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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世界古代后期科技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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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合理,并在农历中沿用至今,该历还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方法。 

这为后世立法奠定了模型。 

     西汉时已形成了月亮每日平均度值的概念,误差仅为17秒。东汉早期, 

天文学家李梵、苏统等人发现月亮视运动不均(即月行有快慢),并指出月 

行快慢因月道距地球的远近状况而定。这无疑是个很重要的发现。 

     东汉人李梵、贾逵等人编制而成的“四分历”,比之“太初历”有显著 

进步。该历增加了24节气昏旦中星、昼夜刻漏和晷影长度等内容,并使黄赤 

交角的数值更为精确,这些都为后世历法所遵循。 

     公元206年,刘洪制成“乾象历”,指出白道(月行轨道面)同黄道(地 

球赤道面无限延伸同天球的交线)之间有一个6度的夹角(这与实际相近); 

黄白交点有退行现象,实际上已给出了交点月的长度值,这是天文学史上的 

首次发现。“乾象历”给出的一近点月长度为27。5533590日,与今天的推值 

相差约百秒,并将测得的一近点月内月亮每天的实行度数列成表,列有每天 

实行度数不及或超过平均速度的改正项,由此得到月亮的位置。这就大大提 

高了推算日月食的准确度,而且因为大体确定了月亮运动的速度变化,也为 

月离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两汉历法以对日月五星视运动的各种周期(朔望 

月、近点月、交点月、恒星月、回归年长度、交食周期、五星会合周期等) 

和有关天文常数 (黄赤交角、黄白交角、二十八宿的距度、岁差值学)的测 

定,对月亮在一近点月内逐日运行的情况,太阳在一回归年内逐节的运行情 

况以及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的测定为基本框架;以某一特定历元到 

该时刻的长度,减去相应周期长度若干倍的余数为前提,采用代数的方法对 

月离、日躔或五星动态表作进一步地计算;从而推算出时刻日月五星的具体 

位置,并解决气、朔、交食等相应的问题。这些颇具东方文化特色的科学内 

容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法体系。这一体系又与中国古代特有的 

天文仪器、宇宙理论和系统齐备的天象观测融汇贯通,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有 

的天文学体系。 

     ②天文仪器和天象记录 

     天文仪器的改进是秦汉时期天文学上的一大成就。汉武帝时的落下闳改 

进了浑仪,并重新测量了“二十八星宿”的距度;宣帝时的耿寿昌铸成浑象, 

用来演示天象。东汉和帝时出现了置有黄道环的浑仪(用以观测日、月行度) 

和太史黄道铜仪。张衡浑天仪的出现,代表了秦汉天文仪器发展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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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的天象记录较之以前更加齐备,详尽和精细。如记载太阳黑子 

时,天文学家对黑子出现的时间、形象、大小、位置等都作了明确的记述。 

据《汉书·天文志》记载:“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月,客星见于房”, 

这是中外天文史上对新星的首次记载。显然,这是建立在日常观测记录基础 

之上的,这些记录,积累了大量有关黑子、日月食、流星雨、彗星、新星、 

极光等准确的材料,为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资料。 

     ③天体结构理论 

     天、地、日、月、星辰之间的关系如何?怎样运动?这些问题一直困扰 

着古人。到了汉代,“三家”谈天说地之说基本形成。这“三家”即“宣夜 

说”、“盖天说”、“浑天说”。它们的思想渊源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 

代。东汉前期,郗萌对宣夜说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明确的表述。大意是:天什 

么也没有,空空的,极远极高,看上去郁郁苍苍,象是有颜色的;这正像是 

远处的黄山,看去满山碧绿,若俯视深谷,则又黝黑一片,但碧绿与黝黑都 

不是它的本色。日月星辰也是如此,它就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虚空中飘浮着, 

互不相干,进退自然,无所限制。这一学说道出了宇宙的无限性,日月星辰 

飘于宇宙之中的道理。但它忽视了众星间的联系及其运行规律,因而受到怀 

疑,也就难为人们所接受。《周髀算经》是西汉盖天说的代表作,书中指出: 

半圆形的天,拱形的大地,日月星辰附着天而平转,因此不能转到地的下面 

去,等等。这一学说被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事实所否定,也难以持久。而浑 

天说在西汉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扬雄等人都 

为其作出了贡献。浑天说认为:天体的基本结构是,天像鸡蛋壳,地像蛋黄, 

天大地小,地在天内;天表里都有水,天地都浮在水上,靠水而运动;天不 

下坠,是由于中间有气,地不下坠,是由于水的悬浮。浑天说的出现给盖天 

说以致命的打击。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则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 

