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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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条件和土壤。
上面无论是澄清道学家继韩问题，还是检讨道学家辟佛问题，都紧紧围绕十一世纪那个道学所赖以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展开。作者显然有意淡化和削弱道学起源的远缘，而尽可能通过追寻与道学有过实际接触的一切文化、宗教、政治力量，来凸现和强调道学起源的现实原因。道学兴起不是根源于韩愈及其以前的时代，而是根源于北宋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现实环境。这种舍远求近的思路与道学家的道统论完全背道而驰，也与基于道统论的现代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思路大相径庭。在儒家道统论所描绘的框架体系内，道学的创始人二程、张载等好像是凭空而降，因“天启圣衷”，一跃而上接孟子之心，终于重见“上下与天地同流”的“道德性命”，不沾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半点凡尘。在这种神话掩盖之下，人们只能看到道学之兴起是超越时空的纯粹的思想演化过程，与具体历史情境无涉。余英时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一虚构神话，深入到北宋政治文化的变动之中和儒、释之间的交错互动中求索探讨。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历史学视野，却又是前人所不为的。本书讨论道学问题的历史学取径方式，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展示了一种新思路，将照见当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和误区，给人们留下许多启示与思考。
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甲骨文、金文、简牍等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史料中的分量不断加大，到今天它们的地位真可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近年来，在众多新发现的刺激下，简牍学不断升温。郭店楚简、尹湾汉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吴简、里耶秦简、上博战国简走马灯般地被发现、刊布，似乎“神州无处不出简”，在这些新材料面前，古文字、先秦史、秦汉史、学术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学者云集影从，简牍学俨然成为当今最发达的学问。与简牍学的热闹场面相比，曾经号称显学的甲骨学稍显寂寥。最近济南大辛庄商代甲骨文与岐山周公庙西周甲骨文虽在一时间强烈地吸引了学人和民众的眼球，却因材料数量太少，无法改变甲骨文研究者人数少、成果寡、创新难的现状。在这种状况下，刊布出大批珍贵材料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下简称《花东》）一书的出版对甲骨学研究的拓展和进步显然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之所以说殷墟花园庄东地（以下简称花东）甲骨珍贵，是因为它是继1936年小屯北地H127坑甲骨、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之后甲骨文的第三次大发现。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安阳当地筑路工程进行考古钻探时幸运地找到这批甲骨。它们集中在一个长2米、宽1米、深2米多的长方形窖穴（编号91花东H3）的底部，堆积厚度坑南是45厘米，坑北达80厘米。花东甲骨的发掘揭取过程和H127甲骨惊人的巧合，都是先将整坑甲骨连土取出装箱，运回工作室内再慢慢地仔细揭取；编号、拼合、拓、摹、经最后统计，花东H3坑中共出甲骨1583片，其中刻字的有689片，大部分是有字卜甲，有宇卜骨仅5片。这个数字虽较H127坑17096片、小屯南地4442片少了很多；但花东H3里面整龟很多，完整卜甲达七百多版，其中有刻辞的完整卜甲又多至三百多版，颇令甲骨学者欢欣鼓舞，要知道，大名鼎鼎的H127坑也不过出了300版整龟而已。
花东甲骨文的珍贵，又不仅表现在数量大、整版多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全部属于当时被称为“子”的一个贵族，而非商王占卜的记录。换句话说，这批材料是纯粹的“非王卜辞”，因此从发现伊始就牵动着甲骨学殷商史领域学人的神经。早在《考古》1993年第6期上发表的《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报告》，就已指出H3坑卜辞的问疑者不是“王”而是“子”，且此“子”又非“子组卜辞”的子，故花东卜辞当是另一类子卜辞。随后，李学勤先生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花东H3甲骨是小屯以外出土的最大一批非王卜辞，它的发现再一次证实了非王卜辞的存在，他认为这批甲骨文材料中的“子”应当是商王朝大臣。（《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花东卜辞既是子一人所卜，记录的基本上是他个人及其家族的事情，田猎、祭祀、疾患、入学、献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得颇为系统详细，远胜于其他非王卜辞材料之上，为学者了解商王以下贵族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真让研究甲骨学殷商史的学者有柳暗花明之叹。、 《花东》是考古学、古文字学、甲骨学殷商史等领域共同热切期待的一本书，它的出版凝聚着花东甲骨文发掘者与整理者的很多智慧和汗水。花东甲骨大多、质地酥软、破碎严重，揭取、去土锈、粘对、缀合、墨拓等工作的难度很大，前后耗费了近七年的时间方告竣事。此后，鉴定。