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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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朝阳的顺风顺水相比，曾创造过皮革换飞机、发射卫星、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的境况就要差很多。我们发布这一年（1999年）的富豪榜时，他正站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执掌的天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案。而此前一个月，与牟其中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黯然去世。这些案件受到了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也做了报道。
这一年，广东美的集团管理层正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O的先河；美的掌门人何享健春风得意，在这一年的富豪榜上，他名列第45位。
同在广东的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也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断然拒绝。李经纬的宿命由此开始，越主动反而越被动，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位悲情企业家。李经纬在“1999中国50富豪榜”上居第32位，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上榜。
1999年3～4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管理自己》的论文，强调充分发挥自身长处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成为杰出人士的必由之路。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鲜有人听说过德鲁克的名字，但他们正无一例外地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再提速的契机，发挥自身长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政商关系总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很头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拓荒者。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厢是如鱼得水，一厢是捶胸顿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1999年是千年之交。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激昂地宣称：“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迈向新世纪的进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北京的涮羊肉好吃。
据说中国最早的涮肉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而最盛行的时期则是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太上皇乾隆在宫中设“千叟宴”，主菜就是涮肉。
180多年后的一次涮羊肉，改变了荣氏家族的事业轨迹。
1979年的那次火锅
1979年1月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也摆上了火锅。这次涮羊肉不同寻常，请客者是邓小平，客人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彛�5名原工商业者，陪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等人。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63岁的荣毅仁提到利用外资问题时称：“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
“功利性大些”的建议显示出荣毅仁在特殊环境下的魄力。这位早在1957年就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老先生，总是大胆而率性地去做新的尝试。在赴邓小平同志的火锅宴前，他被委以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此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始终是“工业以钢为纲”，“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处于停滞和倒退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准备改变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
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显然是个不错的想法。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没有犹豫。是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宣告成立。这一公司的最大创举是，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不是党委，而是董事会。
而这家公司的实践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之一），正是“功利性大些”，这颠覆了中国当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陈旧理念。
或许连邓小平也没有想到，他当年批准设立的这家公司，后来竟无比强悍，至2007年底，中信集团已拥有44家子公司及银行，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2007年利润达160亿元。
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富豪，第一个绕不开的便是荣毅仁家族。
过渡
1999年10月26日，我们制作的第一届榜单——“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荣毅仁家族高居榜首，财富等级是“A”，即10亿元以上。
全球震惊。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评论文章称：“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的发布情况和评论，他们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只是说说而已。
此前不久，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与其说这是一连串巧合，不如说是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年份找到了兴奋点。
事实上，荣毅仁早在1993年就任国家副主席时，已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卸任，之后很少在中信公司公开露面。
不过，199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上，荣毅仁出现在保利大厦的庆典现场。他一手养大的孩子走过20年峥嵘岁月，自然感慨良多。
据参加庆典的一位中信员工称，相比通过媒体，眼前的荣老板的风采更有冲击力，“他身上好像凝聚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不需说话，只是站在那儿几秒钟，便是一种力量的存在”。
荣毅仁一出现，全体员工立即起立，掌声长达十多分钟。荣毅仁遂微笑着向大家致意，然后便是带有浓重无锡口音的祝福与寄语。据《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的报道称，这大约也是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走完他89岁的激荡人生路。新华社讣闻中称荣毅仁的头衔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
荣毅仁逝世前十多天的10月12日，“2005胡润百富榜”发布，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掌门人荣智健以90亿元资产位居第6位。
