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名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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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商后，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武王征求大臣的意见。周公提议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依计而行，分封了几个商朝贵族继续统治他们的领地，大大争取了殷人之心。不久，商朝贵族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军东征，平定了叛乱。
武王灭商后两年就病死了，临死嘱咐周公辅佐幼主成王。周公在辅佐成王时，一方面大量分封周氏子弟和功臣后代到各地为王，以巩固王室的统治，一方面在中央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统治。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等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着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分封制和宗法制，虽在周公以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周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凭借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把他对付殷人的那一套政策贯彻下去。周公实行这套办法是有效果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就近镇压殷族奴隶主的反抗。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东都建成。在洛邑营建成之前，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阶级社会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和繁琐，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概括起来有5类：一为吉礼，用于祭扫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滥用。礼和乐相辅相成，是巩固周朝等级制度的手段。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做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做了75年国君。高家也善于治理国家，上下没有怨言，做国君达59年。祖甲长期在下面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因此他继位以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鳏寡，治国达33年。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五六年，或者三四年。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后来得了病，他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
春秋第一相管仲
管仲，又称管敬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名夷吾，字仲，颍上郡颍水之滨人。管仲出身贫贱，曾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在坎坷的生活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没有被后人传为美谈的管鲍之交，那么我们在这里很有可能就看不到管仲的名字了。
管仲曾经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但是在齐国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两人却暂时分手了。因为在春秋时期齐国第三个君主襄公是个昏暴之君，在他统治时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为了避难陆续外逃；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逃到了莒，公子纠在召忽和管仲的帮助下逃到鲁国。在此之后，齐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公子无知被立为齐君，无知也是个昏暴的人，不久就被雍林人杀掉。这时，公子小白在国内贵族国氏、高氏的帮助支持下乘机从莒返国，去夺取君位；鲁国闻知无知被杀，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夺取君位，并派管仲在公子小白回国的途中把他杀掉。管仲路遇公子小白，放箭射中他的带钩，小白应弦而倒，用装死骗过了管仲的追击，并抢先赶回齐国，夺得了君位，他就是春秋第一个赫赫有名的霸主——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后，立刻发兵攻打鲁国。这年春天，双方在乾时兵戎相见，鲁国兵败，公子纠被杀，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谋士也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鲍叔牙力劝桓公放了管仲，并推荐说管仲是个难得的治国之材，应委以重任。他甚至要求使管仲代替自己的卿位置，并甘愿作他的下属。齐桓公对管仲的博学多才早有所闻，经鲍叔牙的力荐，对他更为赏识，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答应了鲍叔牙的请求，将管仲任命为卿，并尊称他为“仲父”，管仲也不负齐桓公所托，助其成就了千秋霸业。
齐桓公晚年，渐渐对管仲有些疏远，而开始接近一些奸佞小人。这使管仲很担忧，民间流传有一个管仲预见的故事。说的是管仲病了，桓公去看他，让他不要担心国事，安心养病就好，要是有担心的事，就说出来。
管仲见齐桓公态度诚恳，便忧心忡忡地说：“好吧，既然主公愿意听，我就说出来自己的担忧。”
齐桓公问道：“仲父，不知你为什么担忧？”
管仲说：“但求主公今后不要重用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几个人，最好让他们远离您的身边。”
齐桓公说：“这我就不懂了，像易牙这样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肯煮了给我吃，像竖刁这样的人为了在我身边侍奉，宁可自阉当太监，而常之巫有测生死祸福的能力，可以帮助我逢凶化吉，至于公子启方多年追随我，连父亲病故都不肯离开我去奔丧，这些人如此忠心耿耿，怎么用得着去提防呢？”
管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主公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齐桓公对管仲的人品是很信服的，等到管仲死了以后，齐桓公按照管仲生前所提醒的，把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等打发出宫。但易牙等人出宫以后，齐桓公却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好不容易熬过三年，还是把易牙等人找了回来。
第二年，齐桓公卧病在床，易牙等人便大肆活动，放出谣言，说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然后封锁宫廷与外界的联系，不准任何人给齐桓公送吃的东西，齐桓公悲叹道：“都怪我没听管仲的话啊！”
管仲治齐40年，实行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大措施，使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势。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国家。他对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挟天子以命诸侯，从而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对内实行改革，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土地的好坏分出等级来征收租赋。“作内政而寓军令”，寓令于民，扩大了齐国之兵源，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加强统治力量，管仲说服齐桓公举贤任能，制订选拔人才的制度，士经3次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即上卿助理。他还将齐国分为15个士乡和6个士商乡，各司其职，治国之道。
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称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死亡”。
管仲得以名列高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后人曾总结他的思想，并假托其名，写的《管子》一书。
《管子》一书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现存的《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间刘向从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删除重复而编辑的，后又遗失10篇，实际仅剩76篇。
《管子》一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令顺民心”，认为“授有德”，“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是实现“国安”、“食足”、“民富”的主要途径；认为“政之室也”是对百性“予之为取”，“量民力”、“不为不可成”，强调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使民各为其所长。
秦国大良造商鞅
从骨子里讲，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故而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这头一个，就要算是商鞅了。
商鞅是卫国的贵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
商鞅在秦孝公元年进入秦国，三年变法，五年当上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获了魏王，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感叹地说：“寡人恨不听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
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一向所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任何侥幸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叹惜。
不甘寂寞的李斯
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了取得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实际上是一介平民。他少怀大志，认为“地位卑贱是莫大的耻辱，政治穷困是莫大的悲伤。”为了摆脱穷困的处境，他煞费苦心，经过几十年的挣扎与努力，终于成了秦朝的丞相，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他曾协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中国，位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李斯才华出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的《谏逐客书》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还帮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鲁迅先生说：“李斯在文字史上是有殊勋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祸灭九族的下场。不免使人慨叹人生之无常。《败鉴》一书把李斯作为典型的失败之鉴，说他的悲剧，在于他贪恋富贵。其实，李斯之败不在于他追求荣华富贵，事实上，他的最终失败，在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