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 作者:[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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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已。恺撒为了拉拢庞培后来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比他自己还大五六岁的庞培，后来元老院一看到庞培解散军队立刻就神气起来，克拉苏的话在元老院也就不那么灵了；恺撒自己为了竞选的利益乐得顺水推舟把他们撮合到一起。至于某些历史书所说的当时恺撒和庞培都想取得独裁的政权，而克拉苏只处于缓冲者的角色，这是同事实不符的。恺撒的实力这时远还没有达到觊觎独裁权力的程度，而庞培却已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喀提林阴谋》是否为恺撒辩护以及撒路斯提乌斯是否为西塞罗的私敌的问题西欧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撒路斯提乌斯写作《喀提林阴谋》有为恺撒辩护的意图，有人甚至认为他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才撰述这一专题历史著作的。
问题是不是这样，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撒路斯提乌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恺撒相始终的情况。恺撒出身罗马最古老的优利乌斯家族，但是到恺撒时这个家族衰落已久并且已不富裕。恺撒生于公元前101年，他的直系的父祖辈中没有十分显赫的人物，但是在他的亲属中却有罗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姑丈是盖乌斯·马略，他的岳父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时代确有强大的裙带关系作他的后援。这种关系决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场，同时也决定了苏拉得势后他的15坎坷命运。年轻的恺撒竟敢于违抗苏拉要他解除同科尔涅利娅的夫妻关系的命令。苏拉早就看出恺撒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对头，只是由于亲属有力的庇护，恺撒才得以过一种半亡命的日子。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之后，恺撒才返回罗马从事恢复民主权利的活动。但是他感到在作为从政手段之一的辩护能力方面准备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73年之间到东方去进修了一个时期。年轻的恺撒的活动能力给罗马的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68年即恺撒任财务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尔涅利娅去世，第二年却和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结了婚。庞培娅是克温图斯·庞培乌斯·茹福斯（QuinAtusPompeiusRueus）和苏拉的女儿穆奇娅所生的女儿。他这时开始和庞培接近并支持授庞培以广泛权力的伽比尼乌斯法（LexGabinia）和授权庞培在东方全权作战的玛尼利乌斯法（LexManilia）。克拉苏大约在此时也开始认识到了恺撒在政治上的作用并像前面所说的在经济上帮助他，否则以恺撒的财力是根本无法竞选公元前65年度的高级营造官的。
克拉苏公元前53年在东方阵亡后形成了恺撒和庞培两大力量对峙的局面。元老院只是在这两派势力中间随机应变，调整自己的位置。恺撒取得独裁大权后，正统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恢复共和是不可能了。恺撒以后的权力之争仍在恺撒派之间进行。不管共和派还有多少潜在的力量，恺撒的历史地位是已经确定了的。如果说，恺撒不顾元老院的命令毅然挥师南下夺取统治大权的事实都没有人敢议论，有谁还会旧事重提，再去谈论恺撒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呢。
恺撒和喀提林的关系，如前所述，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恺撒的确有欣赏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于两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恺撒也确实没有、也不屑于参加喀提林的阴谋，否则恺撒就不可能在处理阴谋者的元老院会议上侃侃陈词，不惜作出庇护阴谋者的表示了，然而论声望、资历都比恺撒要高得多的朗图路斯却陷到了里面，而且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恺撒和当时一般的元老院权贵有多么不同。
恺撒和喀提林确有很多气味相投的地方。他们同是在克拉苏的资助下搞政治活动的人，同样负了很多的债，但是摆脱债务的手段却有区别。喀提林短视浮躁，竞选执政官不成就诉诸流氓手段，结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执政官的职位，最后想把一切都搅乱，干脆提出取消一切债务的口号，但这样做触犯了大多数人——包括骑士、一般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等——的利益，刚刚从血泊走过来的罗马人民已经吃够了动乱之苦。恺撒却有深谋远虑的一面，无论过去在受苏拉迫害时，竞选官职时，还是后来在高卢战场上，他都沉得住气，想得深看得远，终于通过外放搜括的“合法”途径，还清了债务。
尽管如此，撒路斯提乌斯最后还是满怀着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后的战斗。作者着墨不多，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作者和恺撒与喀提林有气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为喀提林一伙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个人动机，他们毕竟是在同贪污腐化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殊死战斗中英勇地倒下去的。
此外，在拉丁文献里还有两篇据称是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相互攻讦的文字（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和InM．Tull－iumCiceronemOratio）。这是两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们的问题人们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两篇文字都设定为元老院发表的演说，而前者乃是对后者的答复。格拉巴里—帕锡克认为两篇都是2世纪的修辞学拟作。对前者，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伪托之作，因为其拙劣的文字显然不是出自西塞罗之手，而库尔菲斯（Kureess）则认为前者又是后者的不成功的仿作。对后者，学术界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现定在恺撒死后的一个时期（商茨的看法）。有人则认为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发表的（库尔菲斯的看法）。克温提利亚努斯也认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过它。
在国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罗站在庞培一面，而撒路斯提乌斯属恺撒派，两人在政治上对立本属自然，但是看这篇文字本身却完全不是什么争论，它不但攻击西塞罗本人，而且牵连到他的妻子女儿，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发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击，如果说是出自喀提林的余党之手，那倒还有点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那末他为什么又撰写给西塞罗树碑立传的《喀提林阴谋》呢？如果撒路斯提乌斯同西塞罗有个人恩怨，那末他一定会在书中极力丑化西塞罗，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形象在书中即使没有受到特别的赞扬，但至少没有受到歪曲。有两个地方似乎是对他的批评。有关买通一个妓女作内线的问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西塞罗在罗马社会上的声望，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有妓女是不足为奇的。如前所述，他还因为给一个优伶辩护而大出风头呢。至于克拉苏指责西塞罗想把他牵涉到阴谋中去的问题这都只是传闻的事情。我们揣情度理，也不会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罗会没有根据和徒劳地去陷害元老院里的实力人物。这只能是阴谋者想用克拉苏的威望来给自己打掩护。
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novus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
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
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
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末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
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从文风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提法虽然别出新裁，但毕竟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
关于朱古达战争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战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最无耻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介绍：“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
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动人物。
“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儿。
“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
“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
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
军官收取敌人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像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析：“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的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点原因：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CDμEδFs即牧民这个词是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视。
作为罗马人的忠实联盟者的玛西尼撒（前约240年—前149年）是东努米底亚的玛西列斯人（Massyles）的国王盖亚（Gaia）的儿子。他因为是在迦太基长大的，所以从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边在西班牙同罗马人作战，但后来他被斯奇比奥争取到罗马人一方面来（前206年）。盖亚死后，玛西尼撒在努米底亚的部族玛赛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领西法克斯（Syphoax）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努米底亚。公元前204年，玛西尼撒在罗马人的帮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Magni）对西法克斯的营地的一次夜袭中打败了他，收复了奇尔塔。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锐骑兵帮助斯奇比奥在扎玛（Zama）一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从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个努米底亚的国王。这之后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玛西尼撒的后人之间进行的。他的后裔的世系可以参见《朱古达战争》第5章有关注释。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