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行车到宾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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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6）
开始我对学琴并不太喜欢，而且那时候我很腼腆，不好意思经常去文工团上课。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团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着琴盒子，生怕人家耻笑。后来，我每次都叫上一个小伙伴，陪我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帮我提着琴盒了。我还在文工团里见过后来成了大腕儿电影明星的梁天，他当时刚进这个文工团演话剧。过了一段时间，学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之后，我才觉得，学小提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也练得更加认真起来。
南口的冬天很冷，但我每天都坚持早晨五点起床，到部队大院礼堂去练长弓。这样，每天上学以前，我可以练上两三个小时。虽然开始学琴的时候只是为了一技之长，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小提琴演奏。我经常为了将一首曲子拉得更好，而一连花上几个小时。能在琴弦上奏出这样美妙的音符和曲调，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那时候，我能演奏的曲目很少，只会拉一些中国曲子，比如《新疆之春》、《新春乐》、《红太阳光辉照炉台》等。
1976年，我还没有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便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了。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学恢复了招生，教育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上大学对于许多人来说，重新成为一件人生大事。我初中同班的不少同学都打算报考重点高中，为两年后参加高考作准备。我当时并没有考大学的打算，对体育和音乐更感兴趣，而且开始在这两方面下更大的工夫。我尤其酷爱小提琴。那时，我已经可以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西方古典乐曲。我希望音乐能成为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我还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练习打乒乓球，经常拿着铁拍子到部队操场去练挥拍的动作。
1978年夏天，我快初中毕业了，需要决定下一步的学业方向。虽然我一直是个全优生，但因为在我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上对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并不重视。受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又不想让学习给我带来太大的压力，我当时只填报了北京通县日化二厂技校的电子化工专业。上中专、中技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刚恢复不久的事。我觉得，如果考上了中技，就不用像在大学里那样拼命学习，就可以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我喜爱的小提琴上了。当时我对电子和电脑还一无所知，只是感觉电子专业应该是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领域。
当我接到日化二厂技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反而犹豫了起来，不知道该不该去念。到通县去读电子化工专业，意味着我将从此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这一点让我感到兴奋和好奇。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我要离开家乡和父母。这多少让我有些不安。一般从某个工厂所属的技校毕业，都会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工作。那时候，从通县回一趟南口，坐长途车至少要花三个钟头，感觉还是挺不方便的。和父母商量时，他们还像平常那样，希望我能自己拿主意，无论怎样决定，他们都会支持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四个子女中唯一还没有离开家的，母亲从感情上有点儿舍不得我离开。她虽然没有说，但我能感觉到，加上我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学校毕竟不太了解，最后还是决定留在我初中念的那所普通学校——南口中学继续读高中。我的许多朋友这时已经考入附近的重点高中昌平一中和昌平二中，开始为高考进行准备。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7）
虽然我读书很用功，各科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我每天仍旧会花很多时间练习小提琴。这时候，上大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的事，甚至连最早鼓励我学琴的二哥也开始劝我不要再练琴了，说我应该去上大学。尽管上大学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点儿突然，但我也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潮流已经发生了变化。虽说在我成长至今的大部分时间，教育在中国都没有受到重视，但对于一个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掌握更多的知识本领确实是通往未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于是接受了二哥的建议。想让父母为我自豪的愿望无疑也给了我做出新的人生选择的动力。这一选择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可是考什么专业呢？虽说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甚至在学校物理竞赛和县里数学竞赛上我都拿过名次，可我实在不太喜欢数理化。可要上大学总得选个专业呀，于是我想到了学英语。一方面我酷爱音乐，英语听上去很有音乐感。我说过相声，从小就喜欢模仿方言，从一开始学英语，老师就一直夸我发音好。另外，有一次我去北海公园春游，看见一位陪着老外参观的中国小伙子正在用英语给老外做讲解。我被这一情景吸引住了，心里想：翻译这个工作不错啊，只要带着嘴，所有本事就都带上了，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有饭吃。于是，我便选择了报考英语专业。
