住持宝山奇秀和段明媛组织宝山奇秀教，提倡
无寺、无僧以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和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湄公河三
角洲农民中广泛传播。此派教徒是后来南方人民抗法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锡兰佛教属上座部佛教，亦称巴利语系佛教。因为它是从印度传入斯里
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故又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或南传
佛教。
从 16世纪开始，锡兰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
击，严重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统
治和占领，殖民者们毫不尊重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
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
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迫改宗。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下，佛教作
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自然而然地担负起抗拒西方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重任。
锡兰于1799—1818年间形成了阿摩罗普罗派，此派由在缅甸阿摩罗普罗
受戒的比丘达磨招提等人创建。它反对暹罗派（斯里兰卡最有势力的一派，
创建于1750年）只吸收上等种姓，而主要吸收僧伽罗族卡拉瓦（渔民）等三
种种姓。其势力集中在南部和西南部沿海地区。比丘只剃光头不剃眉毛，僧
衣须披盖两肩，接受布施时不讲答谢语，讲经会也只由一个比丘诵经。它主
张礼敬佛像。该派拥有大量土地，还经营商业等。
柬埔寨佛教是公元前传入的，公元3世纪左右，随着同中、印两国贸易
等方面的往来，大乘佛教开始传入。14世纪后，泰国不断入侵，推毁13世
纪修建的著名的大乘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宗教建筑——吴哥窟，推行上座部
佛教，从此上座部佛教成为柬埔寨的国教。
从泰国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分大部派和法相应部派，大部派在 14世纪传
入，同农村基层佛教徒联系较密切。1864年，柬埔寨佛教史上发生一件大事，
那就是法相应部的传入，此派是留学泰国的柬埔寨高僧老昆创建，戒律比较
森严，得到王族的信仰和布施，人数虽少势力甚大。此派有同政权机构相平
行的自治组织机构，分设僧长、省僧长、区僧长和村佛塔住持。僧长由国王
任命，下设高僧委员会一个，由21人组成，省僧长下设由4个高僧组成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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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区僧长下设由3人组成的区理事会；每个佛塔住持有一个居士助理。
法相应部派与大部派的主要分别是托钵方法不同 （法相应部派用手托钵，而
大部派则挂钵于肩），以及巴利文发音和经典的背诵方式不同，双方互不参
加对方仪式。
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在法国殖民期间，佛教受到法国文
化的打击，一度式微，从19世纪末开始，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
族意识的手段，有了新的复兴，涌现出了波昆博、阿查·汗鸠等一批爱国高
僧。
公元前3世纪前后，佛教传入泰国等中南半岛地区；公元11世纪，缅甸
和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先后传入，公元13世纪，素可泰王朝第三代国王兰
摩甘亨确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
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是为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此
前，他做过27年比丘，精通三藏论释，懂得梵文、巴利文和英文。1837年，
他创立了泰国僧伽中最有势力的一派——法相应部派 （是巴利文的意译），
强调遵守斯里兰卡上座部戒律，学习巴利文经典，只许王族、贵族阶层成员
参加。此派与传统的上座部僧伽组成的大部派 （是巴利文的意译），构成泰
国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统建造了泰国最大的佛塔，鼓励将法相应部派传到柬
埔寨，并遣使前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树分枝。蒙固王的崇佛对 1868—
1938年泰国全部出版泰文、巴利文三藏有不灭之功。他还在1859年勒令犯
戒僧人还俗，规定外来挂单僧人登记，沙弥的年龄限制等，使佛教诸僧的素
质进一步提高，防止了僧人的泛滥，蒙固王之后的朱拉隆历时期（1868—1910
年），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
团教会化，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他还推行
教理考试制度，指定应考的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传》、《戒律基
础》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的内忧外患更是不断。太平天国时期，反对
偶像崇拜，排斥佛教，大量的寺庙被太平军毁坏，佛教又一次遭受重大打击。
清末民初，新思潮兴起，国民革命爆发，又将佛教作为重要对象，使其再受
冲击。同时，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
题，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找到了佛学，认为中国佛学中的“自尊”“无畏”
思想可以救中国，于是就提倡佛学、宣扬佛学，大力发展佛教文化。其中的
杨仁山居士除了从日本找回我国自宋元以来早已失传的隋唐佛教典籍，并创
金陵刻经处，筹资刊印流通，由此引起人们对佛经的研究和传诵。维新派人
物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均曾以佛学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变法的理论武
器，用以激励人们去进行变法斗争，发奋图强。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的《五
无论》和《建立宗教论》等，也都以佛学思想为基础。近代佛家试图通过研
究佛理而中兴佛教，也出现了一些有为高僧。
2。佛教与民族解放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佛教界的影响下，越南佛教界也发起佛教
复兴运动。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以后，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佛
教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国强迫阮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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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统一的王朝）签订