     ④张衡的天文学成就 

     张衡(公元78—139年),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字平之,南 

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人。年轻时他常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 

地区考察历史古迹,调查民情风俗以及社会经济情况,随后又到过都城洛阳 

求学。公元100年,他开始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在南阳的这段时间里, 

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二京赋》,并对哲学、数学、天文进行了研究,一时 

间声名鹊起。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他被朝廷召到洛阳,担任郎 

中与尚书侍郎。自公元115年起,又两度担任太史令,时间长达14年。在此 

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了广泛地科学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 

在天文学上功勋卓著。 

     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天像鸡蛋壳,地如鸡蛋黄,地在天中; 

天地乘气而立,因水而浮;天体每天绕地球旋转一周,总是半见于地平之上, 

半隐于地平之下,等等。这些论述,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天与地的关系。他还 

认为,浑圆的天体并不是宇宙的边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在 

 《灵宪》中,他用朴素的、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来解答天、地的起源和演化 

问题。他认为;天地曾合一,未分时一片混沌,既分之后,轻者上升为天, 

重者下沉凝结为地;天为阳气,地为阴气,二者相互作用而创造万物;星辰 

则是由地溢出的气凝聚而成。他还用距离的远近变化来解释行星运行的快 

慢,提出五星视运动的重要理论,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进步意义。 

     张衡不但在理论上倡导浑天说,而且注重实践。他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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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即水运浑象)。候风地动仪制成于公元132 

年,是世界最早测验地震的仪器。浑天仪为西汉耿寿昌发明,张衡对它进行 

了改进。他以一个直径约165厘米的空心铜球表示天球,上画二十八宿,中 

外星官及互成24度交角的黄、赤道等。紧附在球外所有地平圈和子午圈,天 

球半露在地平圈之上,半隐于地平圈之下,天轴则支架在子午圈上,天球可 

绕轴转动。他采用齿轮系统使浑象均匀地旋转,一天刚好转一周。这就自动 

地、近似准确地把天象演示出来。这项创造是唐、宋进一步改进水运浑象的 

先声。 

     张衡还对许多天象进行了观察和分析。他基本掌握了月食的原理,认为 

月食是由于地球的影子遮掩了月亮而引起的自然现象。他测出日、月的视直 

      365。25 

径为        度(约为0。5度)同日月平均角直径31 ′59 ″26和31 ′5 ″2 

       730 

相差不多。他还认为,早中晚的太阳都一样大,视觉上的大小只是光学作用 

而已;由暗处看明处太阳则显大。 

     张衡还批判了当时的《四分历》之争。他认为,历法的改革与否,不应 

以是否合乎图谶为标准,而应以天文观测的结果为依据。最终使妄图用唯心 

主义的图谶之学来附会历法的作法均以失败而告终,唯物论战胜了唯心论。 

     张衡不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还是优秀的地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和 

画家,一生著作颇丰,对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和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2)魏晋南北朝的天文历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的研究异常活跃,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著作。 

根据实际观测,科学家们对前代的天体运动理论进行了修正,使之发展到一 

个新的水平。同时,发现了闰周的变化、岁差和日行迟疾,以及旧历中的种 

种重大进展等等,大大充实了我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内容。这些成绩的取得, 

有力地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 

时期。 

     ①天体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探索宇宙理论的一个活跃时期,围绕着盖天、浑天、 

昼夜之说,逐渐形成了安天论、穹天论、昕天论等理论。东晋虞喜针对“忧 

天坠”的思想,写成了“安天论”,在昼夜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天论”。 

大意是说天极高,地极厚,天上地下,天地静止不动,日月星辰在其间运行, 

不全部附在天上,天地形状一致,方则同方,圆也同圆。这一学说与昼夜说 

基本相同,只是认为地极厚,与天形状相同。地极厚和天地静止的说法都是 

错误的。因此影响不大,但是它关于宇宙无限和天地万物皆有自身运动规律 

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虞喜的族祖虞耸在《穹天论》中提出了“穹天说”,认为:地在海中, 

海与天接,天穹像半个扣着的鸡蛋壳,中间充满元气,使天不沉没于海中。 

它基本上沿袭了“盖天说”。但又混合了“浑天说”;它采用盖天说的数值 

来修正浑天说日行水中的理论。说明他对气体的性质有着一定的认识。 

     孙吴时的姚信在《昕天论》中提出“昕天论”。主要内容是把人与天相 

比,认为人与天的结构大体相同,天南面低于地下,北面偏高。冬至时天南 

移则天冷,极降低,日行地中深,昼短夜长;夏至时天北移,日距人近,与 

南气相接而暖,北极上升使日行地中线。夜短天长。这一理论纯粹是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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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说,毫无科学意义,因而得不到流传。 

