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科技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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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和驻军图等。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
中，一幅是地形图，一幅是驻军图，一幅是地邑图。这三幅图都有固定的方
位和比例尺。其方位为下北上南、左东右西，与现代制图方位相反。地形图
中心的比例尺18万分之1，周围较小；军事驻军图的比例尺为8万到10万
分之一。图上都有明确的图例，分别表示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表
现方法相当高明。如用弯曲的黑实线表河流，粗细则表示河的宽窄；虚线表
示潜流（或不可通航的河段）。这些图的准确度相当高，如地形图所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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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 （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接近于现代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
有差别，而且有些河流的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图上的山脉，不仅与实地相符，
而且已经使用闭合线来表示其走向和范围，山形线里还加画了明显表示分水
界线的横细线，并以类似现代等高线的涡纹线来表示主峰所在。这种简洁明
了的线条，勾划出纵横交错的南岭地区的地貌特征。这就充分地表明，中国
的测绘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涌现出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裴秀 （公元224
—271年）。他生于河东 （今山西）闻喜县，先后在魏晋朝廷作官。在行军
和用兵的实践中，他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并深深地认识到地图的重要。
他曾对《禹贡》记载的地理内容进行核查，著《禹贡九州地域图记》18篇，
并绘制“一寸为百里”的全国地理《方丈图》。但真正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制
图之父的还不是这些内容，而是在该书序言中由他所提出的一套制图理论，
即“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
是确定比例尺，表示缩小的程度：“准望”，就是用矩形网格来确定相互间
的位置；“道里”，就是用来表示相互间距离的数字；“高下”、“方邪（斜）”、
“迂直”表示制图时应根据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高则山峦，
下则原野”，“方加矩之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飞鸟准
绳”的原则，分别按照数学方法进行折算，将各种形状的地形、地物都变成
平面投影图绘在地图上。这一理论真实地反映了晋代的制图水准，说明至迟
在公元3世纪，中国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制图理论。这项原则是我国制图学
的基础，倍受后人推崇，直到明朝末年西学东来，西方地理学传入之前，一
直是中国制图的准则，影响极为深远。
（4）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或455—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今
河北涿州市）人，少年时曾跟随父亲前往山东，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饱览
过祖国的壮丽河山，引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激情。北魏十八年（公元494年），
他出任尚书郎，后历任太守，刺史、御史中尉等职。在北魏任职时，他多次
出巡，对黄河、淮河流域的水道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目睹了广大地区因
黄河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生活悲惨的状况，从而认识到河流水道
和其它自然现象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开始将精力倾注在河流
的研究上。在博览群书中，他对《水经》格外重视，《水经》是中国第一部
专记水道的著作，该书集中描述了大小河流137条，简要记述了各河的发源
地、归宿和流经地区。由于《水经》只记水系的源流、水道，不涉及其他内
容，脉络既不清晰也不系统，因而满足不了郦道元的要求。于是，他跋山涉
水，对河流作了详细的探索，并随时把河道、地形、城市、地名的变化记载
下来，以弥补《水经》的不足。他花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写成了《水经注》
一书。全书分40卷，30万字，共记载河流1252条，远远超过了《水经》的
137条。
该书前32卷集中叙述河北诸河，其中包括黄河的支流汾、渭、洛、谷河
各一卷，后8卷专门叙述江南水系。郦道元取“详北略南”、使笔墨有所侧
重的策略，也许与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当时南北对峙，战争不断，郦道元的
足迹未能到达南方，不可能对南方诸河有更多的了解，只能从略。
该书虽然以“注”为名，但实际上是一部研究水系的地理专著。它不同
于《禹贡》那种按地域分类的结构，与《汉书·地理志》那样按行政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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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方式也不相同，而是以河流（或水道）为纲，综述流域内的地貌、地质、
