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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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进而提出：“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残忍”。口腹之欲不仅涉及到生态问题，而且直指普世价值观，或者说“世间法”的层面，这归根到底涉及善恶问题。李波对此谈得较少，我不妨在此展开一下。
四
世界各大宗教对“邪恶”问题都在寻找答案。印度宗教都有“戒杀生”戒律，最彻底者莫如耆拿教，认为惟有透过“戒杀生”灵魂方能卸掉业报，跳出轮回。、这种看法视人间“邪恶”本源是生物界的弱肉强食。动物处身“必然王国”，是受本能的驱使，人类的残杀行为则远远超出充饥的需要，透过文明的中介，把生物本能的杀机变成一种政策、制度、工业，甚至艺术。
印度人的答案是绝对超越自然世界。据说耆拿教的大雄（摩诃昆罗）就是绝食而死，因为他把“戒杀生”推衍至极端。严格地执行耆拿教教义，人根本不该坐椅子，因为这榉会压死亿万的微生物；人也不该穿衣，它会造成更多微生物伤亡。但这种教还想传下去的话，教徒顶多做到吃素。在素食里则不吃某些带根的植物，也避免天黑以后进食，以免不谨慎把虫子吃进口里。
如果自然界就是互相残食——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被病菌侵蚀，死后则变成尸虫的大餐——人类从事“戒杀生”就是一厢情愿，并没有阻止自然界的操作。至于违反自然法则，把自己活活饿死，反而造成了“杀生”。西双版纳一位佚名的傣族作者完成于1542年的论文《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已经把它一语道破。这篇早熟的自然神学说傣族的神都是祖先按照生存的需要而造的，告诫人们不要背弃祖先所设的寨神勐神之道路，而佛教则是违背物质生活的。寨神勐神要求人们“要杀生害命；要打猎，要用快刀剥兽皮；要杀猪、杀鸡、杀牛”，因为人们必须“用杀生来保护人类的生存”。正是这样傣族才生存下来，“要不然我们祖先 早就死光于老虎、毒蛇、黑熊、野猪的恶口里了”。（译文取自伍雄武：《关于古代傣族的原始宗教》，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70～74页）
傣族本土派的排佛之说，好比是一个孩子一语拆穿皇帝的新衣，把禅师长老们身陷其中无法脱身的形而上学迷雾一扫而空。惟其如此，它确实就是“童言无忌”，用处在捕猎和初期农耕的见识去臧否高级宗教。后者全面抹煞自然界，正是强调“超越”。这种超越的意图与中国人身体化倾向正好造成尖锐的对比。但在讨论中国人的宗教观之先，必须先看基督教如何解答“邪恶”问题。
基督教说人乃依据神的形象所造，高于一切生物，《创世纪》里明说上帝创造其他生物正是供人食用。因此，基督教在“戒杀生”上头就分了等级，杀人才是犯戒，但亦应把低等生物当作“神的受造物”加以善待。（反基督教的罗素却指责耶稣虐待动物：如果他是全能的上帝，从人身上驱逐魔鬼，叫他们走路便成，没必要把他们赶人猪群，让猪们发狂，从悬崖上跃下坠死。耶稣自身没有立下好榜样，并没有否定其他的“神的受造物”也必须受到善待的原理）从印度宗教的角度判断基督教义，它就未能正本清源，因为杀机一发动，怎可能止于低等生物？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两千年的排犹历史，连想象都难。希特勒居然还是素食者（虽然今日的素食者不承认有这个会员）。他对自己的宠犬感情特别好，也多为人知。2002年面世的希特勒私人秘书的访问录透露：希特勒不要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变成死物，令他伤感。但他却有系统地残杀犹太人：他们连植物都不如，乃是德意志民族体上寄生的一种“病毒”。
然而，基督教为世界文化提供了自然界和精神界的对立、灵与肉之间的紧张，以及“邪恶”的概念。它自身的善恶观如何说不通，却无碍“邪恶”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灵感。在纳粹德国的罪行公诸于世后，西方曾有一连串把这个“邪恶”提升到形而上学层次的讨论。反观中国人，顶多把“南京大屠杀”或“文革”等人间惨事提到“家仇国恨”和“民族浩劫”这个层次上去理解而已，完全缺乏“世间法”之上的拷问。
五
我在二十年前曾用“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来作为中国人独有的现实感的写照。从本土文化的底色着眼，中国并没有超越的“天”：它只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分子之一。因此，它不是造物主，而这个连“天”也包括在内的世界体系也非受造物，它介于两者之间，古代中国人索性把它称作“造物”或“造化”。这个世界体系里最高的“善”就是体系保持和谐，最大的“恶”则是体系失衡。