了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
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英国统治斯里兰卡期间 （1796—1947年），一些民族主义运动领袖，
佛教居士知识分子利用佛教来提高民族意识，开展反英斗争。
16世纪以来，缅甸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
略，基督教传教士也于1689年进入缅甸，1885年缅甸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
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
义在东方觉醒，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有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
团体，甚至组织政党。
19世纪末，法国派兵侵泰，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天主教传教士纷纷进
入泰国活动，广大佛教徒自发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反对外侮。
柬埔寨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柬埔寨佛
教徒和僧侣是反抗法国殖民者的重要力量。出现了混昆博、阿查·汗鸠等一
批爱国高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佛教本身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者占领老挝，佛教在外国入侵期间，一方面遭
受严重打击和破坏，一方面激起僧侣和佛教徒的爱国热情。
3。中国的居士佛教
居士，音译“迦罗越”，意译“家主”，原指古代印度吠舍种姓工商业
中的富人，因信佛者颇多，故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之受过“三归”、“五
戒”的人。
晚清佛学的复兴，尤其得力于在家居士，故当时于佛、法、僧三宝之外，
又有四宝之说，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名流、政治家、僧侣无不竞相研究佛学。
他们谈禅说偈，著书立说，也多与居士的提倡和身体力行有关，杨仁山居士
可称佛门尊宿，其上承明代四大师融合诸宗、会通三教之遗风，继彭绍升之
后，掀起居士佛学之新潮；下启20世纪上半叶佛学复兴之盛况。他首刊魏源
《净土四经》并作序阐明其净土思想，映衬了龚自珍、魏源以经术求治术，
以佛法求世法的近代社会思潮。其后，有梁启超佛儒结合的东方人生哲学，
佛教救世思想和佛教史与佛教哲学的研究；谭嗣同以心、识为体，以仁为用
的经世佛学；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救世主义；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更与
杨仁山居士有不同程度的关系。特别是谭嗣同以杨仁山为其学佛的第二导
①
师，“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此外，清帝室崇佛也是近代
佛教的特点之一。
（1）慈禧与佛教
慈禧自垂帘听政之后，宫廷中便以“老佛爷”相称，应该说凡称之为“老
佛爷”者首先必须崇佛、信佛、礼佛，也就是说既是佛爷必与佛教密切相关。
其次才说“老佛爷”确是一个徽号，是宫廷内外对崇信佛教的帝后的尊称。
慈禧之所以允许或喜欢宫内外臣僚称她为老佛爷，主要是她本人对佛教
①
的尊崇。德龄曾说慈禧对于佛教是很虔诚的，说她“是个虔诚的佛门弟子”。
①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编》。
① 德龄：《慈禧恋爱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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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慈禧曾在扮观音摄像前说过这样的话：“余尚有一佳思，即摄一观音
像是也，以二太监总管为侍者，其应衣之服，早已备就，余偶尝衣之。途逢
盛怒，或者所烦恼时，辄作观音装，则余气顿平，俨然一观音后身矣。此举
与余，大有裨益。盖令系心中不忘大慈大悲四字也。今作观音像而摄一影响，
则可随时视之，而生慈悲之心矣。”②
对慈禧的自我表白，虽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她并非大慈大悲之人，也未
时刻将慈悲放入心怀，但是每遇烦事，遇到困难之际扮作观音的事实，却是
非崇信佛教者所能做到的。
慈禧念经供佛从不间断，即使有时外出巡视也必如此。如慈禧巡行东北
释祭祖陵之时，仍然照常礼佛。据德龄说：“太后生性很崇信佛教，伊有一
尊磁制的观音像，差不多是终年不断地虔诚供奉着的，此刻已早就派人赍到
这里来了。有时候伊也喜欢念经，所以必须另有一间静室 （供奉观音，礼佛
③
读经殿）。” 由此可见慈禧对于佛教确实算得上一个比较虔诚的弟子了。当
然，慈禧的崇佛是和清朝的佛教政策，以及她为了仰儒和她本人所受佛教的
影响是分不开的。
（2）杨文会和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 （1837—1911年）原名文会，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自幼
聪慧过人。他自称26岁起即开始学佛，这是指他开始接触佛教经典，还并不
是已经信仰佛教，当时他对佛学还没有什么兴趣。27岁（1863年）时，他生
了一场大病，由此开始信仰佛教，后来一心学佛，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
信仰者。在多年的学佛弘法过程中，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了我国近代佛教文化机构——金陵
刻经处。
杨仁山自病后读 《大乘起信论》，从而下决心学佛以后，就遍求佛经，
认真诵读。由于连年战争，很多佛书被焚，连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也毁
于兵火。唯一留下的北京《龙藏》又是梵夹本，不便阅读。为此，他“发心
刻书本藏经”，以广流传。当即约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于公元1866
年 （同治五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他刻印的第一部书
是“净土四经”。此时的杨仁山，一面深研佛学，勤刻佛经，一面诵经念佛，
静坐作观，俨然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1897年他将自己所建的南京延龄
巷住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之所。
自创办金陵刻经处后，杨仁山更是热心搜求佛教亡佚经典。他先是在国
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1878年他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伦敦结识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此后更加注意收集藏经之外的“古
德逸书”，以便刻印流通。后又托人给南条文雄，广求中国失散的古本佛经。
后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总数达300余
种。从这些佛书中，他挑选出一部分刊行，编入 《大藏辑要目录》。
杨仁山学佛以后，感到当时的僧人大都没有佛学知识，需要创办一些佛
学学堂以培养佛学人才，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了办好僧人教育，杨仁山
还制订了种种规章制度。规定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