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1-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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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将整个世界作二元论的理解，确是人类普遍的精神现象。此种观念既源于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错的。比如你我就是这二元世界的代表。我们今天面对面地坐在这里，您穿黑袍，我穿紫袍，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世界上善恶的两种力量存在的客观性。但是，我们今天的座位则是人类安排的。因为在人类的认识中，我们俩是对立的，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您只能坐在我的对面，而不能同我坐在一边。至于中国人的阴阳学说，阴阳之间不分优劣，照我看，此种学说同样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里，既没有像我这样的善神，也没有像您这样的恶神。他们不将世界理解为善恶两种力量的战场，从表面看似乎很和谐，很美妙，亦如孔子所说的“和为贵”。但是此种学说是有缺陷的。基督教讲善恶二元的对立，既崇拜我，也畏惧您，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只有充分地估计您的力量，才能显示我的伟大。如果您是渺小的，无足轻重，那么逻辑上也就等于说，我是可有可无的，更谈不上伟大。而中国人的思想失误也就在这里。他们认识不到恶的意义和力量，认为善是绝对的，不需要恶的反衬。这就好像打仗一样。善恶是敌对的双方，只有双方都具有相应的实力，战争才可能打起来，也才可能涌现出英雄人物。可中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中，特别是在孔子及其学派看来，善的一方所向无敌，恶的一方没有任何战斗力。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很显然，此种学说既与事实不合，而且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轻易战胜，那也就等于说善没有存在的价值，更无“义利之辨”之必要。
撒旦：儒家只有君子与小人之辩，而没有善神恶神之观念。他们崇拜圣人，视圣人为善的化身，但圣人的对立面是凡人，而不是恶人。善恶问题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的：一、整个世界分为善恶两个部分；二、整个社会分为善恶两种力量；三、人的心性分为善恶二端。可是在中国的儒家学说里，这三者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是人性本善，强调善的绝对性，基本忽视了恶的存在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儒家在心性修为和外王事功两方面，都是不成功的。我常常想，儒家如果也像基督教一样，有一位像我这样的神，他们的“内圣”和“外王”都是可以见成效的。反过来说，基督教有我这样的恶神，乃是西方世界的幸事。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得惠于我，但另一方面又对我极不尊重，还口口声声要将我的王国消灭干净，似乎我的王国与灾难同义。殊不知，正是因为我的存在，当今的西方人才可能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头。
上帝：没有恶，善是不可能完美的。我是善的化身，并且能够将善进行到底，靠什么？靠你我的合作。具体说，如果没有我的神圣计划和最仁慈的爱，这个世界便不会有宁日，更不会有进步，而且人类亦不知所措，不知何去何从。但是如果仅仅只有我的仁爱，那也是不行的。这就好像天气。我是阳光雨露，风和日丽，您是雷鸣电闪，冰霜雪冻。对于人类来说，只给他们阳光雨露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他们暴风骤雨。这样，他们才可能有坚强的意志，也才可能对阳光雨露有一种期盼。您的存在意义也就在这里。如果没有您的破坏和挑战，我是很难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类亦无精进向上的热情和决心。中国儒家学说没有您的位置，其结果也就只能是：尽管历代的儒家一再强调德性修养，强调“修齐治平”，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道德的动力，因为他们不知道道德的动力来源于人性之私，来源于你我的并存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我的仁爱。
撒旦：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善的历史是上帝的作品，恶的历史是人的作品。这句话是否意味着，您创造了一个善的世界之后，就撒手不管了，任凭人类自己去营造他们的生活世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否又意味着，自此以后，人类社会便是我的王国？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疑问的，如果您创世以后什么都不管了，您往后的意义如何体现，您又如何能使有罪的人类再次回到您的王国？
上帝：这是人类的误见。我所创造的世界，从来就是二元的。伊甸园里有蛇，有区分善恶的智慧之果，蛇便是您的隐喻。很显然，伊甸园同样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同样有您的存在。如其不然，人类怎么可能偷吃禁果，又怎么可能被我驱逐出去呢？
