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1-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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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命名为紫兰小筑，书斋命为“紫罗兰庵”，其中有一段浪漫故事。年轻时，周先生曾执教鞭于上海大南门外的民立中学，偶遇一女子名周吟萍（英文名字Violet；即紫罗兰），清淑娴雅，风姿不凡，遂投信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过了几天，女子回信，许以友谊。两人关系日深，可是涉及婚姻，周吟萍的家庭嫌弃周瘦鹃是一个穷书生，强烈反对，周吟萍只能暗中饮泣，被迫嫁给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周先生参加了周吟萍的婚礼，只见心爱的女子低鬓默坐，双手抚弄着一双浅色丝手套——这副手套，是周先生往日赠她的。一段出乎情止乎礼的缠绵往事，俱往矣，只堪追忆。他写作《记得词》百首，每首冠以“记得”二字，通过回顾两人相处时的一笑一颦、一字一句，抒发对周吟萍的无限爱恋。他把对心中女子的爱，转移到了花木身上，而对紫罗兰花，爱得犹甚。他家中有紫罗兰神像一座，刻“紫罗兰庵”朱文印。在《一生低首紫罗兰》一文中，他深情地说：
希腊神话，司爱司美的女神维纳丝，因爱人远行，分别时泪滴泥土，来春发芽开花，就是紫罗兰。
我之与紫罗兰，不用讳言，自有一段影事，刻骨倾心，达四十余年之久，还是忘不了。只为她的西名是紫罗兰，我就把紫罗兰作为她的象征，于是我往年所编的杂志，就定名为《紫罗兰》、《紫兰花片》，我的小品集定名为《紫兰芽》、《紫兰小谱》，我的苏州园居定名“紫兰小筑”，我的书室定名为“紫罗兰庵”，更在园子的一角叠石为台，定名为“紫兰台”，每当春秋佳日紫罗兰盛开时，我往往痴坐花前，细细领略它的色香。而四十年来牢嵌在心头眼底的那个亭亭倩影，仿佛从花丛中冉冉地涌现出来，给我以无穷的安慰。
周瘦鹃对于紫罗兰的爱和痴，可以与爱梅的林和靖、爱莲的周敦颐、爱桃的李越缦媲美了。
周先生的紫兰小筑以爱莲堂为主体，广罗嘉木，有苏州“五人墓”移来的义士梅、白居易手植的槐树枯桩……几年后，又买下南邻的五分地，叠石为山，掘地为池，山上造“梅屋”，池前搭“荷轩”，已蔚然成大观了。抗战时，他避居上海，卖花为生，有“荣衔新署卖花人”之句。解放后，万象更新，周先生返回苏州，重整故园，在他的爱莲堂里，瓶花架石，朱鱼绿龟，书画古玩，英英艳艳，一时间芳菲满目。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他，他感叹“初识人间浩荡春”。他在爱莲堂里，接待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英俊人物，并欣喜地写了《一时春满爱莲堂》、《年年香溢爱莲堂》，表达他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崇敬之情。他说，自己平生有四件得意事，第一件，在国内为翻译高尔基作品的创始者。第二件，赴北京开会，毛泽东主席单独晤叙。第三件，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游苏，亲临他的家园。第四件，朱德委员长不但到他家，还赠给他一盆名兰。一个知识分子的喜悦洋溢其中。
周先生以花为友为邻为命，整日莳弄着花草，是一个种花人；他沉湎于花，天天看花一个饱，又是一个赏花人。他作诗曰：
蕉石神传唐伯虎，竹枝貌肖夏仲昭。生香活色盆中画，不用丹青着意描。
米珠薪桂难为活，补屋牵箩倍辛苦。金马玉堂吾不羡，荣衔新署卖花人。
见多识广的郑逸梅不无感叹地说：“真正生活于画中，吴中周瘦鹃亦尚够格，其余大多徒有虚名。”周先生性情爱花，终年为花木颠倒，服务花木之暇，还不失书生本色，常常在故纸堆中找寻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晨抄暮写，将那有关花木的诗词歌赋、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一网打尽，积累起来，作为枕中秘笈，不时一展文人身手，写成文章，佳作叠出，自娱娱人。他说，自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文艺，一条腿是园林。如果将那花木比作美丽女子，他笔下的赋予文化意义的花木就仿佛识书达理的佳人。毛主席接见他时，赞扬说读过他的许多文章，并且说：“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只要群众读喜欢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先生将自己谈花木的文章结集，于是有了美丽之书《拈花集》。
可是，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书出版，他就无奈地离开他的花木和故国了。他为南社会员时曾作诗曰：“寝馈花间几度春，朝朝扶植费精神。沧桑变幻原无定，割爱何妨换主人。”几成谶语。
周先生是一位富有情趣的人，谈到死的问题时，他曾浪漫地说：“安排一精致小室，触目琳琅，彪炳生色，又复列盆花数十，散馥吐芳，人坐其间，那浓列的香气，使人熏醉，从此不醒，飘然离世而去，岂不大快。”可是造化弄人，使他没有能够像他想像的那样如此美丽地归去。古人言，只知人有万千愁，花枝更有愁千万。种花人也愁啊。周先生的小儿溺死于他掘的花池中，他一气之下将水池填平。可是心爱的花草树木要喝水，他只好又在院子里打了一眼井。1968年夏，天丧斯文，连他视为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三件盆景也被抄走，周先生深受刺激，一代花魂不再惦记他魂牵梦系的紫兰小筑、他的花木和亲人，投井而去。
