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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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小”自是邓云乡的本事，同辈后辈未必能及。一来阅历丰厚，多所留心；二来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这与其归结为一种治学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活法；有其人，然后才有其书。要给冠个名目，只好叫做“杂家”。若邓氏者，可谓“杂”而至于“专”，至于“精”矣。周汝昌为《红楼识小录》作序，即云：“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了，我们的青年读者们，将不会批判它因‘小’失小，而会深深感谢这种‘小’书的作者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如今邓氏已矣，读书至此，倍生感慨。——如前所述，我无意针对“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唱反调，不过与王西野所说相仿，我读邓云乡的作晶，的确较之那些正经八百的“鲁学”、“红学”论著获益多多。盖彼辈一味求“大”，往往大而无当，结果“大”“小”两失之。
当然前引周妆昌序一番感慨，也可以针对邓氏所师从的那位老人而言。尽管知堂平生著述，并不为此所囿。过去人讲“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正分别对应着“识大”与“识小”。周作人说：“由我看来，宇宙好讲，苍蝇却实在不容易谈，因为如老百姓所说寥天八只脚的讲起来，宇宙大矣远矣，我们凡人那里知道得许多，当然是莫赞一辞，任他去讲好了。若是苍蝇呢，谁都看见过，你有意见要说，他也会有意见，各说各的，所以谈宇宙般的大事没有什么问题，说到苍蝇之微，往往要打起架来，这也实在是无可如何的事。而且苍蝇虽微，岂是容易知道之物，我们固然每年看见他，所知道可不是还只他的尊姓大名而已么。”（《苍蝇之微》）“宇宙之大”与“苍蝇之微”，似乎有个虚实之别。然而，前者若能落到某种实处，譬如“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自是真“识大”矣。此翁另有“正经文章”如《人的文学》《中国的思想问题》等，即为上好例子。
回过头来说邓云乡。他系直接承继知堂之一路写法，即所谓“草木虫鱼”者，——所著专有《草木虫鱼》一册，斯可谓“发扬光大”也。邓氏有关鲁迅日记和《红楼梦》之作，尚且依榜原著，近乎笺疏之类；后来写《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则纯然自立门户，可与古来此方面之名著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顾禄《清嘉录》和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相提并论。在他笔下，再现了无数已经逝去的普通生活。依我之见，这两本书与《鲁迅与北京风土》《红楼识小录》和《红楼风俗谭》，同为邓氏毕生杰作，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其自家他种著述，亦难比肩。
关于“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邓云乡也有番话说：“在我想来，苍蝇毕竟比宇宙好谈些，我是天生凡人，缺乏谈神奇的功能，什么宇宙天体，太远太缥缈了，比较爱谈的，还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在积极方面，爱谈一点生活中有情趣的事；在消极方面，想谈一点减少人生痛苦的事，‘黄檗树下面弹弦子，苦中作乐’嘛。” （《草木虫鱼·苍蝇之一》）与前引知堂的话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二人自有相近之处，差异亦复不小。周氏自谓：“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另一处则说是“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立春以前·序》），似乎更其明确。相形之下，邓氏于此未免有所不及。若论博学多识，差可相提并论；以深厚求之，好像稍逊一筹。然而另一方面，反倒更显凡人本色，读来或许更感亲切，亦未可知。
此次将邓云乡历年著述汇总出版，诚为一桩善举。所想讲的，归根到底就是前引周汝昌那一席话。邓氏已矣，或许竟可以视为中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断绝。《鲁迅与北京风土》《红楼识小录》《燕京乡土记》一类著作，嗣后怕是不可再得。——关于这套书，我只有一点小小意见：现在将《燕京风土记》之“饮食风尚录”一辑抽出，编入《云乡话食》一册，虽云“为便于读者阅读”，却有割裂原著之嫌。柳存仁尝誉此书为“当之无愧”“衬得起一座世界大城的像样的著作”；现在这么一来，它可就不算“完满”（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自序》中语）了。