    ②岁差和大气消光现象 

     由于太阳、月亮和行星对地球赤道部分的吸引,导致地球自转轴的方向 

发生变化,从而使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逐年西移,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 

差,即二至、二分点的移动而引起的每年长短之差。 

    起初人们不知有岁差的存在,认为二至、二分点是固定的,但在制历的 

实际测量中,冬至点的移动是早已被测出,而且人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对冬 

至点位置的认识。直到东晋虞喜发现岁差之后,人们才从理论上认识了这个 

问题。 

     大约在公元330年,虞喜通过同一时节星辰出没时刻与古代记录的比 

较,发现恒星提前出没,这表明二至、二分点已向西移动。由此得出:太阳 

周年视运动一周天,并非就是冬至一周岁。即太阳一周天与二至一复的时间 

并不相同。他根据历史记录进行计算,提出每50年向西移动4度的岁差值《 

较准确值应该是70。6年差一度》,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岁差规律揭示,无 

疑是天文学的重大发现和创新。虽然数值差距较大。但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奠 

定了基础。南朝何承天对岁差也进行了研究,得出100年差1度的结论。刘 

宋的祖冲之首次将岁差的存在应用到历法的编制中,极大地提高了历法的推 

算精度,并形成常例,以后岁差值越来越精确。 

     东晋时的姜岌首先发现了蒙气差的存在。蒙气差主要是地球大气层对天 

体光线的折射所引发的视觉差,姜岌通过长期观测,认为天体视亮度的变化 

是由于“游气”的影响,在地平线附近时影响大,在天顶附近时影响小,这 

同现代大气消光的理论颇为相似,但他对为什么蒙气(即游气)会产生视差 

则不甚了解。虽然如此,这也算是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了,比西方早了1000 

多年。③星图与浑仪、浑象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天文仪器和天象图径的著 

作纷纷问世,先后有许多人制造浑仪和绘制星图。其中的孙吴时陈卓所绘的 

星图和北魏时铸造的铁浑仪最为著名。星图起源于盖天说的演示仪器——盖 

图。盖图是由两块丝绢构成,上面画有7个等间距的同心圆,分别表示夏至 

圈、赤道、冬至圈等,圆心为北天极,还有和冬、夏至圈相切的圆(表示黄 

道),附近画有二十八宿等。若把底层绢按逆时针方向环绕天极转动,即可 

显示一天内和一年内所见星空的大致情况。这种圆型盖天式星图是我国古代 

星图的主要形式。孙吴、西晋的太史令陈卓在前人的基础上,使这类星图定 

型化,圆中收有283官,1,464星。这一成果,历来为后人所沿用。中国历 

史上唯一的一台铁制浑仪,铸成于北魏时期。它的底座上设有“十字水平”, 

以校准仪器安装,这是中国科技史上利用水准仪的开端。这架铁仪一直沿用 

到唐代,长达300多年。此外,孙吴人葛衡制造的浑象也很有名。该仪器是 

一个空心球,球面上穿孔代表星宿,当人在空心球内时,可从孔看到阳光, 

如同看到天上的星星一般。这是近代天文馆中天象仪的原始模型。 

    ④历法理论的创新 

    从东汉末刘洪制定乾象历到隋统一全国,中国历法的改变颇为频繁,仅 

正史记载的就有20余次。而且此时的历法理论也有很多创新,这些成就将这 

一时期的历法学推向繁荣。代表这一时期历法繁荣的主要成就表现在4个方 

面。 

     第一,岁差理论在历法中的应用 

    公元462年,祖冲之将岁差理论用于《大明历》中,这在中国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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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科学的一大进步。 

     第二,由平朔向定朔的改变 

     中国古代历法以日月交会时刻所在日为朔日(农历每月初一日)。在以 

前的历法中,往往以朔策 (计算月朔时须用的参数采用月行周期的平均值, 

约为29。5306日)为依据。但是,由于月球运行有快有慢,使每月的实际日 

数并不相等,所以用平均月数求得的朔日与实际日数往往不符,有时差距还 

很大,竟将月底或初二定为朔日。这种情形显然违背了天文理论的基本原则, 

因此用朔策的平均值来推算朔日的平朔法必然要有所改进,方能适应实际需 

要。 

     南朝宋人何承天在制定《元嘉历》时正式废去了平朔法,而采用定朔法 

即由月行的实际速度来推算朔日。严格说,日月交会的时刻不但受月行速度 

的影响,还要受日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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