中国人这个世界体系只有“现世”，人也只有“身体化”存在。这个深层原理的表现渠道有“二人化”的，也有“一人化”的。前者就是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透过子孙万代延续自已身体的不朽。“一人化”则是道家渠道。先秦的道家据倡回归自然，把生死都当作自然规律，达到“齐生死”的境界，其养生延年之道则是顺乎自然，不要把自己过分地和环境分化对立，尤其过分卷入二人关系，正如庄子之悲叹；“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但道家发展至汉魏晋时代，基本放弃了“齐生死”的达观，而嬗变为追求与天地同寿的仙道。道家的“一人化”逻辑推演至此，乃成肉体不朽方案。
透过子孙维持一已的不朽，自然是不把个体当作独立自主的单元，每一代都把下一代当作自己的延伸。从崇尚个体灵魂说的西方文化看这种安排，中国人没旮自我决定，等于也没有私人得救，每一个个体都受别人拖累而不获救。它说明今日美国人为何出现把“和你在一起”联系到“吃人”的被害妄想。（详见本人 从“亲和性”角度看问题，整个世界都可以吃，也说得上“民吾胞也，物罾与也”了。从这里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先秦道家里固然出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命题，但中国却无印度人和基督教那种与宇宙整体结合为一的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指参破世间的差别相，或超越存在的疏离感，以达到比世间’更真实的精神界。中国式的宇宙整体却是自然，并不存在超脱物质的精神——庄子称这个宇宙为“大块”，它会超脱到哪里去呢？有人认为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接近神秘主义，但他“善养浩然之气”是把“小体”提升成“大体”的意思，我们在下面将论证这个“气”其实是将身体的物质高档化。我们不禁好奇：在中国人的自然主义底下，比较粗俗的“万物与我为一”法是否容易堕落为吞食一切子
中国人独有的现实感是否比其他宗教都能能直视人与自然界之间无法解开的死结？中国人早就看透：人的死和其他生物一般，死后哪里还有一个去处呢？除了这个人间世，有一个让你全盘否决现实的“涅槃”境界吗？想获得永生的话，不如实事求是、像其他的生物般，透过生殖让自己的遗传因子永垂不朽。中国人惊人的现实感也表现在看透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吃，我们吃其他生物，也被其他生物吃——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被病菌侵蚀，死后则变成尸虫的大餐。自然界的法则就是老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这里，哪里有什么善恶可言，连“成”与“毁”都扯平，即庄子所谓“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我们的尸体被分解了，其组成元素回归到大自然里，不过是资源回收罢了，其他的生物被我吃了，也不过是自然资源在循环。
说中国人现实，并非说中国只有传人的宗教，而本土没有神鬼思想，其实不止有，神鬼数量之众，在世上无出其右。至今日，这种神鬼信仰非但没有消亡，在现代化的台湾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如留心观察，这都是些需要“食物”的神鬼。中国文化是没有超越界的，这些神鬼从何而来？中国文化也不具有精神和物质两界绝然断裂的观念，这些神鬼的性质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可从汉晋以来的仙道思想中获得启发，这个构想就是肉体的长生不老，但人背着凡胎的包袱，是成不了仙的，必须凭修炼把凡胎炼成仙胎，达到“脱胎换骨”，然后把凡胎“尸解”掉，释放出炼成的新胎，让它“羽化登仙”。这个构想并不是克服肉体解放精神，而是在同一个宇宙内把重浊会消亡的物质提炼成清纯不朽的物质。在传统的宇宙观里，中国人称比较轻盈的物质为“气”。脱胎换骨就是“化精为气、化气为神”的程序，即是把体内的生命精髓纯化为气，达到最纯的地步就是神。神是“伸”，乃是同一物的延伸，并非与原物互不相属。
如果用印度人否定物质世界或基督教压抑肉体以趋精神去理解中国人的羽化登仙，那就大错特错了。用西方心物二元的框框去予以理解，也会似是而非，因为中国人身体化的宗教归根到底是唯物的，但那个“物”并不是现代物理学里的物。有人认为是有机体物质，较近似，但有机论和机械论的对立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里的命题。至于中国人的“物”观，在全球人类学资料库里可炫耀独具一格，因为它是“食物化”的。“精”与“氣”这两个宇里都含“米”字根，都关系到养分——中国的造字难道是意外的吗？任何语源学词典都会指出“精”的第一义是纯净的好米，例如《论语·乡党》里“食不厌精”的提法。“氣”则是“鳹”之古字，包含下列诸义：馈赠粮食、饲料、活牲口、生肉、廪给、俸禄，等等。
