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1-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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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损其人林损生于1890年，浙江瑞安人，七岁丧父，受教于舅父陈黻宸。陈氏字介石，号瑞安先生，光绪十九年中举，戊戍变法期间曾与蔡元培等成立保浙会。他历主乐清梅溪书院、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杭州养正书院讲席，又曾为上海时务学堂总教习、《新世界学报》主笔。光绪二十九年成进士，1913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林损的门人徐英在1943年3月撰写的《林先生公葬墓表》里说：宣统三年，先生居沪读，与黄兴、宋教仁等宣扬革命。辞令所布，枢机所发，莫不崭绝独立，风飚电驰，慷慨激昂，闻者心折。
光复初，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慕先生学行，以为陈亮、叶适不能过也，乃聘先生为文学教授。适陈公与辛并主讲席，师友昆季，世罕厥俦。京师故文人渊薮，而大学尤名师所聚，一时朋辈如陈汉章、刘师培、黄侃、黄节、吴梅、钱夏、张尔田之流，或以经史著，或以辞章显，或乘骥而奋风云，腾英声而懋芳懿。而先生以弱龄周旋其间，吐纳百氏，提衡道儒，讲学之暇，潜心著述。〔2〕林损的学问出自浙东名儒陈介石之门，二十二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周旋于一班硕儒专家之间。1917年陈介石去世，所授诸子之学由他代任，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席。这个良好的开端，理应导引出一个顺畅的学术人生，但是并不。《吴宓日记》略载其中年消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访林损于其宅。谈久，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甚慰。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时，在宣南春宴柳公（诒徵）及林损。
七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许，至按院胡同六十五号，访林损君。谈次知林君以经济困难，将于日内送眷南归温州瑞安原籍，下年独居于此。林君知宓情形，遂邀宓来共居……林君委其门人孙海为代表，磋商详细条件，乃招孙来晤面。
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林君仍居上房，宓家居两厢，而客厅等均两家公用……我方愿出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之租金及杂费（如电灯、电话等），而林君方面坚不允，必欲两家平分，各出费之半。
十一月二十日二时，旧按院胡同寓宅，知电灯竟为电局拆去电表，停止电流，因林损欠费一年不付。然林损日前尚领到二百四十元，又借宓四十元，乃不偿旧欠而悉数汇回原籍。宓既代出寓中房租等项，又不能享同居应有之权利，实为失算。甚矣，文人不重行事，不顾他人之利害也。如宓之热诚急难，遇事牺牲，几何不处处吃亏也哉！
十二月十九日，是夜十一时半，林损君命厨役杨氏煮粥。杨以林欠费过多，不听命，遂致争闹。杨请辞职，林等诉之于胡徵。胡责杨，杨决求辞职（明日，杨复愿在职，不辞，卒得林付给欠费若干），直闹至深夜。宓等均惊起，不得成寐。宓与林君同居，林既不履行经济及其他之义务，且辞则多言，终夜不寝，命令无时，如此争闹，扰乱一宅之安宁，甚矣，中国名士之不可为训也。〔3〕周作人与林损在北大共事起于1917年，二十年代中期林损离开了北大几年，1929年再回北大任教，1934年离去。周氏写于六十年代初的《知堂回想录》，对几十年前的林损作了以下回忆：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后来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喝酒有关的。他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文章，在《世界日报》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4〕这“平息”也跟黄季刚有关，因为黄氏介绍林损去了中央大学。1936年林氏又转往西北某校，1937年夏返乡，在家中从事著述。
词家夏承焘与林损算得是同乡，夏籍永嘉，林籍瑞安，县界毗邻，都属温州府。夏氏《天风阁学词日记》1938年9月9日记：早往之江（大学）指导选课，晤马夷初，近改名芗翰，鬓发斑白矣，殊和易，不似林公铎之傲兀。
1940年9月6日记：阅《申报》，瑞安林公铎（损）以八月二十六日下世，年五十。此公晚年耽酒，殆荒其素业矣。予平生与彼但两三面，往年见于南京，听其滔滔背《庄子》，只手把杯，摇摇欲坠情景，宛然在目，不意遂为最后之别。念余十二三岁读其《林损杂志》，彼时当仅二十余岁耳，诚乡里一异才也。〔5〕二、解聘纠纷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记载林损解聘事如下：今年暑假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拟将国文系主任由文学院院长兼，致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公铎）、许之衡三人相继辞职，于是引起一场大纠纷。林教授疑此举出自适之先生的心意，故忿恨到极点。林教授的个性是有名“固执怪癖”的，于是在忿慨中写了几封大失风度的书信。其一致蒋梦麟校长：梦麟校长左右：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者交相责难，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以此别，祝汝万春！林损。
其二致适之先生：适之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之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林损。
四月十六日，有复林损的信。
公铎先生：今天读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
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
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
匆匆奉复，敬问晚安 胡适 廿三、四、十六夜〔6〕林损第二次致适之先生的信，更不堪入目。这种“村妇骂街”、感情冲动的行为，大失学者风度。当时舆论界对林教授大起反感，而适之先生则一笑置之，尤令人敬佩。