卖花人去路犹香
■ 钟兆云
“远景就在眼前”
2001年秋，我突接来自南宁的电话，说台湾一位叫沈登恩的出版人找我，想出我的书，盼能和我直接联系。后来沈登恩就和我通上了话，一开口便埋怨找我好苦，那口气像是多年失去联系的朋友。他说初夏在台北买到我那三卷本长篇小说《奇人辜鸿铭》（中国青年出版社）后，爱不释手，一口气看完，希望能由他们远景公司来出繁体宇版本。还说他早就对辜鸿铭发生了兴趣，在出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译本时，就在图书广告中涉及辜老爷子。写东西不就是为了传播么，我索知辜鸿铭在台湾知音不少，这部花费六年心血的作品能有个台湾版本，岂不是好事？我的语气显然让他大喜过望，表示马上随出版合同寄上几本远景所出图书来，以便让我对远景出版有个大致了解。
收到远景所出之书，感觉不仅品位高雅，纸张和装帧也属一流。其中沈登恩为林语堂《苏东坡传》封四亲撰的广告语言简意赅，颇有见地：“有史以来，中国人直接用英文写中国，有两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林语堂。辜鸿铭是毛姆笔下‘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林语堂是赛珍珠笔下‘根深于过去，盛开于现代’的‘现代作家’，他们都是福建人，他们笔下的英文，全没中国味；他们笔下的中国味，却全是英文……”这让我明白了他喜欢辜鸿铭的缘故。
同时寄来的还有传媒关于他的报道，由此我略知他近二十多年来创办远景出版的甘苦历程和在文化传播事业上所做的贡献。远景林林总总的书目中，有许多是我熟悉并敬佩的作家的作品，也有林行止、张五常这样的新面孔，从远景一口气给他们出上十本乃至七十多本书中，可见出版人非凡的眼光和气度。
谈妥出版事项后，我于2002年1月底给他寄出了全书的磁盘。这年春节，他电话拜年，说争取在三四月份来福州看我。在节后收到他随签好的合同寄赠的远景新书《哈利波特背后的天才——罗琳传》中，《辜鸿铭》三卷本已赫然列入远景出版书目中。《罗琳传》的出版日期是2月，看来沈登恩在和我电话谈判前，已胸有成竹地单向定下了这桩版权贸易，并以最快速度打出广告、放出风声。
“远景就在眼前”！想着远景出版这句堪称一流的广告语，想到大陆作家好些人的书是先在海峡那边红火起来的，我心里不免撞鹿般地鼓动着一个祈愿：身处马年，马到成功。
4月8日迟暮，大雨滂沱，当我在福州长乐机场接着一个手推一大箱子书其貌不扬的小老头时，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名闻遐迩的文化人、出版家联系上，心里想到的是辜鸿铭晚年那“梅干老头”的绰号。我很感动，他此番于电闪雷鸣之际冒了些风险从天上飞来不说，单说他为不耽搁此次福州之行而在香港谢绝李嘉诚邀见，便可见其君子之风。在他肩负手推的大箱小箧里，有我重达5公斤的校样稿。
君子赠人以书
沈登恩随身带来了许多远景所出好书，一古脑儿地送给我这个“远景的朋友”。
远景推出的每本书都包含着沈登恩的出版理念，也几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比如鹿桥的《人子》。当这部小说于1975年在台湾《联合报》开始连载的第二天，胼手胝足初创远景的沈登恩便敏锐地觉察到了此作的价值，想方设法找到鹿桥的电话和他谈出单行本。这位以《未央歌》在台湾红极一时的旅美作家一听对方是无名小社，故意夸口其稿费跟海明威一样高，你们付不起。当时鹿桥的稿费标准是一字一台币，《人子》约计15万字，而沈登恩创办远景总共投资不过30万台币。结果沈登恩二话不说，通过银行贷款，当天就把稿费悉数汇给鹿桥，签下了《人子》的出版合同。后来台湾有七家出版社找到鹿桥，得知已被沈登恩捷足先登而扼腕长叹。《人子》至今已重印二十多次，创办不到一年的远景出版一炮走红，成为不可抹煞的存在。
说到传奇般的出版轶事和经营理念，尤其说到跻身出版界的得意之作，沈登恩显得意气飞扬，妙语连珠。“办出版就跟办报纸一样，最好抢独家，先人一步，成功几率就高。”“出版社的成功在于它的风格，不在于规模大小。远景最大的特色，是出版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很少被市场所左右。”我想这不仅是他的经验，而且是他这么多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
在远景出版的书目中，有七十多本林行止（林山木）的著作。林行止的著作近年在大陆影响日大，这背后有沈登恩的努力。早在1975年，沈登恩偶然在香港得到林行止的第一本结集作品《英伦采风》，从此成为林行止的固定读者。当时《信报》还不能空运台湾，他就托朋友每周给他寄《信报》上林行止的社论“政经短评”剪报。由于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常常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沈登恩心爱林行止的著述，决心冲破禁忌，为此向“上头”展开游说：“其实，他是爱你才批评你。”几经争取，远景公司终于1989年抢得先机，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立即受到台湾读者的极大欢迎。2000年，沈登恩带着林行止的几十种著作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诚恳地说：“我是想帮祖国大陆打开一扇窗。”如今，这扇窗已经洞开，林行止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很受欢迎。