如果“精”与“氯”与作为农耕社会之主食的“米”有关，那末“物”则关系畜牧社会里的牲口。“物”较早的一个例子出现于《诗经·小雅，无羊》：“三十维物，尔牲则具。”所谓“三十维物”就是有异毛色的牛三十头之义。另一例是《周礼·春官·司常》中出现的“杂帛为物”。王国维在《释物》中根据这些最古字义，作如下诠释：“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按此说，“物”的最古义与衣的联系比食更直接。牛毛出在牛身上，它那一身肉其实也是食物，在《诗经》里它就是用作牺牲的。但牛在中国似乎不如在古雅里安人的文化中那般居中心地位。中国人的屋子里有猪就是“家”，有牛则变成“牢”房了（亦即是“文革”时的“牛棚”）。但中国人猪肉优先的食谱是否晚起？甚至“米”之成为主食也该属后来居上，是否乃农耕社会超越了畜牧社会的征候？
相形之下，西方的“物”与食物扯不上关系。英语里的matter与其他西文里的相应词皆源自拉丁文的materia，乃建筑的木材。另一个说法是拉丁文里的 mater，乃由来、根源、母亲之义。至于中国的“物”，不可能是万物的由来，因为“物”本身已具“万物”的意思。王国维把“物”解释成“杂帛”，显然是把“众多”之义提升到主要地位，掩盖了“牺牲（食物）”之义。它既然一开始就有了不同毛色的牛之义，因此即使在今日，在众多对象间挑选自己中意者仍然叫做“物色”。万物既然不能作为自身的本源，那末，这个本源是什么？唐张贾《天道运行成岁赋》谓：“气为物母，自无名而有名。”他之所本固然是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但却提出了“气”是万物本源的命题。
中国人的唯物论其实是“唯食物论”，中国人的宗教与其说是“唯心论”，其实也以唯食物论为基础。因此我认为李波的观察十分具有洞察力：“中国人主要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他一针见血地说：“吃是中国的国教”。
六
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人的性事多充满“口腔化”意象。这倒并非指“秀色可餐”一类俏皮话，而是指房中术的“采补”有吸收养分以补身之义。它原先的构想是云雨双修、互补。但道家的始祖是提倡“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在男性中心社会底下，这个“一人化”逻辑很容易沦为“采阴补阳”。唐朝名医孙思邈即建议：“若御女多者，可采气。”说只吸取女方的精气，男方则“闭精守一”，运气把欲排的精液引导上脑，曰“还精补脑”，亦曰“引地达天”，据说这样可以长生。中国人的不朽之术既然以肉体精髓作原料，用体内化学程序达到脱胎换骨，吸取他人精髓就有点像美国恐怖电影里吸血活尸的不死秘方。
中国的神仙不只是身体化，他们往往就索性居住在人体之内。魏晋时代流传的《洞真经》认为人体内有三万六千位神明居住，分布于每一个器官和关节。数量如此之多，用现代名词称之，就是微生物了。他们是良性微生物，有了他们人体小宇宙才能保持结构完整。与他们对着干的则是“三尸九虫”，乃人身一切病痛的来源。按宋代的《云笈七签》，三尸九虫还是人体内的内奸，它们每逢庚申日就被北帝假释，到天庭去打小报告，司命每一回听了它们的谗言，就将它们的主人之禄命折寿若干天。三尸九虫这种恶劣作风，有自利的动机在，因为人体是它们的监狱，只有将载体弄死了，它们才能当孤魂野鬼，到处去大吃大喝。因此，它们是人追求长生不老的大敌。
清除三尸九虫之方，仍然从饮食着手，除服食药物之外，主要靠休粮术。据《云笈七签》，休粮三年，便可“百神守位，三尸遁逃”。“休粮”就是“辟谷”，因为五谷来自土里，正是三尸虫的酝酿媒体。说到这里，中国人的信仰似乎在提倡什么都不吃，比把食谱只限于某类植物的耆拿教徒还要严厉。但两者背后的“拯救”原理却是刚好相反。耆拿教是要求人从自然界的欲望中解脱。道教的辟谷术则是避免吸收浑浊易腐的折寿物质，提倡采食天地间的精华，它包括一些精挑的动植物、矿物，甚至石头。《抱朴子·仙药篇》列举有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属于肉芝类的是一些奇禽异兽，如万岁蟾蜍、千岁灵龟、千岁蝙蝠、千岁燕等等。为了长寿，甚至连金都吃，先把它炼成泥，然后服食。金食得，玉自然也能食，两者都是不会褪色的高档物质，引起与天地同寿的联想，如《抱朴子·仙药篇》所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真正莫名其妙的是吃石头，如一种“引石散”把它煮烂，当谷供食。放着好好的五谷不吃，却用石头当代用品，石头难道不也是从土里来的吗？大概是石质坚硬不坏，也是“与天地同寿”的吧！按此逻辑，何不直接吞金刚钻，修炼金刚不坏之躯？
事实上，只要是精华，整个宇宙都吃得。中国古代养生术中有“食气”这一门。只要是自然界的清纯之气，如日气、月气等，把它们吞食人腹中，即可以达到强身健体、却病延年。吃日光尤其讲究，日“服日华”。《云笈七签》如此教导：“瞑目握固，存日中五色流霞来绕一身，于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日日华。”连宇宙都可以吃，也真的说得上是“气吞云霄”了！
这类吃尽天地间精华的“辟谷术”，与印度人的“戒杀生”有哪一处相同呢？但道教的择精而食和今日中国人的滥吃之间仍有一大段距离。原始的道家提倡清心寡欲、“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