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1-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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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岁尾，他因肝病住入北京医院，在那里写成《读书与写作》一文，归纳平生对读书和写作的意见，思路十分清晰，弥足珍贵。此文后来被收入《笔耕五十年》中（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53年，报社资料组迁到北京。我因单身在京工作，晚上常常去翻看报刊，因而和组长张篷舟相熟。这位年纪和王芸生相近、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中名噪一世的战地记者，性情梗直，但稍有“目无余子”的毛病。他是一位老单身汉，经常日夜兼程地工作。有一次我去时，正逢他整理《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上书架，我说了一句：“恩格斯还写过这么多军事论文？！”他说：“没想到吧，这套书只有李纯青借去读过。”然后，操着浓郁的四川腔感叹地说：“纯青算得上是个书生噢！”
后来，听同事们介绍，李纯青阅读范围涉及我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社科人文书籍，甚至包括佛学典籍《法华》四部、《净土》四部和《华严经》等。
李纯青博览群籍，但绝非食古不化，而是勤于分析和独立思考。1938年开始，他在《大公报》撰写关于日本问题的论文。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以为日本的军阀顽固不化，不能打交道。日本财阀的态度比较温和，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寻找妥协之路。李纯青从研究日本的经济着手，研究日本的工业生产，研究日本的金融业，进而研究日本财阀集团，财阀和军阀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阀是站在军阀背后的势力，整个金融资本大财阀，是真正的战争的大老板。他们决不是温和派。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大公报》上，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传说，李纯青一举成名。
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1941年德国又进攻苏联，欧战爆发。日本介入世界大战势成骑虎，只是面临南进和北进的选择。所谓南进，即开辟太平洋战场，进军南洋群岛。北进即从远东进攻苏联，和德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1940年间李纯青在《大公报》发表四篇社评，力持南进之说。他指出日本当时处于贸易亏空、原料缺乏、生产低落的状态。日本的美梦在南方，占领了南洋，外贸可以出超，并将得到最需要的石油、橡胶、锡、棉花和羊毛，因此日本必然南进。事变的发展，果如所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90年8月李纯青逝世。曾任《大公报》编辑的出版家戴文葆作《悼念李纯青先生》一文，被认为是怀念人物文章中的精品（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李纯青所著《笔耕五十年》一书）。文中，他以罗丹雕刻的《思想者》和《思》的蕴涵，又以“沉潜思辨，标新立异”八个字来勾画李纯青的精神风貌，十分贴切。可以说，李纯青一生中沉潜思辨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李纯青在一篇文章中说：“僵硬的教条理论，并没有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也不能解释数十年来不断发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背诵大多数人都难做到的教条，人们便口是心非，养成一种言伪而辩的社会风气。证之当今社会状况，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预见性吧！
晚年，他继续思考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他研究诺伯特·维纳的著作。他感到：“必然论曾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也给我们葬送了活力和生机。”他认可维纳所说的“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在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能的，而混乱是最大可能的”。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定胜利的概念。我对此抱有怀疑。正义战争可以胜利，但也可以失败……战争不是道德考试，而是武力的竞技。”（见《四十而不惑》一文，收入《笔耕五十年》）
1954年落叶纷飞之际，李纯青被调离《大公报》。这是否出于贯彻计划经济办报方针的需要，不得而知。在不久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虽然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却被控制使用，从此封笔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在最后十年著述中，常有卓尔不群的见解，为世所重，继续着他的沉潜思辨、标新立异的特色。
（四）
李纯青调离报社不久，总编辑张琴南也调往天津市民政局担任局长。这位两报合并前《进步日报》的总编辑，是《大公报》元老级的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进入新闻界不久即参加了《大公报》。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任教迁校成都的北京燕京大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大公报》任总编，仍兼燕大教授。