土壤、植被、动物分布、城镇建制沿革等地理情况，这就大大丰富了《水经》
的含量，而且没有陷入单纯为作注而作注的圈子，成为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中
的一大杰作。
《水经注》对河水和江水的记叙均为11卷，是全书的主体。其中也有些
内容失之于偏颇。如他认为黄河源头有三，其一发源于昆仑山，并过分夸大
了昆仑山的高度；认为从蒲昌以下潜流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这显然
是唯心主义的臆造。该书对黄河下游的记载相当正确，精详，但对江水下游
的记载却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江水到下游分为南北二江，并拼凑了两江的
入海口和流经地区，这显然与他所追求的目标极不一致。书中，郦氏对河、
济、淮、沔 （汉）、江五大水系以及对大河以北、山东和南方诸水的记述，
体系相当分明。但在黄河一系中，却未收进济水和大河以北诸水；渭水在洛
河之前注入黄河，却编在洛水之后；又把淮水干流放在它的支流后面，先讲
汉水，后讲江水。这些错乱之处说明郦氏此书也有失于确切的地方。
对于大河以北诸水的记载，虽然只列有11条水道，但也没有采用干流综
合支流的一致方法。他首先分列湛水、荡水和洹水，实际上合流为清水。接
着分列浊漳水和清漳水，实际上合流为漳水。易水、滱（k^u）水并列，合流
后反以源流短的易水为总名。圣水与拒马水也是如此。这只能使内容复杂起
来。但是这些记载却可表明部分水道的分合演变过程，或自然改道，或经人
工改道，仍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
《水经注》在体例上是研究水系的专著，但实质上却是一部历史地理著
作。书中把各州郡县罗列在大小水道的沿线，可根据大小水道上下游的部位、
识别出各地分布的形势。在缺少经纬度观念的条件下，这种方法是较为理想
的，这使该书好象是一部方便的交通图册。有关注文依据东汉的郡县建置，
部分郡县前推至西汉、周秦，后延到北魏，其沿革都作了记述；特别是王莽
改变地名的资料，甚为罕见。关于历代的沿革，虽然局限在注文中引用或申
论的条文，但因作用重要而成为一种创新。在许多地名之下，还注有其它历
史地理资料。如对秦、汉、魏等历朝的故都，裂变中各国的统治中心、发展
的规模，著名建筑（如营阙、苑囿、官署、城市布局、街市规模、帝王陵墓
等）等等，都尽力记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该书还记载有部分水道开渠
引水、疏通、漕运、沿线仓储，沿河的津渡桥梁等情况。使之更显得弥足珍
贵。
总之，《水经注》一书内容宏博精审，汪洋恣肆。史书论：“道元好学，
历览奇书”，故能对水流地域的山川、人物、掌故博引而备叙。近代以来对
该书的评价是：指出百川的源流支脉，流向及流经地域，历述沿河地域的历
史古迹等，文字优美。虽然该书也有一些错误，但瑕不掩瑜。总起来看，该
书的影响很大，历代的评价都很高。明、清以来，校释、研究者几乎代不乏
人，开创和发展了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郦学”。
（5）域外地理知识的增长和地中海文明及美洲大陆的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的原因，人们对域外的了解
很少。秦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汉代的政治、军事、宗教原因，主动加强了
与域外诸国的交流，更多的人由陆路或海路到外国去，从而增长了有关域外
的地理知识。
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在中、日两国民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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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流传着秦始皇时期齐人率众前往日本的佳话。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齐人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采长生不老之药。徐福东至日
本，在能野浦的新宫市附近上岸。他们披荆斩棘，筚路篮缕，开辟草莱，在
这里安家落户。如今在日本熊野山，尚有徐福的墓、碑存在。围绕这一传说，
中国和日本两国学者纷纷进行研究考证。中国考古学家证实，在江苏赣榆县
有一“徐阜村”，并从明嘉庆元年《赣榆县志》和清乾隆年间的“宗谱”中
查证，“徐阜村”原名为“徐福村”。而《史记》记载，战国时赣榆属齐地，
秦时属琅琊郡。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日本书记》记载：“应神天皇十四年（约
公元2世纪左右），融通王弓月君率秦人来归，”。“应神天皇二十年，又
有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率已之党类17县而来归焉。”日本人类
考古学也将公元前3世纪前后，从东亚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日本的居民称为
“秦汉归化人”。这些考证说明，中国在秦代已开始与域外进行交流了。到
了汉代，日本处于“国皆称王”的分裂状态，大小政权纷纷派遣使者与威振
四方的汉帝国建立联系。但是，真正增长域外地理知识的时期则在汉代。而
“地中海文明”的发现，应归功于公元前128年的地理学家张骞。”①
张骞（公元前175—前114年），中国古代地理学家，西汉通西域使者。
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他曾两次出使西域，到达中亚、西亚的许多国
家。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以郎应募职，率甘父等百余人
第一次出使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姆河中偏上游一带），拟约其夹击匈奴，以
阻止匈奴南进。出陇西后，至今河西走廊东端，被匈奴所俘，送至单于驻地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被扣10余年。后张骞得机脱走，西行大
宛（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抵达