撒旦：您说您所创造的世界从来就是二元的，我看不尽然。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世界上存在着两大王国，分别由你我统率。这两个王国一直斗争着，但却有一终点。在这一终点，您最后打败了我，消灭了我，新的王国，也就是您的天国终于到来。在这新的王国，只有善而没有恶，只有您而没有我。在我看来，此种教义是大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一、既然只有依赖我的渺小才能凸显您的伟大，而如果我被消灭了，您的伟大何以体现？更何况，您的存在意义是对我的克服，而当我被克服之后，您的存在岂不等于也失去了意义？二、这个世界是需要发展的，而发展的动力便是善恶之间的斗争。而且从人类以往的历史经验看，也是这样的。应该说，发展是无止境的，善恶之间的斗争也是无止境的。可是在基督教看来，善恶之间有一最终的较量，结果是善胜而恶败，并且同样是终极性的。很显然，此种教义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了恶，没有了善恶之间的斗争，社会怎么可能再发展呢？一个静止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有的。
更为不可的是，一些世俗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依照基督教这一学说而改造社会，同样设想在历史的终极状态有这么一个只有善没有恶的理想王国，有的甚至构建起系统的理论大厦，并引导着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按此理论从事社会变革之实践。结果呢？无一不是灾难性的。我想，对于这一点，您应该也是清楚的。
上帝：在我的神圣计划里，历史发展的曲线是否定之否定的，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这是事实。至于在历史的终极状态，只有善而没有恶，是否意味着我的神圣计划在理论上的不完善？我以为您的理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计划是神圣的，而不是世俗的。其所以为神圣，是因为它的历史终极状态是彼岸的，而不是此岸的。在彼岸，在神圣的天国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也就无所谓发展与否的问题。或者说，在历史的彼岸，你我是否存在，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社会怎么发展，人类将怎样生活，这等等问题都是不必思虑的。
至于在俗世，一些人也想营建一个类似于天国的理想王国，那只是人类的思想误区，责任在人类而不在我。我的天国是超越的、彼岸的，而人类的历史活动却始终只能在此岸，不可能超越。对于天国，他们只能心向往之，且内化为他们的精神慰藉和生命依托。但这只能是信仰里的事情，而绝不可以将之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模式。因为有些事，我可以做到，人类却是做不到的。第一，历史的终极状态只有我才知晓，人类是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他们只能凭猜想，凭预言，而猜想和预言又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所谓的“历史规律”只是他们根据预言的需要而从基督教教义中借用过去的，但又不知我的神圣计划同他们的历史活动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能用我的历史观来附会他们自己的历史。第二，进入历史终极状态之前，在我这里有一场末日审判，好人进天国，恶人下地狱。自此，两个世界再不纠缠在一起，更无所谓相互斗争。但是在人类，他们只能相亲相爱，而不能像我一样，把整个人类分为善恶两拨。尤其是，他们虽然将人们作善恶二分，但却无法永远地将他们分开，两拨人仍然生活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善恶问题也就最终不能得以解决。而且情况还恰恰是，他们愈是按神圣计划的模式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就愈有可能远离我的意志，亦愈有可能造成历史性的灾难。在我的神圣计划里，你们都是我的国民，都在我的爱的阳光之下，并且彼此之间以爱为纽带，而不应该相互歧视和仇视。而且我也从不歧视你们中的任何人，即使是有罪的人，同样给予爱的关怀。
撒旦：人类的诸多灾难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进行的。始作俑者虽然大多是无神论者，不信您上帝，但却都在一种类似于宗教狂热的状态中行事。他们自以为，对敌人的残暴乃是他们捍卫真理的应然之举。
上帝：人类的诸多蠢行及其给他们自己带来的灾难，究其根由，一是他们过于狂妄，以为他们自己也可像我一样全智全能；二是他们没有弄清楚你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你我代表着善恶两种力量，可是这二元化的世界同时又体现在每一人类个体的身上。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我们俩的存在，他既可能向善亦可能趋恶，既可能超越亦可能堕落。而且这一并存关系又不仅仅是你死我活那样简单，亦如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只有您的存在才使我的存在具有意义。
撒旦：我觉得，关于这一点，西方有些哲学家倒是认识到了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强调恶在历史中的意义。特别是歌德的《浮士德》，几乎可以视之为我撒旦王国的宣言。在歌德的笔下，历史的发展是善恶两种音符的变奏，人生更是善恶两种力量较量的战场。我的意义在于破坏，在于生命感性的迸发，在于为您对世界的不断完善提供条件。因为只有我的不断破坏，才可能有您对世界的不断完善；只有我的黑色诱惑，才可能体现您拯救人类的意义。我虽是恶的天神，但却使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使每一生命个体变得有血有肉。历史之路不可能是平坦的，人生亦不可能只有喜剧而没有悲剧。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见出歌德的深刻。也可以说，歌德是你我二人成功的作品，亦最能体现你我于人类的意义。