1950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到《进步日报》当编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见到这位满头银发的总编辑。他要我坐到他的桌旁，然后拿出一张便条，一笔一笔给我计算工资。当时天津市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他告诉我，工资小米若干斤，洗理补助若干斤，交通补助若干斤……总计为四百多斤小米，合人民币四十余元。然后，他仔细地向我交代编辑工作的职责、工作运行程序，应注意的要点，比如字迹不能潦草，以便排字工人辨认等等。这时候，同事们陆续来上班了，他又一一给我介绍，简直像是把着手教小孩一样，时至今日我仍有如坐春风之感。我记得当时环绕编辑桌旁办公的同仁，有朱文浦、朱沛人、杨零沧、钱家骏、雷特、赵明洁诸兄，今已作古。健在的有萧荻、胡邦定和刘树烈三位。
同事们都很尊敬张琴南，即使私下谈起，也称之为琴老或张先生，说他是恂恂然惟恐伤人的谦谦君子。他给同事们留个便条，上款一律写为某某兄，下款分两种，对一般同事写作“弟琴”，对教过的学生则写为“琴”，以示区别。
他当总编辑，是长年上夜班的。他坐在一组大桌子的一端，审查和修改编辑们编过的稿件和制作的标题，对标题和稿件有大的改动，往往要征求同事的意见。每天要等第一版稿件发完，和大家一道确定头条，最后在大样上签名。有时候还开玩笑说：“天天缺头条，天天有头条。”
发稿间隙或者夜餐桌上，他喜欢和大家谈古论今，偶尔说点笑话，大家哄堂时，他却只是莞尔一笑。记得他讲到抗战时成都某小报，某日头条新闻的标题，原作“衡阳大捷，我军歼敌”。排字房工人端着铅版去轧版时，不小心手一松，标题字错落，用手整理了一下，没仔细看，付印了。第二天印出来成为“衡阳大捷，敌歼我军”，被勒令停刊三天。他一边是讲笑话，一边也是提醒大家严防出错。每逢看大样，他总是全神贯注，凡标题必用一枝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点一遍。
他很佩服张季鸾，讲过一些张的工作习惯和作风，还讲过一个张季鸾果断处理稿件的故事。1936年张季鸾在上海馆主持编务。一天，天津馆传过一份电报，是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洋洋数千言，需要删短，请张指示从何着手。张季鸾看罢电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片刻坐下来，给津馆回电，电文仅四个字：“议论全删。”
有时候兴之所至，他还讲一点写作的掌故。有一次说到文句的顺序十分重要时，举例说，旧时官府就案件向上司写的公文，如果最后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明显地侧重在后面四个字，倾向于把案件了结了。如果把两句颠倒过来，写作“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侧重点则变成“事出有因”，就明显倾向于把案子查下去。他还举曾国藩所写奏折为例，说曾和太平军作战初期，连打败仗。曾给皇帝的奏折，不敢不说实话，又不敢说泄气话，于是在奏折上写道：“臣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既说了实话，又表明了斗志。如果这两句颠倒过来，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熟悉他的老同事，说他满腹经笥，文章写得琅琅上口。有的同事还能背诵他1948年底所写社论《送教授南飞》中的一些段落。可惜的是，他和王芸生、李纯青二位一样，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所担负的工作关系，那些年几乎已经不大动笔了。
1956年春夏之交，张琴南病逝于天津，终年五十六岁。我当时在重庆，只在报纸上读到消息，却没有读到所希望的纪念性文章。对于一位笔耕几十年的卓有成就的老报人，似乎冷清了一点吧！
关于三长中的孟秋江副社长，我动笔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对他知之甚少。孟秋江的经历比较复杂。抗日战争初期，他和范长江、杨纪（即张篷舟）是《大公报》同享盛名的战地记者，以后仍然奔波于各个战场。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过采访主任。他多年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如在上海领导办《文萃》等刊物，其业绩为外界所不详。
《进步日报》创刊后，他担任经理，虽然兼管编辑部门的业务，不过日常工作都是在楼下经理部，楼上编辑部只是上来坐一坐，并无专职业务，和大家接触不多。
孟秋江当时四十岁出头，身体结实，动作敏捷，作风明快，处事果断。1954年前后，他亲自督办北京永安路《大公报》办公楼的基建，从拨地、住户搬迁到抓施工材料、抓进度，日夜操劳，整个基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56年报社就从天津搬迁到北京。隔着一条马路、和《大公报》同时兴建的另一座办公楼，却迟至两年之后才建成。报社建楼之快，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但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天津《进步日报》任职期间，他还兼任着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务，并且在民盟中央任职，工作比较繁重。但人们每次见到他，都感觉他精神奕奕。
1951年天津新港开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天津市市长黄敬等参加典礼并讲话。为了抢时间，我当场赶写了章的讲话摘要，送去审查。章不看稿子，笑了笑说：“文责自负吧！”我告诉他是他的发言稿。他说：“那就送给你们秋江看吧。”我找到秋江，说明情况。他爽快地说：“文责自负吧，我也不看了。”
当年，天津市民盟委员会为一位名医因医疗事故受到处分问题，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意在平息医务界对处理的不平。我整理了座谈记录，送给他看。他翻阅以后，拿起笔把他作的总结发言全部抹掉，果断地说：“既然开座谈会，就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说的，就算了。”
