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语录新编-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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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杂谈》，《而已集》，《全集3》P441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3）


　　《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62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62
　　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
　　《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全集11》P556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
　　《致姚克/1934年2月11日》，《全集12》P334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12＇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13＇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致姚克/1934年4月9日》，《全集12》P379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致姚克/1934年4月12日》，《全集12》P385
　　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
　　《致台静农/1934年5月10日》，《全集12》P406
　　静事＇14＇已闻，但未详。我想，总不外乎献功和抢饭碗，此风已南北如一。段＇15＇执政时，我以为“学者文人”已露尽了丑态，现在看起来，这估计是错的。昔读宋明末野史，尝时时掷书愤叹，而不料竟亲身遇之也，呜呼！
　　《致郑振铎/1934年8月5日》，《全集12》P501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我之节烈观》，《坟》，《全集1》P122
　　关于我的记载，虽未见，但记得有人提起过，常州报上，一定是从沪报转载的，请不必觅寄。此种技俩，为中国所独有，殊可耻。但因可耻之事，世间不以为奇，故诬蔑遂亦失效，充其极致，不过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
　　《致杨霁云/1935年12月19日》，《全集13》P270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
　　《致郑振铎/1935年1月8日》，《全集13》P11
　　敢于……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译文序跋集》，《全集10》P242
　　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
　　《致萧军/1935年10月》，《全集13》P238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全集13》P116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
　　《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全集7》P239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口老　，——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全集7》P118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全集8》P190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全集7》P116
　　＇1＇狂酲　狂醉。酲，酒醉时神志不清。
　　＇2＇宦海　官场。
　　＇3＇杨杏佛（1893…1933）　名铨，江西清江人。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1932年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次年6月18日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4＇该死之榜　暗杀黑名单。据有关史料称，该名单名为“钩命单”。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　：“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此处指孔子，有误。
　　＇6＇“大师”　这里可能指刘海粟。1932年至1934年间，刘海粟等人曾在欧洲一带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书画展览。
　　＇7＇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创造社。1932年公开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明确转向。从1930年起，多次化名污蔑和攻击鲁迅，可详见《南腔北调集》中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8＇诺贝尔赏金　即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1833…1896）的遗产设立的奖金，从1901年起，每年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的奖金。1927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来华考察，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
　　＇9＇甘地（M。K。Gandhi；1869…1948）　印度民族领袖。早年留学英国，主张“非暴力抵抗”，1914年返国，参加印度国民大会党，倡导对英国殖民当局的“不合作运动”，曾多次入狱。1948年在印度的教派纠纷中，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刺死。
　　＇10＇青皮　无赖，流氓。
　　＇11＇“臭毛厕”　在女师大学潮发生期间，反对学生运动的学者陈源（西滢）把女师大比作“臭毛厕”。
　　＇12＇文字狱　通过文字著作罗织罪名，对知识分子加以迫害，称文字狱。
　　＇13＇“邻猫生子”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说：“或者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4＇静事　1934年7月26日，台静农以“共党嫌疑”罪被捕，后被押往南京囚禁，次年获释。
　　＇15＇段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任国务总理执掌北京政权。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军大败，一度离京，后被奉系拥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3月18日，北京军警开枪射杀请愿群众，死伤百余人，造成有名的“三一八惨案”，即段祺瑞下令所为。惨案发生后，又传出有48人的通缉名单，鲁迅名列其中。


论启蒙


　　七论启蒙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淡淡的血痕中》，《野草》，《全集2》P221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全集3》P274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全集6》P102
　　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
　　《连环图画琐谈》，《且介亭杂文》，《全集6》P27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
　　《习惯与改革》，《二心集》，《全集4》P223
　　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谈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通讯》，《华盖集》，《全集3》P24
　　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
　　《忽然想到》，《华盖集》，《全集3》P93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
　　《随感录三十八》，《热风》，《全集1》P311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
　　《这个与那个》，《华盖集》，《全集3》P140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无花的蔷薇》，《华盖集续编》，《全集3》P256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无花的蔷薇》，《华盖集续编》，《全集3》P256
　　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译文序跋集》，《全集10》P277
　　此后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两地书·八》，《全集11》P31
　　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全集4》P297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随感录六十一》，《热风》，《全集1》P359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随感录六十六》，《热风》，《全集1》P368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记谈话》，《华盖集续编》，《全集3》P359


论群众


　　八论群众
　　……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
　　《杂忆》，《坟》，《全集1》P225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娜拉走后怎样》，《坟》，《全集1》P163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就是秦始皇隋炀帝＇2＇，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286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
　　《通讯》，《华盖集》，《全集3》P21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杂忆》，《坟》，《全集1》P226
　　……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全集3》P457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3＇的尤其血污，血腥。
　　《复仇》，《野草》，《全集2》P175
　　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
　　《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全集4》P528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
　　《谣言世家》，《南腔北调集》，《全集4》P595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