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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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的,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的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说,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7'
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
北京的和谈攻势,只要台湾和大陆的离的现状存在一天,中共当然不会放弃此项努力。蒋经国总统不予理睬,亦在吾人意料之中,和的关键,在权力之争,其余都属次要。
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手台湾,北京不可能用兵,对峙如旧,但仍将是不和、不战的局面,双方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中,继续其和平竞赛。
注释:'1'Robert Martin .U.S。 News&World Report; Dec 。2; 1955。
'2'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页。
'3'同'2'。
'4'Allen Whiting“Mystery 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5'司马桑敦生前告诉笔者,他是在汉城听魏说的。
'6'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7'许俾云文,一九八四年元月洛杉矶《国际日报》引用。
后记经历若干阵痛,《蒋经国传》终于平安降世。
全书1-15章,大致和一九七五年的版本相同。两相对照,当会发现我用过很大的工夫,添进很多新的资料重新写过,如《教育长、主任》和《戡建大队》两章,旧书里根本找不到。
盛岳著的《孙逸仙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甫行出版),我埋首疾书时,尚闻此未闻。蔡省三、曹云霞夫妇著的《赣南怀旧录》和《蒋经国系史话》,纷纷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比《蒋经国传》旧版问世迟了五年。
杭州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了解经国先生家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史料。幸从香港《镜报月刊》中,获得一些片段,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传统,但寻觅原书的努力,却并不顺利。
经国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和英法联军时候沙皇的驻华大使Nikolai Lgnatiev同名,当然,那是一种巧合,据苏联人说,尼古拉这个名字非常通俗,但在窦奠安(Tillmun Durdin)的文章发表之前,则一无所知。
资料收集,本来不易,严谨的作者,钻进档案室,故纸堆里,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如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勃·麦西(Robert K。 Mussie)的《尼古拉斯和亚力山大》(Nicholas and Alexundeu),所阅读过的书籍,引用的参考资料。如非穷数载之功,潜心钻研,出产的成果决难如此扎实。
很惭愧,处我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下,力不从心。也许,久远的将来,亦难如愿。
我曾经想去苏联,从第三国际的档案中,为本书一些史实上的疑点,寻搜确切的答案。真正负责任的史学作者,亦该如斯,但只是想想而已,一来,苏联当局不可能那样慷慨,二来,我也没有那种财力。
从15章开始,是经国到台湾的一段。凡是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对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大都熟悉,因此,有亲切感。可是,距离太近,着笔反而不易。
(1)很多史料,因经国尚健在,尚当权,参与的当事人,明哲保身,不愿招揽是非,或有利害关系,多半持观望态度,暂时按兵不动,如一位当年参与孙立人戎幕的xxx,提到孙将军被黜事件,马上效金人三缄其口,可靠的信史,得来不易。
(2)和上列情况相反,小道消息特多,而且,人言言殊,言之凿凿。贸然引用,违背作者的初衷,弃而不顾,读者失望。
举例如毛人风去世这件小事,我引用《程一鸣的回忆》,说他因疗病的,但Y君和毛公子相识,指系打麻将时,摸清一色,过分兴奋而心脏停止跳动,经过再查证,X将军在毛死前,曾往病榻前探视,Y君的说法只好推翻。
好几个高手.指陈十五章后,有松散现象,我自己有同感不如《孙立人乓变芬一章,除以官方发表的九人小组的报告作基础,检查事件真伪,再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连巧妇的手艺也没有,那就难上加难。
我读研究院时,虽受过治学和治史的训练,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多年不变的嗜好,但我的职业,并不允许好整以暇,仅能在工余,进图书馆,记卡片、寻资料,再作消化整理。
有时候边写边登,边进图书馆,边搜索枮瞻,为下一章预作准备,这种苦况,是拿到墓金会资助的学者专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常问我:“你见过经国光生吗?你和他认识吗?”写传记,能和当事人有接触的机会,自然再好没有。学生时代,我平均一周看到他两次,听他演讲,不计其数,和他交谈,那是一九七 年,在白莱尔宾馆的早餐席上、寒暄几句漠相干的话而已,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并不认识我。
本书写作,全凭资料,用我自己的观点,加以阐释剖析,尽量做到客观冷静,但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同样的事件,往往有种小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论。
案蒋先生的书,除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外作家不同的著述,已有九本之多,写经国的,除此一本,别无他册(指严肃的传记而言),按理,行政院新闻局有责任,为他出一本官方的传记,是宋楚瑜不热心?还是奉指示。蒋总统不作个人宣传?迄今,还是无法揭晓的谜。
官方出的《蒋经国传》难免宣传意味太重。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面世。
《论坛报》连载本书期间,备尽困扰,很多无谓的谣传误会,围绕着它人作题川,现在该书完成出版,希望一切随之澄清,水落石出。
下列好友,特此致谢,没有他(她)们的鼓励支持,本书之写作,将不会如此顺利,他(她)们是加州大学的陈治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张富美博士、陈鼓应、戴国辉、谢善元教授和何明修博士。
本书所引史料的错误,欢迎读者来函指教,俾可再版时,予以更正。
过去半年,我的岳母崔余育女士一再从旁鼓励督促、内人崔蓉芝为我改正错字,提供修改意见,她扮演着一位最认真的读者(critica reader)为了她们的心血,特此一记。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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