遇事果断有其有利的一面，然而有时候失之急躁，也给他带来一些烦恼。他曾经几次和同事发生过激烈争辩，甚至互拍桌子。但事过之后，他表现得心胸开阔，有时候还和争吵过的同事开玩笑说：“你的嗓门真够大”，相互一笑了之。
他约于1956年调离报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调往香港担任《文汇报》社长，不久“文革”发作，1967年奉调回京途中，自杀身亡。究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他那倔强的性格，怕是禁不住强加的许多恶名的吧！
1954年秋，我被派往重庆任驻地记者，半年多之后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杨永直主持工作了。他在一间有套房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的门常常关着，正忙于领导反胡风运动。他很少和大家接触，施政方针采取逐级贯彻的办法。他有一条意见使人稍感意外，即：对于领导同志要称职务，不要称名道姓。比如刘克林，要叫刘主任。不管什么人都“克林、克林”地叫，成何体统？但是，积重难返，《大公报》不以职务相称的老习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主持工作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大展才略，又被上海市委调回去了。
1956年9月，《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次年，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洗礼，王芸生社长被通知不再主持编辑业务，而专心做研究工作。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被流放各地，接着又下放了一批批的干部。《大公报》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
杏花春雨江南人
——《花语》和他的主人
？ 胡松涛
我知道周瘦鹃先生的《拈花集》（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得到。人与书是有缘分的，无缘见到自己喜欢的书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有缘终是有缘，这不，一次，我在风入松访书，不经意间，就把茫茫书海里仅有的一本《花语》访到了。
《花语》是周瘦鹃先生谈花的散文集，其中文章大多选自《拈花集》。
花，本是仙界之物，不知怎么流落到人间。或许是上天的美意与苦心，觉得人生太苦太贫，便赐予人间缤纷花朵，让人们在赏花中休息眼睛与心灵，体味美丽和美好，生长爱心与美感。花，已经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花语》则将那些已不寻常的花木，作以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情调的荟萃与评说，让我们在享受耳目之乐的同时，又得到心灵的愉悦。我辈得读此书，属人生一大幸事。
先看看《花语·杏花春雨江南》中的一段话：
每逢杏花开放时，江南一带，往往春雨绵绵，老是不肯放晴。记不得从前是哪一位词人，曾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句，这三个名词拆开来十分平凡，而连在一起，顿觉隽妙可喜，不再厌恶春雨之杀风景了。
感觉好，文字也可爱。《花语》就是这样一本性情之书、悦情之书。读着这样的书，就不禁地向往着去结识写书的人。
周瘦鹃先生生于1895年，那是中国的羊年。他少年丧父，家贫苦，后来求学于上海，品学兼优。走上社会后，他多方面的出众才华得以全面展示出来：
他舞弄文章，有小说数部，是鸳鸯蝴蝶派重要人物，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世称“哀情巨子”，为海上小说名家。
他主编报刊，影响甚大，所编辑的《自由谈》、《春秋》、《紫兰花片》、《礼拜六》、《半月》、《紫罗兰》、《良友》、《乐观》等刊物，对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杂志的繁荣，有很大功劳，当时有“一鹃一鹤”之誉，鹃指编《申报》的周瘦鹃，鹤为《新闻报》的严独鹤。
他做翻译，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涉及西方十四国五十篇作品，为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的鲁迅先生所欣赏，赞之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他是中国翻译高尔基小说的第一人。
他喜欢交游，当时的许多名人大家如范烟桥、郑逸梅、陈小蝶、程小青、赵眠云、顾明道、张慧剑、王小逸、袁寒云、毕倚哄、张秋虫等都是他的作者和朋友。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他慧眼识珠，首先发表在《紫罗兰》上的。
他热爱花木，常在狭小的庭心里，放上一二十盆花，作眼皮供养。莳弄盆景，参加过国际花会大展，得了大奖，使得“万国衣冠拜下风”。
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爱好一切美好事物的人。正如他在1941年出版的《乐观》发刊词中所云：“我是一个爱美成嗜的人，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人为的美，简直是无所不爱。所以我爱霞，爱虹，爱月，爱云；我也爱花鸟，爱虫鱼，爱山水；我也爱诗词，爱字画，爱金石。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美的结晶。”
周瘦鹃太喜欢花木了，就用海上卖文二十年之余蓄，于1935年在苏州王长河头买了一片四亩的园地，建“紫兰小筑”，人称周家花园。先生之所以将自己的小小家园命名为紫兰小筑，书斋命为“紫罗兰庵”，其中有一段浪漫故事。年轻时，周先生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