大月氏。因大月氏不肯应约，滞留年余后，翻越葱岭 （今帕米尔）、绕南山
（今昆仑山脉）北麓东归，行至若羌一带再次被匈奴截捕，一年多后逃脱，
并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之久。
元鼎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以中郎将之职率300人，
取道河西走廊出使乌孙 （今伊犁河流域）。他又派遣副使通大宛、康居、大
夏、安息等西域诸国。元鼎二年（公元115年）由乌孙使臣伴送返回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把亲身经历的以及间接了解到的国家，如大宛、康
居、奄蔡、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兵力、
城镇、交通、河流、湖泊、气候、物产以及各国相对的位置和彼此间的距离
等情况，面陈汉武帝。并由史学家司马迁录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
域传》中，成为中国最早记载中亚、西亚、南亚一些国家人文和经济地理的
地理学专著。
东汉时，班超（公元32—102年）父子和甘英 （生卒年代不详），又出
使西域，范晔则根据班勇的 《西域记》著成《后汉书·西域传》。这些著作
成为研究中亚、西南亚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国与
西方人民的联系日渐紧密，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
之路”，促进了中、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也随之扩大。
因此“丝绸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增长域外知识，发现“地中海文明”
的文明之路。
中国与东南亚、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在秦汉前就很发达。《汉书·地
① 普雷斯顿·詹姆斯： 《地理学思想史》，第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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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志》里载有从雷州半岛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三
国时，东吴人朱应和康泰曾从海路访问过越南、柬埔寨等地。朱应写有《扶
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对域外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记载。秦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记述地理的著作已相当多。如《后汉书·东夷传》对
日本地理情况作了介绍；《魏略·西戎传》载有非洲北部的尼罗河和亚历山
大城。但流传下来的却相当少。
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熟悉佛法经典的西域高僧不断东来，而
中国名僧西行求法的也不乏其人。东晋高僧法显就是成就显赫的少数人之
一，追记其全部历程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无疑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一篇空前艰险而又有重大发现的万里远游旅行记。
法显（公元335年—418至423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
地理学家。东晋平阳武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卒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
元418年）至南北朝宋景平元年 （公元423年）之间，终年82岁，一说86
岁。法显3岁出家，钻研佛学。因佛教在乱世中迅速发展，他感到经律多有
误阙，立志赴天竺 （印度）求取真经。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时年
65岁的法显与慧景、道整等10人结伴，自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敦煌以
西的沙漠到焉夷 （今新疆焉耆附近），向南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逾葱
岭，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内，并再返巴基斯坦，后又东达天竺（今印度）
境，随后至东天竺，在摩竭堤国 （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
居3年，学习梵书佛律，得《摩河僧祗律》、《方等》、《泥洹经》等经籍。
后法显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犁帝 （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
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搜求佛经。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换船北
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于义熙九年 （公元413年）到达建
康 （今南京）。公元414年，78岁高龄的法显，在建康主持翻译了梵文本佛
经，同时撰写成西行游记—《历游天竺记传》，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
显传》。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等。书中记述了中亚、南
亚、南洋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山川、气候、居民、政治、经济、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