巧合的是，11月3日，荣毅仁出殡当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居榜首的恰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后来在其《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中称：“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
荣智健被传媒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外界似乎习惯了把荣智健的成功与父亲荣毅仁的特殊身份捆绑在一起，然而，荣智健在多次如上述方式的表态中，把父亲比喻为“别人”。从表面上看这无可厚非——曾在四川凉山一待就是8年之久接受劳动教育，并于1978年独身赴港的荣智健，对特立独行的重要性显然有自己的见解。
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措辞与行为也有“有意而为”的成分。一是基于父亲荣毅仁后来的异常低调——荣毅仁自1998年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至2005年去世的整整7年，始终保持了极为谨慎的低调；即使在其病危至去世期间，内地媒体也未张扬。二是荣智健深谙在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转轨语境下，身上沾染太多的“红色”未必对一家资本全球化的企业有益。
荣智健与父亲荣毅仁最相像的一点，则是他们均把胡雪岩当年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人的生意做多大，关键看他的眼光有多远。”
“红色资本家”的困扰
1999～2007年连续9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只有3人（家族），分别为荣智健家族、刘永好家族和楼忠福。一位是“红色资本家”，一位身居传统行业同时染指金融业，一位则处于话题不断的房地产行业。
这三位常胜将军当中，最耀眼的自然是荣氏家族，过去的9年百富榜，从未跌落过前六位，其中有三次是拔得头筹。
荣智健的财富秘诀，通俗地讲，就是“与国家资产增值共成长”。在中信泰富，他从没有股份到1992年开始通过配售持股，至2008年6月底，其持股比例已接近24％，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新财富》杂志在一篇题为《荣智健：中国首富的新模式》的报道中称：
“中信泰富＋荣智健”的模式建立了荣智健个人在中信泰富利益分配的清晰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MBO表明，MBO可以MB，不一定要O。许多失败案例往往不是由MB（即Manager Buy，买入）而是由O（即Out，卖出）引起的。一方面管理层全面收购必将触动产权神经，另一方面由于较大的收购标，诱使管理层在定价、付款方式等方面损害原股东利益，造成了资金瓶颈。所以，量力而为，逐步MBO应为首选。另外，并不是一定要持有高比例股才可激发管理层，也不一定要控股。
荣智健 “一号红色资本家”的地位可谓坚不可摧。在2003～2007年连续5届的“胡润强势富豪榜”上，荣智健的“首强”之位始终让人可望而不可即。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六大之后，“红顶商人”慢慢演化为了一个贬义词。2008年，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一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称：“谨防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我们不应将矛头指向富人，而应指向‘红顶商人’……”
所以，我们与其用大量笔墨描写荣氏产业之“红”，不如从荣智健的行为方式中挖掘一些原生性的东西，比如值得借鉴的财富观等。
不可否认，荣智健的政治灵敏性与其家族背景有关。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荣智健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府提出过自己独到的观点：“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运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1997年，使其1997年后保存下来，我认为这是决定以后成功与否的关键。”荣智健认为一套稳定的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更容易得到港人的拥护。
荣毅仁比较简朴，而荣智健在香港、加拿大和英国等都有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等。他说，“与父亲相比，我比较喜欢享受一点，但我毕竟不以追求享受为目的，我追求的是我事业的发展，这是我根本性的追求。”“我最欣赏李嘉诚的是，他地位那么高，生活却那么朴素。”
在资本运作方面，荣智健最成功的一点是对时机的把握。典型案例之一便是1989年香港股市大跌，投资者纷纷套现，而荣智健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的并购良机。之后，香港电讯20％的股份被荣智健以逾百亿元的代价吃下。1990年，英国著名财经杂志《世界金融》根据收益将此次收购评为该年度“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又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荣智健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投到中国大陆，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包括隧道、桥梁建设、发电站、航空以及电信、房地产、钢铁等。荣氏产业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2007年，中信泰富净利润突破100亿港元。
不过，荣智健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困扰依然是，仍有传媒不时问他，你对当初借道父亲旗下的中信香港作何评价？
荣智健曾略有委屈地对《凤凰周刊》记者称：“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这也是第一家对我们的榜单进行介绍的中文媒体。文章写道：
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富豪的诞生，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劳动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股票。
我们想说的是，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在一个拥有公平、有效的“富豪形成机制”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谁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谁就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里，普通人和穷人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只有穷人不断致富，不断获取更大消费和投资能力，富豪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富豪。
正如许多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的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
1999年我们的第一届榜单在《福布斯》发布，由于是英文形式，加上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0年开始，我们主动与国内媒体接触，以便获得对完善我们的榜单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南方周末》不但率先对这一年的榜单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对“如何看待富豪”的话题提出了理性见解，也为原罪话题提前做了注脚。
“2000中国50富豪榜”在人数上与1999年保持了一致，不过门槛大幅提升，由5000万元提高到了35亿元。50人的财富总和超过800亿元。首富还是荣毅仁家族，财富为157亿元，是第50名的45倍。
从地域分布来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最盛产富豪的地方。50人当中，有14人的公司在北京或出生地是北京。他们是首富荣毅仁、第10位的宋朝弟、第11位的李晓华、第12位的陈金飞、第14位的田溯宁、第16位的丁健、第19位的吴鹰、第20位的丁磊、第23位的阎俊杰与张璨、第37位的张朝阳、第38位的杨澜、第41位的王文京、第42位的王志东、第46位的祝维沙。
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年长者是84岁高龄的荣毅仁，最年轻的是29岁的丁磊。
超过60岁的上榜富豪，除荣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