沈登恩对我谈了林行止不少趣闻逸事。譬如：林行止年轻时在金庸的《明报》工作，和女友首次约会，本来说好去看电影，到了约会时间他却先带着女友去报馆交社论再去影院；从周一至周五，他躲在家里闭门不出，埋头读书写作，早睡早起——凌晨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他离开金庸报馆自创《信报》以来，一贯低调，很少召集手下开会，偶尔去办公室都是“偷偷摸摸”的，以致不少报馆职员甚至不认识老板。沈登恩坦陈自己对林行止的钦佩之心，说，他平时也给《信报》写稿，林行止所开稿酬为数不菲，但他从不领取，时间一到便让酬金自动退还林行止账户，而他独保存林行止别具一格的签名支票。他专门让我欣赏了林行止签名的一张面额上万港币的支票，“林山木”三字龙飞凤舞，如林像山。
围绕出书写作天南地北的闲谈中，我问及沈登恩是如何在我单位搬家的情况下找到我这无名草寇的电话酌。他笑而不答。后来，我从《信报》林行止的一篇题为《江东子弟之卧虎藏龙》的文章；提到沈登恩在香港看了电影《卧虎藏龙》盾，马上奔赴大陆，在茫无头绪之下寻找《卧虎藏龙》原著作者王度庐的后人购买版权，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我想，这个故事可以为许多似我这样的不解之谜揭开答案。
沈登恩说：“给作家出书就是交朋友。”他告诉我，他和林行止成为经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朋友，也正是从出书开始的。这类朋友中还有李敖和金庸。
推动李敖重返“江湖”
关于沈登恩和李敖的交往，我还在和远景正式签约前就已从李敖的有关回忆知道些许。
李敖于1976年底出狱，做丁两年半的冬卧隐居“蛰龙”后，“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李敖语）三顾其门，他就是沈登恩。当时基于政治考虑，沈登思的构想是重版李敖两本当年未被查禁的书——《胡遗研究》和《胡适评传》。李敖却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这个“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立刻赞成，于是两人便秘密筹划出版事宜。沈登恩找来苏宗显为李敖秘密拍照，再由黄金钟设计封面，梁正居封面摄影。末了，沈登恩又想了个点子，请李敖在扉页来段夫子自道的题辞。李敖也不推辞，一气呵成那个有名的“牛皮式”广告：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
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沈登恩看后，拍案叫绝，又请李敖写篇全书简介，李敖再次命笔：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
“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
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
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
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
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
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
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沈登恩极为欣赏李敖写的广告文字，认为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李敖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可谓千古独步。
正如李敖所言：“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在出书前夜，沈登恩找到好友、《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密告自己要为李敖出书，明日就可上市。见地过人的高信疆对李敖也慕名已久，恳请沈登恩延后一日发书，使他有机会说动《中国时报》“余老板”配合宣传。最后，在《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的默许下，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在副刊版大幅刊出李敖的《快看》，还派人专访李敖，于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首次图文并茂地大胆介绍从牢狱出来后的李敖，反响极大，台湾岛内奔走相告：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的李敖，以震天动地的方式复出了！
后来，李敖在其回忆录有云：“（1979年）复出后最风光的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