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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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多行不义必自毙；创造再多的财富，提供再多的就业机会，上缴再多的税收，仍洗不掉自己身上的罪孽；向死者致敬；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值得关注的是，李海仓遇难一周后，《中华工商时报》即发表文章，呼吁“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文章首先引用了刚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称——
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建设力量，正在健康成长。首先，私营企业主队伍是一支富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生力军。被调查的业主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响应党的号召，不捧铁饭碗，不吃“皇粮”，艰苦创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解决就业。从总体上看，他们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银行贷款，也不是遗产继承，而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或靠民间借贷。
文章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让更多的人尽快富起来，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久后，企业界又发生了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因所谓“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被刑拘的事件，再度将坊间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经济学家魏杰称：“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也称：“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评论家童大焕称：“一些中国富人及其帮闲、帮凶们很多见不得光。所以他们要抹黑平民，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故意把社会的‘仇恶’说成是‘仇富’。中国的富人们对此要充满警惕，不要被恶人卖了还不自知。中国真正的富人们，要行动起来，保护穷人，也保护自己。”
我们很早就在提“财富品质”一词。中国的财富品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方向和命运。也是在2003年，我们经过调查，发布了“2003中国财富品质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诚信”，第二和第三位为“把握机遇”和“创新”。诚信是财富品质的第一元素。
2003年经久不息的那场大讨论，跳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标签化、脸谱化的劣根性，开始从个体境遇入手，来看待原罪问题，剖析财富品质景象。
然而，2006～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持续火暴，一些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各利益群体间的对峙情形再一次出现。当人们找不到宣泄方式和途径时，“二分法”等非理性声音和观点重新开始涌现，以至于反对改革的呼声高了起来。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于2008年7月发表题为《改革不可支援》的文章，称：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香港学者、著名报人林行止在2008年夏宣称，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不愿再做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决定放弃一直以来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皇甫平和林行止两人观点的糅合或许是最佳选择——市场化深入同时应注重制度建设，但“姓资姓社”的争论万不宜再来一次轮回。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当然是‘中国探索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
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在我们2003年的榜单发布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的一段话。
这一年开始，我们制作的百富榜不再借道《福布斯》而是自己独立发布。32岁的网易掌门人丁磊成为榜上的新科状元（75亿元），这得益于网易的股价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涨了近70倍。我们在发榜辞中写道：“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呢？”
方兴东接着写道：“随着中国互联网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朋友，我们期望丁磊能够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本身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趣的是，丁磊的朋友、步步高电子掌门人段永平（2003年，第83位，10亿元）正是因为在两年前网易股价最低位时吃进了200多万股，后来赚了个盆满钵满。段永平也是位传奇人物，将步步高品牌做到如日中天却华丽转身，定居美国，开始做股票投资，几年后花62万美元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让人眼羡。
这一年的百富榜上，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达到1907亿元（2002年为1577亿元），相当于2002年中国GDP的2％，上榜富豪平均每人19亿元，上榜门槛为9亿元。榜上有新面孔40张，除了中国民营经济自身的迅速发展外，还与民企借壳上市的数量大幅增长及中文商业媒体的进步有关。
尽管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在榜上仍占主导地位（58％的榜上企业以房地产或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钢铁、瓷砖、木质地板、基建等为主营业务），但是复苏中的IT行业却成为最大的一个亮点。丁磊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上榜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其中成长最迅速的当属与丁磊同为IT业的盛大网络掌门人陈天桥。他从1999年我们首次推出富豪榜后不久开始创业，到2003年百富榜发布时，当初50万元的启动资金变成了40亿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最年轻的10位上榜企业家中，有5位涉足传统的钢铁行业。
从这一届榜单开始，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上榜企业当中员工数量最多的德隆集团，旗下员工达10万余人，不过这一年的德隆，危机已越来越明显，这一年是唐万新最后一次榜上有名。上榜企业当中纳税最多的是UT斯达康，它在2002年的纳税额达到125亿元，紫金矿业集团紧随其后，纳税额超过8亿元，此外，榜上1/3的企业纳税在1亿元以上。
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445岁（2002年为46岁）；就地区性而言，榜上22％的企业家将他们的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设在金融中心上海的占14％，北京占11％，香港占8％，浙江省占8％。从榜上数字来看，上海地区的企业家拥有的财富总量最多，而如果从榜上企业家的出生地来考察，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多，占32％，其后是中国北部和南部。
