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表通信是把本来在私人空间的言说公开到社会这个公共空间去，阅读的人那里都是朋友？相反，是非常庞杂的；何况鲁迅有那么多的论敌、怨敌。
惟有两人间的“悄悄话”，是一个问题；古代有一个大臣向皇帝打小报告，攻击另一个大臣为妻子画眉。面对皇帝的查问；那位大臣回答的是？闺房燕好，夫妇私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千真万确的。每一个恋人，每一个有异性朋友的人，每一个已婚的人，都心领神会的。据说，皇帝也一笑作罢。封建时代的皇帝尚且如此网开二面，拒绝“这一种”小报告，何况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这样开明。就是二十一世纪，也不见得开明的。此所以鲁迅愤慨地对许广平说：“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便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为了在身上留下盔甲，《两地书》抽出了说“悄悄话”的通信，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谁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鲁迅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又保留这批信件，并且告诉儿子在他们身后可以发表呢？我想：关键不但在“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已经无关乎生存；尤其在给后人“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避免无谓的猜测，推论，和是是非非。现在由权利人海婴先生授权完整地公开发表父母亲当年“谈情说爱”的通信，让读者看到了“原信”中本来面貌，也就是“元初”的真实；是的，他俩的“悄悄话”固然特别，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什么可骇怪的呢？在当事人是平平常常，在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叫一句“嫩弟弟”有什么“肉麻”呢？恋人之间在私密的空间咬耳朵的情话是不受“肉麻”之类的话语谴责的。鲁迅认为：“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很显然，这里有一条界限，是“在人面前”，还是只在两个人之间。然而，这是在两人的私密空间的心语啊。用“不”平常心来看鲁迅，来要求鲁迅，是以不情为伦纪，不可取的。《两地书·序言》中说：这批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是真的。信中谈到许多他人的事，在私密的通信中，当然是“指名道姓”“直呼其名”的了；但要公开发表，性质就不同。所以《两地书·序言》中说明：“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事实也是这样。看“原信”，我们就可以一一对号，知道是怎样“改掉”的，“改掉”的原来是谁。还比如，信中对北伐的进展多所关心，多表欢欣；并说到“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六个月后，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仅血洗盟友，而且疯狂屠杀无辜的青年学生和工农民众，鲁迅又一次“出离愤怒了”。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他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当《两地书》出版的时候，鲁迅在《序言》中说：“而最坏的是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世异时移，情随事迁，不愿意在蒋介石的指挥刀下，保留当年倾向于他的话语了，于是将它删除，不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而且这就是立场，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元初”的真实。
“元初”的真实性，并不表明公开发表的通信就是不真实的，同样是真实的，但是“两种”不同的真实。而“元初”的真实性，并不就等于“见不得人”；当然，在“元初”的真实中，在有的人，却确有“见不得人”的秘密的，有，还是没有，正是对于一个人的心性和操行的鉴别。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内国外，议论蜂起。是的，鲁迅而没有“怨敌”不成其为鲁迅。鲁迅清醒得很。逝世前一个半月作《死》，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在国外境外的议论中，有一种是：大陆把鲁迅字纸篓里的东西都翻出来，编在《鲁迅全集》里了；大陆的作家惟有鲁迅可以出这样的《全集》；鲁迅还是鲁迅，并不能改变对他的评价。我以为这是对鲁迅最实在的最高的最好的评价。在鲁迅，许广平也同样，他俩的私密性，只是不必顾虑扩大到对于社会的影响，乃至扩大到对于第三个人的影响，可以“毫无保留”地吐露“心声”罢了。比如《两地书·二》所说：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
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
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
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
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
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清它
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
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
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
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
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
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
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
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多么坦诚，细致，亲切的交谈啊！我们再读他公开的文章《北京通信》中相关的一段话：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
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
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
已，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
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
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
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
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