《拈花集》在作者死后十五年问世，已是1983年。又十六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选《拈花集》部分文章辑成《花语》，首印五千五百册。我得到的就是其中之一。周先生著作等身，以花木为内容的，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花花草草》、《花弄影》等，可惜我无福得到。
不久，我出差江南，手中带的就是这本《花语》，还有郑逸梅先生的《花果小品》。《花果小品》也是说花木的，巧的是，郑逸梅是应周瘦鹃之命出版《花果小品》的。两本书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它们成为我行在路上、走在天地间的背景音乐。
路过苏州，我向往着去访周先生的“紫兰小筑”，问询导游，她竟一脸茫然……
伦敦餐桌上的王尔德
？ 梅疾愚
一
二战过后，有人曾经问过叼着大雪茄烟的丘吉尔，你来生愿意与谁倾心长谈？丘吉尔毫不迟疑地回答：奥斯卡·王尔德。
可王尔德的名声一度并不好，一些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还在以道德的名义不停地声讨他，认为他是一个伤风败俗的“败类”。那时候，王尔德去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彬彬有礼的英国上流社会“礼遇”给他的骂声一直不绝于耳。可大英帝国首相、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却对他情有独钟，将其视为知音，并把来生预支给了他。
二
丘吉尔之所以青睐王尔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尔德是一个“充分的人”。德国戏剧家席勒说，只有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充分的人。而王尔德正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浪子”，他时常脱下伪装的外套，摒弃清规戒律，率真地游戏着，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
在近年兴起世界性的“王尔德热”之后，他的许多话已经被奉为艺术和人生的格言。他的话不乏深刻，甚至深刻得有一些“另类”。这可能正应了那句老话，艺术上的才华首先表现为怪才，因为“怪”便是一种突破。比如，王尔德说：“谁征服了伦敦的餐桌，谁就征服了整个英国。”这是王尔德刚从学校走进社会时说的，话里暗含着揶揄，可也正是从这一时刻起，他开始了以这种方式征服伦敦上流社会的游戏。
这场游戏是从征服伦敦餐桌上的女人开始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猫捉老鼠”，吃掉老鼠是次要的，捉的过程比吃掉更有乐趣。他把女人当成一个个假想的对手，想方设法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且常带有表演的色彩，以赢得她们的芳心。他对女人的逻辑是：赢得就是征服。于是，他白天把自己闷在屋里写诗，目的就是为了在晚餐的餐桌上朗读给那些女人听。餐桌上的女人调动了他生命的激情，也引爆了他的才华。1881年，他把这些诗结集为《王尔德的诗》，结果名声大噪，使他很快成了诗坛上唯美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
王尔德的诗，以及他后来创作的戏剧、小说和童话一直都有浓郁的唯美主义倾向，这与他喜欢女人有关，或者说与他“讨好”女人有关。他说，只有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唯美的动物。
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伦敦有一个著名的漫画期刊，叫《笨拙》，它一直和当时的唯美主义运动“过不去”，而王尔德自然是他们所要讽刺的主角。有趣的是，他们刊登的那些漫画，所表现的场景都是餐馆（咖啡馆）或是密室，似乎只有这两处才是唯美主义能够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温床。在这些画中，王尔德都是和女人在一起，有时是和一个女人独处，有时是和很多女人在一起，很有一点众星捧月的味道。但无论是王尔德，还是那些女人，他们都露出一副很快乐的样子。连那些漫画家也不得不承认，女人们喜欢王尔德，这让那些习惯了装腔作势的保守主义者嫉妒得要死。可女人们喜欢王尔德的真性情，以及那种真性情所带出来的才华，这种叫做“才情”的东西早已对那些保守主义者“扭过了头去”。
当然，王尔德的才情也可以说是女人们对他的回报。王国维说作为词人的李煜是“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因此才有他内心的“洁净”，而英国那些富有风情的女人们也同样给予王尔德以“不谙世事的纯洁”。而正是这“不谙世事的纯洁”隐喻了王尔德的命运，因为它对文学创作是一种滋养，而对生活却是一个陷阱。
四
无论是王尔德的生前，还是死后，没有人会否认王尔德的天才，用当时英国一个女演员的话说：“在伦敦，一个白痴见到奥斯卡·王尔德，都会摘下自己的帽子。”可是他的天才确实是“玩”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他充分地享受生命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王尔德说：“人的灵魂就像一个小女孩，躺在地上又哭又闹。”他对这个“小女孩”宠爱有加，很少“训斥”和“引导”，或者说，他无法抗拒人的灵魂的意愿。所以，他在谈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说：“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业，而艺术家的生活却最不宜严肃。”这无疑是那个叫“灵魂”的“小女孩”说的，她真的很任性。