三、解聘林损的真相1930年，傅斯年、顾临、胡适为了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拟出了一个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即是次年1月9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1931年，中基会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第五次常会，蔡元培主席，胡适仍任名誉秘书。这次开会的内容，后来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有记载：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的合作办法（此案大意见一月十二日上海各报）。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7〕此次会议之后，蒋梦麟回北平做北京大学校长，他要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因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故不受北大的薪俸。中基会与北大开始会拟合作办法草案，由胡适起草。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适出席中基会在北平南长街会所举行的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此次议决要案第二案：关于与北大合作设立研究教席及奖学金一案，由主席（赵元任）报告接洽情形，并将双方会拟办法草案，提请审查，经讨论后修正通过。该办法所规定之顾问委员会，现由北大校长、基金会干事长，及双方合聘之胡适、翁文灏、傅斯年三君，共计五人担任，并予备案。
附录：“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从略）。合作以五年为期，自二十年度起，至二十四年度止。（见“中基会第六次报告”）林损的解聘正值此办法执行期内，是在一九三四年暑假前。十四年以后，即1948年12月13日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北大版），胡适有这样一段话：……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8〕这是当事人对北大经历的如实回顾，时在近期，胡适才五十七岁，不会有误。这一条证据，明确划分了当年的职责：辞旧人，蒋梦麟决策；聘新人，三院长自由运作。
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记载了胡适晚年谈到林损的情形。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又谈起林损（公铎）说：“公铎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能跟人家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公铎当我面时，对我很好，说：‘适之，我总不骂你的。’”先生又问他死了多少年？胡颂平说：“死在抗战初期，不过五十岁光景，他也是温州的前辈，但我没有见过面。”〔9〕从晚年如此平实的谈话和议论，可以反映胡适不计前嫌的态度和心理，亦可反映早年林损尽管怨恨胡适，胡适亦不介意的宽容作风。
四、结 论（一）林损在人性上有弱点；（二）林损在被解聘前，耽酒，学问上无所进展，殊少创新；（三）解聘林损，与胡适无关。
五、余 论我为什么花六七年的时间，为张中行先生对胡适的一点误度，找证据，来写这一篇文章？明朝的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好官吕坤说：“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耀邦的最大功绩是他在中共组织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万民拥戴，永世不磨！我生性就相信这“第一天理”，总愿意为人做些澄清事实的事情，尤其是胡适。胡适在世时挨了四十几年的骂。从他参加新文化运动迄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骂了他八十多年，这一个世纪可能还将骂下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没有见识是十分可悲的。我的朋友耿云志先生研究胡适二十几年，他在八十年代出版的《胡适年谱》和《胡适论稿》，都是观点很“左”的书。当研究工作逐渐深入以后，他就转变为一个学风务实，在胡适研究领域纠正片面性，处处为胡适“辩冤白谤”的人。他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序》中说：……认真研究这些材料，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对胡适有更为全面而真切的认识，廓清某些片面和不实之论。例如，鲁迅先生曾把胡适与陈独秀来作比较，说陈独秀的为人，好像他的门上明贴着招牌：内有武器，须小心，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胡适呢？招牌上写着：内无武器，尽可放心，而实际上颇须小心，里面可能有什么（大意如此）。鲁迅的意思很明白：胡适不是个坦荡的以诚待人的人。我研究胡适近二十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部分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当然，胡适交际广泛，是个深通世故的人。但他的通世故，不过是总力求理解人家，并无以权术害人之意。他若不能以诚待人，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他若不能以诚待朋友，绝不可能同那样多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保持终生的友谊。胡适常自律：“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所谓“于有疑处不疑”，即不诬枉人，不作诛心之论，并非不分是非善恶。相反，朋友有过，他总是毫无矫饰，直言相谏。例如，他对刘文典就曾尖锐地批评他不该“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这封信，就在本书中，读者可以覆按。
总之，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做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
这说明，一个原本具有良知的人，多读胡适的文字，可以洗涤“左”的污染，恢复理性，克服乖张的心理，在治学上趋向纯正。我相信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这就是我为他辩白的初衷。
当然，胡适也不是完人，胡适是可以批评的，但必须切中肯綮。可以说，批评胡适，陷阱很多，很多批评者之所以掉进去，是因为他们对胡适一知半解，便轻发议论。批评胡适是需要下功夫的，浅尝辄止，则难保不错。
注释：〔1〕张中行：《负暄琐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