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名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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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庄子》一书，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庄子住在贫民区，生活穷苦，靠打草鞋过活。有一次他向监河侯借粟，监河侯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还有一次，他穿着有补丁的布衣和破鞋去访问魏王，魏王问他何以如此潦倒，庄子说，我是穷，不是潦倒，是所谓生不逢时。他把自己比作落在荆棘丛里的猿猴，“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说自己“今处昏上乱相之间”，没有办法。据历史记载，庄子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在职不久就归隐了。楚威王听说庄子有才干，就派了使臣，带了千金重礼，聘他为相。但是他却对楚国使臣说：“千金是很重的财礼，卿相是尊贵的职位。你难道没有看到祭祀用的牛吗？人们养它几年，然后给它披上绣花的衣服，送进太庙，杀了祭祀。到这时，它即使想做一头自由自在的小猪，难道还能做到吗？你快走吧，不要玷污我。我宁可在污秽的小河中自得其乐，也不愿受国君的管束。我要终身不做官，以实现我的志向。”表示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相传他的妻子死了，他并不悲伤，反而坐在尸体旁边，敲着瓦盆，唱了起来，表示旷达。
根据民间传说，庄子曾从师长桑公子学习仙道。在老师授给他仙道的要旨后，庄子就隐居在了抱犊山中，修炼著书，后来果然白日升天了。在仙界，他位为太极闱编郎。唐玄宗天宝元年二月，封他为南华真人。所著的《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又封他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对当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感到不满，而他又无法反抗，因而走向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道路。他悲观厌世，玩世不恭，以敝屐富贵、淡薄利禄的态度处世，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但他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它的积极作用。庄子无书不读，学问很深。现在留传下来的《庄子》一书，有33篇，其中“内篇”7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弟子或庄子学派里的人写的。《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的经典之一。该书文字雄美，想象丰富，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书中反映他继承老子的思想，但更虚无、消沉。认为人不能战胜自然，甚至认为“有用”还不如“无用”的好。所以，尽管他抨击了新贵族的残暴和贪婪，追求精神自由，但总的看，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的反映。后世的没落阶级，往往从他的哲学中寻找精神寄托，以欺骗自己和别人。
庄子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在他看来，生死、寿天、是非、祸福等，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他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完全陷入了相对主义。他对现实非常不满，反对一切文化知识的进步，甚至希望回复到和禽兽同群共居的人类远古社会。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一些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绝望厌世情绪。
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及杨朱学说，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从老子“道法自然”出发，他认为“道”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不可感知的。它生出天地、帝王、神鬼以至一切事物，而又自本自根，不可捉摸。从“道未始有封”一点上，他看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一切现象与本质之间，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辨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有一次，庄子睡熟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看见一群蝴蝶飞到东，飞到西，一会儿飞到草丛中，一会儿飞到花蕊上。多么自由快乐啊！这使庄子产生羡慕之情。于是，庄子也变成了蝴蝶，到处遨游，自在极了，根本忘记了自己是庄子。忽然醒来，才知道是一场梦。庄子就此提出了疑问：到底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这个问题谁能作出回答？这个是非谁又能辨别清楚呢？这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认为，物和我是分不清的，是融为一体的；世界是不可知的；事物本来没有质的差别，生死物我都是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已，没什么根本的区别，人们没必要非要分出个差别，任其自然吧！把万物看成一样而不去追究所以然，这就是“道”，向“道”学习，拜“道”为师，与“道”相通相同，就不会有什么烦恼。
总汇百家的哲人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据说他15岁就到齐国稷下“游学”，后成为稷下有威信的领袖。曾于赵孝成王二年（前264）左右应聘入秦，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实现统一的建议，没有被秦国统治者采用。后游学赵国、楚国，受春申君委任做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他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
荀子在楚国任兰陵令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楚国，游历天下，在秦国与秦王讨论学习先王之法，在赵国与赵孝成王议论兵法。春申君的门客中有见识的人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到殷去，殷称王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弱而齐国强大了。所以贤人所在的国度，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当今荀卿是天下贤人，所到的国度，难道会不安定吗？”春申君派人去请荀子，荀子仅作歌赋给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请，荀子才答应，前往楚国继续当他的兰陵令了。
荀子是儒家中与孟子齐名的大师。他们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制的拥护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罚，薄税敛，和息战争的“王政”。但这些相同点并不能掩蔽他们间若干根本的差异。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阔的；荀子却是谨饬、细密的。这种差别从他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们的学说上更为显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为只要让他顺着自然的趋向发展，不加阻碍，他便会走上正路。所以在个人的修养上孟子注重内蕴的扩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制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则，而不注重枝节点滴的训练。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众的教育，而不注重礼制的束缚。荀子则正好相反。他认定人性是恶的；若让人们顺着自然的趋向去做，结果只有争夺、暴乱；人好比野兽，要靠礼制的链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积月累地养成守礼的习惯，才会消除兽性。“礼”，这个名词荀卿从未曾给过明晰确定的界说，大约包括所有传统的仪节、传统的行为轨范和一些他所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规定贵贱、尊卑、贫富等阶级“身份”的制度——在荀卿看来，是一种社会的万应药。“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不过人性既然是恶的，那些改变人性而强人为善的“礼”又是怎样产生的？荀子以为人虽有恶性同时也有教他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智力。人们的智力不齐，智力最高的便是圣人。“礼”是圣人为着人类的福利而创造出来的，人们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没有“群”（社会）。但人们若顺着本性去做，则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敌，根本不能有“群”。圣人造出种种礼制就是要使人们相让相安，使“群”成为可能。以人类的福利为礼制的根据，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
荀子又承袭道家之说，以为宇宙间一切事变都循着永恒的法则。没有天意的主宰，没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觉得正因为自然有固定的法则，人类才可以利用这个法则去战胜自然。他又认为一切人为的法则，即一切礼制，也如自然的法则一般，适用于过去的必定适用于现在和将来。这是他拥护“周道”的论据，也是他反对法家因时变法说的论据。他绝不能想像同样的礼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可以有绝对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礼制中，荀卿特别注重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别。他以为若没有这种差别，社会秩序是不能维持的。他说：“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瞻（供给），则必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又分之，始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就是说，人们天生是这样坏，若没有一种势力在上面压着，则除了所欲皆遂的人，个个都会做强盗。要维持这种镇压的势力，不能不设立一个特别贵和特别富的阶级。这是荀卿对许行的“神农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废除尊卑的差别）说的总答复。这是荀卿对于传统制度的拥护比孟子更要细密的地方。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说到韩非（韩国的公子，名非）之前，先要说说法家。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根本不同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专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至少要使他及时看见成功。这个问题，韩非把握得最紧，解答得最圆满。
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所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成为恐怖的对象，好镇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所以说他集法家的大成。
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有大致如下的劝告：他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们所采用的大部分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讲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也有人替你们做。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也可以禁绝。但注意刑法不单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充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的，而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链索去试，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
其次，那班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以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都享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是再颠倒没有的了。何况说士和游侠，对于你们，不单无用，而且有害！游侠以行为破坏你们的法令，说士以议论破坏你们的法令。他们都是要于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行事，你们便威严扫地。再可恶不过的是说士们称引先生批评时政。臣之尊君至少应当比得上子之尊父。设想一个儿子成天面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怎样晏眠早起，勤力生财，怎样缩食节衣，鞠养儿女，这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侮谩？这种侮谩，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话确实是说到****帝王的心坎上了。
倡议独尊儒家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应运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人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提高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