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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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9＇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一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的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摧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10＇
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先生只是半退休状态。
“香蕉案”＇11＇大快人心，外贸会主委，中英银行总裁徐柏园，因而丢官。事件发生，尚在副院长任内，他自己不爱钱，也最恨官员爱钱，就任院长，是放手大干的时机。所以，在他提出的“十大革新”号召中，廉能政治，高占榜首，且先从他的令亲王正谊着手。
王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因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经国下令沈之岳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讯，判处无期徒刑。（12）如果，蒋先生继续当权，刑及王太夫人的亲属，办得到吗？
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判处死刑。
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被判五年，杨妻加倍，刑期十载。
革除贪污的同时，禁止兼职，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纷纷辞去公私机关兼职，绝无情面可言。
经济方面的事务，经国原是外行。陈诚去世之前，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但是发展经济，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外交虽频遭挫败，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分歧分子的挑战和北京的统战攻势。
他的经济思想，散见其言论，从中可理解其经济决策的基线，吴立朝曾予以归纳，兹节录如下：
．自由制度，他说：“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在谋致经济繁荣的各项努力中，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
．统合平衡，他说：“我们策进经济建设的策略路线，注重于：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公营事业与私人企业的合理分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并进；资本形成与资源供应的适当分配与运用……。”
．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的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挑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的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的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进口增百的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点，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得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军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文出名的柏杨（郭衣洞），为调查局逮捕。导火线微不足道，只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画－《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华日报》，该报副刊，由柏杨妻子艾玫主编，按理这位作家不应该负连带责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杨的手迹，＇17＇于是用引证法，加以株连，以“侮辱元首”罪，捉进官里，进而扩大，再送上一顶“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的“金箍帽。”
柏杨百口莫辩，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送绿岛执行。
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 H。 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完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20）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家也随之扩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内心一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人，情绪无法维持平衡。情绪无法维持平衡的人，对人对事也就无法产生健康的判断。从不健康的判断出发来对人对事，又常觉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顺眼。这么一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便成为一条牢结不解的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把这样的人士死死套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能从这自造的心理死结中自由解放出来。”
一位文学家，感慨系之的说：
“非常奇怪，对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闻。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坏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凿附会，惊恐万分。”
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不学无术，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相互结合。连续了达五分之一个世纪。
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要不噤若寒蝉，要不备尝迫害之苦。
这样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下，诚然可以好恶我自为之。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军守，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运动产生的背景，据陈鼓应的的析：
“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分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他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