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
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两相比较，它们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中学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其中说到：“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还有，如果我们又读了《娜拉走后怎样》，知道鲁迅说的：“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可见，在公开的文章中，我们需要从好几篇文章中体会到的思想，意见，在私密的通信中，却只需要读到相关的一封信就可以了。所以，私密的两个人的通信，更少有隐情，也就更多“白心”即“素心”，更多心里话。但一到社会，就多有屏蔽；相比之下，元初的真实性就有它特别的意义了。
第三个特点，是；它是“母本”。其他的两个版本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两人对这批原信作了删减，修改和增加，向社会公开的版本。手书本又对已经印行的《两地书》作了一些修改。所以，对于求知欲强的或好奇心强的读者，倘若拿这个版本去和《两地书》对读；在你面前就打开了一扇窗户，像蔡元培先生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作的《序》开头引用的那段话一样：“行山阴道上，千岩竟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了。你可以看到“删减”了哪些？想想为什么这样“删减”？你可以看到“修改”了什么？想想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还可以看到，竟有“增加”！想想为什么要“增加”呢？
对于有兴趣更多了解鲁迅的读者，可以说，是非作这番对读不可的。不对读，不但不能深入细致真切地了解《两地书》，简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对读，是不能全面深入细致真切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思的。比如这本书里，五月三十日的“原信”说的：“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正式出版的时候，也即在《两地书》中，这段重要的分析自己的思想的表白，“个人的无治主义”删掉了“无治”两个字，成为一般的平常的“个人主义”。这恐怕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两个概念在鲁迅思想中，是等同的呢，还是并不等同子如果并不等同，是解剖自己的思想前后有些变化呢，还是公开发表时为了准确而删掉的呢？而且，鲁迅还用过“无治的个人主义”，这“个人的无治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吗？还有，如果通读《鲁迅全集》，我们就可以知道，鲁迅对于“个人主义”一词的运用是有多重涵义的。比如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到“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再举一个增加的例子。在1929年6月1日的信中，在原信的“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之后，增加了一段：“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为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手书本“举”作“惠”），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多少人生的感慨，多少心思，多少爱，多少憎，逼迫鲁迅在当时要借发表《两地书》的机会来宜示啊。
海婴先生要我为这个版本写个前言什么的，不敢，谨以此作为“读后记”吧。谢谢海婴先生。谢谢读者朋友。
识大识小
■ 止 庵
二十多年前始读邓云乡所著《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叹为得未曾见，至今记忆犹新。王西野为此书作跋，谓“乃以《鲁迅日记》为经，以风土景物为纬，抚今追昔，因人寓景，所谓识小可以见大，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末了所说尤得我心。作者自己则云：“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情况，从时间上说，虽然去古未远，但从各种环境事物风土上说，许多都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年纪轻一些的人，对于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一些具体事物，都已感到非常隔膜，有的已是茫然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过若干年，客观的变化更大，未来的人对往昔所知也就更少了。多少能从生活的角度、风土的角度，记录下一些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风土史料，虽然有些是细微琐碎，但我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吧。”
这里姑举一例。鲁迅1924年4月13日日记有云：“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寻常看去，不过尔尔；但经邓氏解说，敢情颇有讲究：“（茶馆）营业时间不限制，你上午沏一壶茶可以吃到晚上落灯；喝到一半，又到别处去散步，或去吃饭，茶座仍给你保留。所以鲁迅先生上午到公园喝茶，遇见朋友，能够一谈就谈到晚上，比在家里招待客人方便。老朋友谈累了，在椅子上睡一觉也可以。南柯一觉，午梦初回，斜阳在树，鸣蝉噪耳，请茶房换包茶叶重沏一壶新茶，吃上一碗，遍体生津。串茶座的报贩，默默无声地把一叠报纸放在你桌上，随你翻阅，看过后，在报上放一两个铜元，他等一会儿过来又不声不响地拿走。”说来不光介绍掌故；借用一句讲得烂熟的话，“此情此景，跃然纸上”。
《鲁迅与北京风土》多次提及“周遐寿老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写法正是走的《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路子。记得《故家》开篇有云：“那么一个园，一个家族，那么些小事情，都是鸡零狗碎的，但在这空气中那时鲁迅就生活着，……”虽系谦词，移过来形容邓氏所著，却也相去不远。——话说至此，不禁想起顾随尝批评《鲁迅的故家》云：“文笔松松懈懈，仍是启老本来面目，惟所写太琐屑，读后除去记得许多闲事而外，很难说令人得到什么好处。”（1953年7月13日致卢季韶）按此本秉承《论语·子张》里子贡“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一说；惜乎高明如顾羡季，亦发此论也。虽然，前引王西野跋已云“识小可以见大”；是以“记得许多闲事”，正系“好处”所在。多知道点儿东西，总归没有亏吃。“贤”与“不贤”；姑且置之勿论；“识大”“识小”，不同作者之间，的确有此不同。治学向来有两套路数，着眼点分别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其一有如各种“经解”，其一好比笔记之流。
却说《论语》中那两句话，邓云乡自己亦曾多次援引，是乃甘以“识小”自居。后来他写《红楼风俗谭》等，仍循此道，有本书则径以《红楼识小录》命名。《红楼梦》虽系小说，相比之下关涉风俗故事更广，作者可“识”之“小”也就更多。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