在王尔德“不宜严肃”的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与他的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毕业不久便结识了当时最有名的美女莉莉·兰翠，像所有接近莉莉的男人一样，王尔德疯狂地爱上了她。他的《新海伦》等很多诗都是为莉莉而写。而当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时，他送了一本给莉莉当作礼物并在内页上写着：“致海伦，那位以前生在特洛伊城，现在却身在伦敦的美女。”如果没有莉莉·兰翠，也许就不会有王尔德的《新海伦》等优美的诗作了。而话剧《帕杜亚公爵的夫人》也是他和纽约女演员玛丽·安德森爱情的结晶。不幸的是，他的剧作被玛丽·安德森退了回来，他梦想的稿酬和女人都远离了他。他自我解嘲地对他的朋友薛瑞德说：“我们今晚没有钱和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了。”
几乎王尔德所有的作品都能找到与生活的对应，都能看到与他生命最内在的联系。当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觉得给自己儿子讲别人的童话是一种耻辱，于是就写出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评论家、传记作家维维安·贺兰认为这是一部“堪与安徒生、格林等著名儿童文学家作品并列世上的最伟大的童话故事”。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维维安·贺兰就是王尔德的小儿子（王尔德入狱之后，他的两个儿子都随母亲改了姓氏）。
还有，王尔德喜欢“奇装异服”，这曾经成为伦敦的一个风景，同时也招惹来一些人的诟病。他为了反驳人们的攻击，也是为自己的这一爱好找到理由，于是开始钻研人类服饰史，并写了大量的论文，结果他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服饰专家。
即便成为一个囚徒，他也同样写出了《狱中书》和诗作《里丁监狱之歌》。
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王尔德一样，把生活和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他那里，这两者无疑是世界上最有情趣的事物，而情趣也正是生活和艺术的本质。他一直想把自己充满情趣的生命体验转化成艺术，他真的做到了，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他也一直用情趣抵抗枯燥。他最吸引人的一句话是：“枯燥是因为严肃进入了晚年。”
他去世一百年后，《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很大方地说了这样两段话。
五
1881年，刚刚出道的王尔德曾去过一次美国，这次美国之行也许最能体现他对生活的游戏情趣。
当时，王尔德的一举一动都成了伦敦餐桌上的话题，无论褒与贬，整个英国艺术界，包括上流社会，再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了。这时，商业神经极为发达的美国人也发现了这棵“摇钱树”，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向王尔德招手了。
邀请王尔德赴美，是美国文化界的一个“阴谋”。因为在1881年的9月，纽约要上演喜剧《单人纸牌戏》，而这部戏是讽刺王尔德与其他唯美主义的诗人的，戏中一个名叫“肉欲诗人”的角色，人们普遍认为是影射王尔德的。这部剧的导演认为，如果可敬的王尔德先生能够在纽约亮相，一定会大大提高该戏的卖座率，所以他极为殷勤地力邀王尔德。而王尔德并没有问其究竟，便以大英帝国艺术家的身份，漂洋过海地去传播美和艺术了。
很有趣的是，在他乘“亚利桑纳”号到达美国，在过海关时，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物品需要申报，他回答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这一回答让在场的记者目瞪口呆。
王尔德在巡回演讲中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兴趣，而是大谈他所喜欢的服饰和英国的文艺复兴，可当时的美国还不过是一个艺术的荒原，观众对他的演讲很少能听得进去，他们更喜欢看到传说中的这个唯美主义诗人的“怪异”行为。王尔德并不投其所好，还不停地在演讲中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表刻薄的评论。例如他说：“在美国生活就像长长地吐了口痰。”还有：“我认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培养更好的礼貌。这是美国文化中最值得注意、也最痛苦的缺点。”
即便这样，他也同样受到美国女性的喜欢，他不得不请两个秘书，一个负责签名，一个负责回应向他索要头发的女性。他的餐桌上经常有很多才貌双全的女性，她们喜欢王尔德对美国男性率真的挖苦。这当然也会激怒那些自以为是的、虚伪的美国男性，报纸上不时有对他的攻击和谩骂。
而王尔德也并不在乎这些，在完成了近七十个城市的演讲之后，他发表了对美国的最后结论：“好的美国人死时会到巴黎，而坏的美国人会留在美国等死。”
美国的《论坛报》也以同样的口吻对他的美国之行做了总结：“不管他在哪里出现，都能以一种新方式娱乐大众。大学城的学生视他为绝佳的嘲讽对象，蒙古大夫用他最喜欢的向日葵来宣传药物……在风气自由不受羁绊的美国西部，商人也利用王尔德大作广告，他随便拿起一份报纸，就可能会看到自己出现在服饰的广告上，而广告词上写着：王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