确定了考大学这个目标以后，我还需要给自己创造最好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中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参加高考，还包括“*”十年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许多大龄考生。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考生录取率只有大约4％。此后几年的高考录取率也仅比这个数字略高一点儿。可见，当时高等教育资源之缺乏。当时，重点中学考生的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普通中学。1979年我十七岁。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骑车十几公里来到昌平二中，希望能和校长见上一面。我们初中毕业时错过了考这所学校的机会，现在离高考只剩下一年，想要转到这里上学必须得到校方的特别批准。在这以前，我曾听别人说过，昌平二中有一位教英语的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最早一届的毕业生。我们后来又跑了几次。鉴于我在此前的全市模拟考试中数理化三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而且有这样高的求学热情，这所学校最终同意接受我进入文科高考复习班主攻英语。
我过去成绩一直优秀，但是到了重点高中以后，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排在班里中等。我的好强让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名次。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凌晨五点起床去教室读书，晚上11点回到宿舍。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成为全班第一。三个月后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果然超过了原先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成为班上第一名。这件事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周围环境的产物，同什么人相处，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谓“近朱者赤”，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懂得了，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期望的结果。在这以后，我也更加自信，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同任何人竞争。这种自信心，加上对于目标以及努力的重要性的感悟，在以后的生活中帮助我实现了更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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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住校，只有周末能骑车回家一次。我们住在很大的集体宿舍里，学费是由国家负担的。我们睡的是上下铺。冬天夜里要去厕所，可就惨了。因为厕所是露天的，我们都是跳下床，撒腿就往厕所跑，解完手再撒腿跑回来。所以，夜里经常听见各宿舍的同学快速的跑步声。
这一年，我很快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我要考上北大的英语专业。这个目标在当时这所学校，还没有人达到过。我仍然坚持凌晨五点起床，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钟，只有在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下。我放弃了所有课余爱好，把心爱的小提琴收了起来，把乒乓球拍挂在墙上，整整六个月没有任何娱乐。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学习上，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母亲看到后暗自为我担心，怕我承受的压力太大，甚至怕我万一没考上，会不会做什么傻事。
有一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放李谷一唱的《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太美了！当我被这首从校园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歌曲感动得几乎落泪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枯燥。我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会在北京大学校园，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散步。我知道，我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就可以用轻松的心情去体验成功所带来的惬意；也会更愉快地享受我所钟情的各种美妙的音乐了；我现在的努力最终将会得到回报。
就这样，凭借着后来成为我成功基础的决心和韧劲，凭借着这种刻苦努力和全身心的投入，经过一年的时间，我终于以390分的成绩超过了当年320分的外语类考生录取分数线。
从高考录取比例来看，我考取北大英语专业的几率本来不大。因为北大英语专业在北京地区只招收二十人。而北京地区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成千上万。由于我最拿手的地理单科考试发挥失常，我的高考总分并不太高。英语单科成绩虽是全县最高，也只有88分。笔试这一关通过之后，我还要和一百四十多名考生一起冲刺口试这关。这一百四十多名考生中，有不少是北京各大院校的子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紧张，也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否能考上。在这样的时候，我不想被“是否”、“假如”之类的想法干扰。也许是因为求胜心切，当时我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会被北大录取。
口试那天，是大哥陪我去的。他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同事在这以前，曾经对他表示过疑虑，认为考取北大对我来说会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怀疑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表现，因为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我和我报考北大这件事情上的决心和信心。