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动作更为娴熟，榜上有48位企业家控制了78家上市公司，多在上海、深圳、香港、纳斯达克和新加坡等地上市。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榜上1/3的企业家的主营业务需要与国外发生联系，其中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联系最为显著。
除了主榜单“胡润百富榜”外，这一年我们还发布了系列“新作”，包括“2003中国强势榜”、“2003 IT富豪50强”、“2003资本控制50强”和“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
强势榜其实是影响力榜，遴选标准包括政治影响力、在民营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企业纳税额和销售额、品牌知名度等。这一年强势榜的前三位分别为荣智健、鲁冠球和宗庆后。他们各自执掌的企业中信泰富、万向集团、娃哈哈集团都从优秀做到了卓越。
鲁冠球和宗庆后都是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常说自己是个农民企业家，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动用了两名“翻译”才听明白了他的乡间话。在2003年百富榜上，这位“农民”排在第4位，财富为54亿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仅2003年一年，万向就有投资中国首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并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受让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近25％的股份成第二大股东，创建万向制造基金等举措。5年之后，万向集团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4家（万向钱潮、万向德农、承德露露、S*ST兰宝），同时还参股多家上市公司，控制资本超过200亿。
宗庆后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企业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健品市场集体疯狂的时候，只有宗庆后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并避免了后来的行业灾难。另一方面，“娃哈哈”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持续快速提升。当然，几年之后他与法国达能“开战”，称对方“恶意并购”，引起业界争议不断。客观来讲，宗庆后的做法也有不妥之处，不过放在特定的历史和商业背景下，又可有另外一种解读。
“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榜单中，万科掌门人王石毫无争议地拔得头筹。2003年万科的销售收入达到近64亿元，利润54亿元，分别增长38％和37％。万科的品牌、模式、口碑，以及王石的企业家才能与个人魅力，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都令人赞叹不已。后来，王石始终是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的领军人物，万科在2007年的销售收入与利润分别达355亿元和48亿元，分别增长98％和110％。从王石谈到中国的地产圈，谈到中国南方和北方房地产企业老板的对比，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一年的百富榜榜单上，上升最快的企业家还有合生创展的掌门人朱孟依（第10位，40亿元）。朱孟依是来自广州的地产巨人，借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契机大力扩张，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型开发项目。另外四名房地产商紧随其后：秘鲁国籍的周建和，上海的童锦泉，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周泽荣和广东的陈卓贤。
天津顺驰集团掌门人孙宏斌（第91位，95亿元）也是一匹黑马，2003年10月20日的《中国经营报》一篇题为《孙宏斌隐形超人现象》的报道开篇写道：“尽管已经是天津房地产市场上的大佬级人物，但孙宏斌的公开资料仍然相对有限。但是对于整个华北甚至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孙宏斌和他的顺驰集团都是无法忽视的，经过短短9年的发展，顺驰从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起家，如今已经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匹黑马。”不过后来孙宏斌扩张欲太强，成为一位悲情企业家，他对王石的“公开叫板”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印象。
另一个新面孔是张茵，她和丈夫刘名中分别执掌美国中南公司和东莞玖龙纸业，一个是贸易公司，一个是工厂，赚了美国人的钱再回来赚中国人的钱。我们会在本书“后现代图景”那一部分讲述她的故事。在2003年百富榜上，她以25亿元财富排在第17位。此前一年，她掌舵的美国中南公司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居全美第一，她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绕着产业‘红灯’、钻着政策空档，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放宽限制和鼓励发展的背景下，倔强攀爬，终于登上了一个可以产生大变局的分水岭。”这是2003年10月《瞭望》杂志一篇文章中的开篇语。在这个分水岭上，必然会孵化出一批榜样，且看百富榜上丁磊、王石、宗庆后、段永平之“榜样的力量”。
功夫之王段永平
“我希望以后股市别涨那么快，这样我就可以从百富榜中逃离了。”
2003年9月3日，段永平在给我们的一封邮件中用憋脚的英文幽默地写道。一个多月后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上，段永平以10亿元财富位居第83名。
段永平是百富榜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头衔虽是广东步步高电子掌门人，但却被称为“中国巴菲特”；他近乎“漫不经心”的处世观和投资理念，却博得名利双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只是为了“好玩”
1990年，即段永平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第二年，南下广东中山，任怡华集团旗下日华电子厂厂长（小霸王前身），当时这家工厂年亏损达200万元。段永平掌舵5年后，小霸王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不过，段永平的角色一直是个“职业经理人”。后来他提出改制，遭到怡华集团高层的断然回绝。段永平一怒之下选择离开，广东企业界一片哗然。
出走之后，段永平在东莞自立门户——成立步步高，实行股份制，这时离明确“国退民进”方针的十五大召开还有两年时间。
由于段永平离开小霸王时与前老板有个“口头契约”，即不与小霸王在同行业竞争，于是他开始做学生电脑、电话机、无线电话、VCD等产品。
1998年，段永平以159亿元人民币在央视广告竞投中夺冠，成为新一届标王；1999年6月，段永平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金融业20位千禧年领袖”之一。
2001年是段永平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移民美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兑现与太太结婚时的承诺”。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他开始购买网易、新浪、搜狐等中国IT概念股。当时中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哀鸿遍野，他强力“抄底”。
段永平跟丁磊关系很铁。他俩交情的发端正是2001年年底，当时网易经营亏损严重，美国投资人提起诉讼，摘牌岌岌可危，丁磊找到比他大10岁的段永平问计。段永平一边为其出谋划策，一边听丁磊讲网易下一步的战略。他听丁磊说网易要集中兵力搞研发和网游，又从财报上看到当时网易每股现金高达2美元，而当时的股价却不到1美元时，不禁怦然心动。
两人碰面后不久，段永平用自有资金和筹集来的资金果断吃进200多万股网易股票。
之后的情形众所周知，网易股价一飞冲天，2003年10月，股价已升至70美元。段永平从网易一只股票中净赚逾1亿美元。
2003年9月，段永平在邮件中告诉我们，他在此之前已售出100多万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