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 作者:[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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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东西。”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著名的对比：“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magnitudoanimipar，itemgloria，sedalia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决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miserispe－re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pernicies）。
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仆人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古罗马人。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崛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辩，重幻想，长于理论；罗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于艺术，罗马长于治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心却在希腊。
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barbari（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身分，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薰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quis－queeacerequam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abaliisbeneeactalaudariquamipsealiorumnarraremalebat）。”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撒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都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的文章古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EorsterSmith）所说：“在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洁和凝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显然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读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理士多德的看法。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部分”。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则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是想成为最好的。”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
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采，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另一个是那个利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而严格说来，第二个故事和正文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能说是抛开正文讲故事。
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借重于希腊作家的地方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献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罗曼在二书的法译本的序中指出：“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他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家，并且他的短期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腊的那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优点完全是他个人的。”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译者少年时代学过一点拉丁语，当时接触到的不少选本里都有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的片段，那时就知道用拉丁语写作的古罗马作家里，除了人所必读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罗，以及后来的维吉尔、贺拉斯、李维之外，还有撒路斯提乌斯其人。可见撒路斯提乌斯在西方读者中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世纪，欧美中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就和我国清末和民初中学的古文水平差不多。马克思在高中时的拉丁语课本竟是塔西佗的《编年史》，这就难怪他有相当深厚的拉丁语的根底了。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这几十年，西方学生不但希腊语和拉丁语已渐渐放弃，就是本国文字的水平也大为降低，希腊、拉丁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已渐渐成为少数文史专业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国，译者很荣幸地成了第一个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介绍到国内的人。希望这个译本能够为外国史、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起一点添砖添瓦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撒路斯提乌斯的命运就比，比如说一百多年后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塔西佗，要好得多。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当时声誉就很高，因为当时人们除了两篇专题的历史作品之外，还看到了他的《历史》的全貌。坐拥巨资的在野名公当然有时间精雕细琢，像罗曼所说的那样。克温提利亚努斯（Quintilianu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估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罗尔夫认为克温提利亚努斯所重视的是撒路斯提乌斯的爱国精神，而不是他对当时罗马国家的尖锐、中肯的批评。玛尔提亚利斯（Martiali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极高评价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尽管诗人本身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但同属史家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欧（GaiusAsiniusPollio）和李维却都批评过撒路斯提乌斯，只是情况还要加以分析。波利欧和撒路斯提乌斯同属恺撒阵营的战友，他也像撒路斯提乌斯那样，后来退出政治生活专心于著述。不过他退出的时间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还担任了执政官并在第二年因为对伊利里亚的帕提亚人的胜利而举行了一次凯旋式。他是后来因为同安托尼乌斯意见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响的大人物，素以批评严格而出名，所以他对比自己年长的撒路斯提乌斯也要说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至于李维，他的文风和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几乎形成两极，他当然不喜欢撒路斯提乌斯的简洁、古拙的文风。
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乌斯的影响可谓大矣，所以对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但推崇而且仿效。从西塞罗到李维，文风从繁复绵密到了冗赘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却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乌斯写得还要简洁，从而也更加难懂。作为这两位作家的译者，我感到两个人的文风虽然相似，塔西佗却更加有意识地写得简洁，有时甚至用自造的古词；相比之下，撒路斯提乌斯就显得“古”得自然一些，尽管当时已经对他的仿古不习惯了。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在哈德良（Hadrianus，117—138在位）时期，一个叫吉诺比乌斯（Zenobius）的人还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译成希腊语。
公元2世纪，努米底亚出生的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担任过皇室的拉丁修辞学导师的玛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隆托（Mar－cusCorneliusEronto，约100—约166）在他常读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罗的书信之外，就还有加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2世纪末，埃米利乌斯·阿斯佩尔（AemiliusAsper）曾给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喀提林阴谋》作过注释，但是没有保留下来。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的地位。4世纪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亚的奥古斯丁写的拉丁语和西塞罗的拉丁语已经达到难以分辩的程度，但他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