这也成为伴随我至今的一个性格特点：我总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期望得到的东西，相信自己能赢。后来，当父亲接到电话说我已经考取北大时，我甚至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对我来说，这个结果早已是预期之中的事。在我以后的人生当中，我逐渐明白了这样一点：我们在生活中得到的，只是我们期望得到的结果。换句话说，为了得到一种结果，你必须有相应的期望。在我后来读过的许多书里，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中国有句老话，管这叫“心想事成”。
而即将展开在我面前的大学生活，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1980年，“*”结束后的第四年，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这时的中国正逐渐对外间的世界敞开大门。那是一个多少有些让人眩目，又异常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以前听过的大部分歌曲都是革命歌曲，现在能够越来越多地听到吉他演奏的以爱情和人们日常生活为主题的乐曲。它们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父亲特意给我买了一把吉他，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我对美国和英国的流行音乐和民歌非常喜爱。当时，西方国家正在流行新浪潮、合成流行乐、早期嘻哈和金属乐，而在中国，西方二十年前的流行音乐我们此时才刚接触到。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9）
教我们口语的美国老师中文名字叫赫本安，为了帮我提高语言技巧，送给了我一本美国民歌集。我自学了吉他伴奏，开始跟着“西蒙和葛芬柯”、“彼得”、“保罗”、“玛丽”等欧美乐队的演唱录音学习英文歌。当我接触到甲壳虫乐队演唱的歌曲时，觉得他们的用声方法十分特别。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爱情歌曲是在1978年我二哥周勇刚进新华社工作不久。有一天，二哥邀我到他宿舍去听一个叫“邓丽君”的人唱的歌。以前我听到的几乎全是革命歌曲或样板戏，心想，中文歌能有什么好听的呢。二哥把一台笨重的开盘式录音机搬到他的宿舍。刚一开始放，邓丽君唱的《香港之夜》就完全令我陶醉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以前，我还从没有听到过用中文演唱得如此动人的爱情歌曲！
第一次见到砖形的盒式录音机时，我不懂得这种录音机如何使用。因为原先只见过那种笨重的开盘式录音机。记得有一回，一位大学同学说起“立体声”，我对这种东西是什么毫无概念，直到他让我试了一下他的随身听。那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
当时，我只有一辆自行车。那时候，拥有私家车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我上大学期间，雪铁龙被引进到中国。我于是开始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一辆汽车。当国内重新开始引进西装时，我曾兴奋地对一个朋友说：“哇，能想象得出，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家都穿上西装吗？”在我看来，这样奇妙的景观简直不太可能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就好像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乘坐飞碟上下班一样。我曾在纸上信手涂鸦，画了些小人儿，个个都身着西装。我觉得，能在当时的中国长大，真是遇上了好时候。因为男士穿上西装在我看来，真的很帅。那些年里，让人感觉最赏心悦目的变化也许就是女士们已经不再穿那种色调单一、样式古板的衣服了。她们已经开始烫发、穿高跟鞋。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经过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这座饭店始建于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曾是举行国宴的地方，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包括胡志明、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等人都曾在这里下榻。1974年饭店扩建以后，将近八十米高的饭店主楼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仍旧是北京城里最高的建筑。它是我们那时候看到过的最宏大、最豪华的饭店。饭店大门是自动的。当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时的北京饭店一般只允许官员、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中方人员进入。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我心里想，早晚有一天，我也会自由出入这座饭店，我将拥有这样做的权利。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能够出入豪华饭店，而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就要被挡在门外。我知道，当时能出入这里的中国人只是少数成功人士。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还是顶级翻译，能进入这里是他们作为成功者的一个标志。我明白，这也是我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我一方面用心感受着新奇、愉快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为了扩大词汇量，我经常会把国外杂志上的文章翻译成中文。记得有一次，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布鲁斯兄弟”乐队成员约翰·贝鲁西之死的文章，我当时不但不熟悉“布鲁斯兄弟”是些什么人，更不能理解“药物服用过量”这个概念。这些文章涉及到的许多内容和背景同我的成长环境与人生经历迥然不同，因此，阅读时常常会有一种震撼与错愕的感觉。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10）
父母每月给我30元生活费。大学第一年，有一次我买了一条当时很流行的牛仔喇叭裤。大哥知道后，不让我穿着它去他们学校看他。父母甚至要我把裤子扔掉，我当然不同意。最后，大家只好达成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我只在北大校园内穿这种时尚前卫的裤子。这个插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年代新旧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母亲经常教育我，在学业上和人生追求上可以出类拔萃，而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和大家伙儿一样，不要让自己太不合群儿。我那会儿比较喜欢前卫一些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