卜甲属种、绘摹本、照相、作释文索引，又用去四年时间，2002年12月《花东》全稿终于杀青，次年12月正式梓行，此时距花东甲骨文的发现已十有二年了，称得上是十年磨一剑的巨著。《花东》的执笔人刘一曼、曹定云两位先生为了将这批材料完整科学地公布于世，征询了不少同行的建议，对该书体例有周密的考虑。现在呈献在学人眼前的六大帙印制精良、体例完备的《花东》，蕴藏着他们独具的匠心。首先，《花东》吸收并汇总了从前甲骨文著录书的优秀体例，集拓本、摹本、照片 《花东》一书出版之前，刘一曼、曹定云两位先生曾在《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上刊布、选释了23版花东有字甲骨，以飨土林。当时即引起学人极大兴趣，笔者也加以利用，考察了花东卜辞占卜主体贵族“子”的祭祀情况，感到它们有别于王卜辞所见常例，较有特色。现在从头至尾翻看《花东》一遍后，才知道那时对花东卜辞的丰富内容不过识其一二。通览之后，看不懂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想把一点心得及其他学者的收获转达给读者诸君。
花东卜辞的占卜主体贵族“子”是武丁时代的一位贵族家族长，他与妇好等重要人物的来往密切，祭祀先妣时曾卜用105头牛，拥有很大权势和财富。花东卜辞较全面地展示了“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打猎、祭祀、做梦、生病、入学、向其他贵族奉献礼物等等，仿佛是一段时间内为他拍摄的纪录片，详细而且真实。其中，较引人注目是子的疾患及他举行的祭祀活动。这位贵族身体不好，病较多，仅见于卜辞的就有首疾、腹疾、口疾、齿疾、耳鸣多种。子通过祭祀其先人妣庚、母戊企求免除苦楚。这进一步证明了武丁时代，商人认为疾病由死去的亲属作祟所致，一般采取祭祀作祟者的手段祓除病痛（卜辞中称为“禦”）。笔者也因此推测，子所卜问的祭祀，大多是带有这种免除灾病不祥的愿望的。殷墟卜辞中有关祭祀的内容最为丰富，花东卜辞也是如此。但与从前所见商王与其他贵族的祭祀卜辞不同，花东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对礼仪细节描述得较为清晰。如祭祀时间有暮、夕、日出；祭祀地点有专门的六处，因禳祓目的祭祀妣庚时还常在一个澫的地点（可能是一条河的名字）；祭祀过程中由于本人祝告；祭祀时经常“岁”（砍斫）牺牲，一般要向受祭对象进献酒和粮食。子卜用牺牲也极具特色，即十分重视性别与毛色。以前的殷墟卜辞也反映过类似现象，但学者不能搞明白商人卜问牺牲性别的用意，似乎向先妣祈求生育时较看重牺牲的雄雌；对于商人卜问牺牲毛色，学者也较简单地考察是否如礼书所云的“尚白”。而花东卜辞较清楚地表明，商人祭祀时卜用雄性或雌性牺牲，与卜问牺牲数量一样，都是选择确定牺牲的举动，并与受祭者的性别无关，也不专限于祈求生育的场合；在牺牲毛色的选择上，商人对于不同牺牲喜用的毛色也不尽相同，如豕一般用白色的，白豭（雄壮公猪）的规格可能比牛还高，牛无论雄雌一般用黑色的，而廌（野牛）一般用幽色的，不是专尚白色，也不是毫无偏好。花东卜辞还进一步证实了商人对于祭祀用猪的种类有细致的区分，除甄别公、母外，还有雄壮公猪、阉猪、彘等，较有趣的是一个新字，其结构是在豕腹部有个圆圈。这个字可能即见于《仪礼·特牲》等篇的“膚”（肤）字，指猪腹胁肉，豕下面的圆圈是指示部位的符号，与肱、尻等字上的圆圈一致。此外，花东甲骨文代表牺牲的字还有从彘从土的字、从腐从匕的字、从宀从羊从土的字，其中最后一宇可证从宀从羊的字确实指圈养的羊，而非礼书中羊豕组成的少牢。这些字与“吉牛”，也都是花东祭祀卜辞中值得一提的材料。疾病与祭祀之外，“子入学”、“子其学商”等材料反映了子接受礼乐教育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可参看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以下简称《2004年论文集》）花东卜辞中对子的家族状况反映得较多，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臣属有“多臣”、“多尹”、“多宁”、“多御正”等。朱凤瀚先生认为这些人都是子的家族成员，他们的存在说明商代已形成家臣制度，但与周代的家臣制度还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花东卜辞带给史学家的新信息吧。
以上介绍的只是花东卜辞中笔者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希望读者能从中窥豹一斑。目前，学者对《花东》中一些重要材料的理解不同，在花东卜辞时代、子的身份地位等基本问题上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如花东卜辞的时代，《花东》前言定在武丁早期，但陈剑博士认为花东卜辞中“伐（征）邵方”的卜辞与历组中相关卜辞所卜的是一回事，并据此提出花东卜辞的时代应定在武丁晚期。（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又如子的身份，《花东》前言认为他是商人先王羌甲之后，但杨升南先生提出子是武丁之子孝已，朱凤瀚先生亦提出子行辈不低于时王武丁，是武丁较远亲的从父或从兄弟辈。（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已》，载《2004年论文集》。朱凤瀚：《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非王卜辞》，出处同上）最近，陈剑博士据“丁唯好令比伯或伐卲”（《花东》237）、“唯丁自征卲”（《花东》449）等材料，提出花东卜辞中的“丁”即商王武丁，成为花东卜辞研究中一个较受关注的问题。李学勤先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丁实为“璧”的初文，可读为含义为君的辟字。（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这些争议和猜测都说明花东卜辞中蕴含着许多让学者惊喜且难以解释的重要材料，给甲骨学殷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课题。