上帝：西方近代确有许多学者强调恶的意义，有的甚至走向极端，如霍布斯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如同豺狼一样，一点仁爱也没有。我不否认此类学说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同宗教一样，亦可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发展。以康德为例，康德有一种社会学定律，叫做“非社会的社会性”。意思是说，人性都是恶的，都有自私的倾向，但个体的恶却可以带来社会整体的善。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棵树孤零零地长在旷野上，尽管土壤肥沃，阳光充足，但却长得又矮又歪，不能成材；而森林中的树，密密麻麻，时时处在竞争状态，即每一棵树只有拼命往上长，才能多获得阳光雨露，也才可能生存，其结果是长得又高又直。这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恶是不可或缺的，自利之心应予肯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恶论更有正面价值。亚当·斯密有一“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这只“看不见的手”，绝不是我的“手”，而是您撒旦的“手”，亦即市场经济的规律。人类说我是万能的，其实在市场中，在现代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中，您的作用比我更大，更直接。因为只有设定人性为恶，设定人是自私的，才可能有契约。此种契约是人与人定的，而不是人与我定的。区别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与人类的契约是信仰领域的事情。凭此契约，我给人类以爱，人类同样以爱作为对我的回报。而在人与人的契约中，却不能以爱为基础。人的契约不是对善的劝勉，而是对恶的防范。它的前提是人性恶论，奉行的是您撒旦王国的原则。但是基于人性恶论的社会契约，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的，都是为着善的目的，即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如果在人与人的契约中，贯穿的不是您的原则而是我的原则，结果会怎样呢？第一，以人性善论作为契约的逻辑起点，实际上也就等于逻辑地否定了订约的必要；第二，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政治领域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便会把自己看做爱的源泉，看成同我一样的全智全能和全善者，其同人民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是契约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撒旦：您这样的想法，在人类只有极小部分能够理解，绝大多数人是不明晓的。您刚才说到霍布斯，其实在西方世界，类似于霍布斯的人比比皆是。在这些人看来，这世界似乎只有我撒旦的存在价值，您的存在可有可无。此种思想在无神论者那里更为明显。在他们眼里，人无不是功利性的，物质利益决定一切，所有的善心和善行都是多余。这虽然是对我的宣扬，但我又觉得不妥。人类社会是你我共同的王国，怎能由我一个统治呢？如果没有上帝您，人类的精神世界又如何做到宁静呢？
上帝：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和中国人恰好犯了相反的错误。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看重的是人性之恶。他们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诸多学说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由于此种思潮，无神论得以泛滥，物质主义得以大行其道，人们纷纷脱离我的王国。然而人类是离不开我的，离开我必然会身心疲惫，精神颓废，信仰失坠。这也是现代西方人普遍地陷入信仰危机的根源所在。而中国人恰好相反。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否定人性之恶，一直没有给您撒旦存在的空间。他们需要的既不是我，更不是您，而是他们自己。因之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人性善论者，但由于没有恶作为基原，其人性善论完全是理论的虚悬，根本不可能落实到人们的道德生活之中。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您的存在空间，所以他们又为您的存在开辟了道路。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即中国人一方面不承认您的价值，没有给您存在的空间，但是在此国度，您又可以大行其道，到处不乏您的门徒。我们在正式对话之前，在座的各位纷纷跑到我这一边，我尽管没有表情，但心里却在暗暗发笑。你们无思考地认同我，请问你们又有几人知道我的意义以及我同撒旦仁兄的关系？我这不是责怪你们，而只是想提醒诸位，你们愿意同我站在一边，我很高兴，但同时你们亦需明白，你们距我的王国还有相当远的路程。因为你们对撒旦还很陌生，对恶的意义尚未有清醒的认识。
撒旦：人类说“理解万岁”，看来在我们之间亦需理解。今天的对话实在太好啦，消除了许多误会。不知在座的诸位有何感想？千百年来，你们的万般纷争乃至灾难，根由既不在上帝也不在我，而在你们人类自己。但愿通过今天我同上帝的这次对话，能够深化你们的思想，能够有益于人们对未来的创造。这既是我的意思，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也好，我也好，都是为你们人类服务的。你们常说人本主义，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