屈指算来，《花东》一书面世已近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中，不少甲骨学、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方面学者（包括一些著名专家）悉心阅读、探讨这批珍贵的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形成近年来少有的甲骨文研究盛况，令人欣喜。笔者相信，在未来数年里，会有更多学者参与到花东甲骨文的研究中来，甲骨学殷商史学科也会因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最后，作为一个以甲骨文研究为职业的人，我要对发掘、整理花东甲骨文的先生，构思、撰写《花东》一书的先生衷心地说一声：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新的学术食粮！
《帝国政界往事》的意义在于：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22年后，大陆读书人（而非学者）写出的关于一个朝代里程碑式的作品。
刘：与传统史学写作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写作，其文本之鼻祖乃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二十余年来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作品，早期有张建伟五卷本的“晚清历史报告”。中间努力的人有吴思、顾宏义等，最近的范本是谭伯牛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和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你的《帝国政界往事》（以下简称《帝国》）应算最新的了吧？
当我这样叙说时，并没有举另一个类型的文本例子，也就是演义型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与传统的史学写作不同，而我更欣赏的是上述类型的历史写作，甚至可以说，只有它们才能被称为历史写作（以区别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式的著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你写作《帝周》过程中，你有无一个较确定的文本样式，如果有，是如何贯彻始终的？
李：从文本的角度讨论这本书的写作，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我很乐于承认《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要是没有《万历十五年》的话，你这本书就厉害了。我立即回答：要是有人认为我模仿《万历十五年》很像的话，那是我的光荣。因为对于我来说，黄仁宇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大智慧的人，而不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两脚书橱，更不是骗读者口袋里钞票的文字混混。遗憾的是，这两种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从《帝国政界往事》出版后收到的许多来信判断，我相信许多读者和我的感受是—样的。
最初读《万历十五年》是1983年，大学毕业第二年，当时我没读懂，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原因是那时被装了满脑袋教科书里的所谓历史知识。后来，过了许多年，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算把脑袋里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一部分，再装进去有用的东西，这样才算学会了如何像个正常人那样思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读《万历十五年》，才算真的读懂了，感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懂得了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观念的、概念的历史这样一个连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我想，这必须感谢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至今还浸泡在愚蠢的泥沼垃圾中而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就是吴思，就像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说去“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建议我读四十本的《宋史》和二十八本的《明史》。这哪里是指导，根本就是草菅人命。于是我索性把将近三百本的《二十四史》一口气买齐了，埋头开始读。
读史的过程中发现，当代的传统史学在面对史料时太粗暴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治史方法的问题。如果光是方法问题，事实层面的东西还不至于被泯灭和阉割，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可是事实上，传统史学为了说明其既有的观念，对史料的歪曲与阉割真是太厉害了。这实在令人震惊。另一方面，在美国呆了近十年，回国后，看到我们国家，更具体地说是北京，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可是唯独在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传统或者说主流史学）领域，在学校课堂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这同样让人心寒齿冷。
刘：你的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事实上，最近一两年来，史学家以及被我称为“非专业的史家”（即历史写作者）的一大批人，开始重新梳理历史了。但是拿一个朝代来说事，印象中你的书确是第一本。
吴思写的不仅是历史，当然也不是故事。我现在很期待他的第三本书，当然这要看他的造化和运气了。吴思是在解构传统的“封建社会”。他试图在大的历史脉络中创造出一个解读中国社会的概念框架。这样比较起来，你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