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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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制止昆虫数量的增长了。如米渥克公共博物馆的鸟类馆长O·J·克洛米在米渥克日报上写道：“昆虫的最大敌人是另外一些捕食性的昆虫、鸟类和一些小哺乳动物，但是DDT却是不加区别地杀害了一切，其中包括大自然本身的卫兵和警察……在进步的名义下，难道我们自已要变成我们穷凶极恶地控制昆虫的受害者吗？这种控制只能得到暂时的安逸，后来还是要失败的。到那时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控制新的害虫呢？榆树被毁灭，大自然的卫兵鸟由于中毒而死尽。到那时这些害虫就要蛀食留下来的树种。”
克洛米先生报告说，自从威斯康星州开始喷药以来的几年中报告鸟儿已死和垂死的电话和信件一直与日俱增。这些质问告诉我们在喷过药的地区鸟儿都快要死尽了。
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研究中心的鸟类学家和观察家都同意克洛米所取得的经验，加密执安州鹤溪研究所、伊里诺斯州的自然历史调查所和威斯康星大学。对几乎所有正在进行喷药的地区的报纸的读者来信栏投上一瞥，都会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居民们不仅对此已有认识并感到义愤，而且他们比那些命令喷药的官员们对喷药的危害和不合理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位米渥克的妇女写道：“我真担心我们后院许多美丽的鸟儿都要死去的日子现在就要到来了。”“这个经验是令人惑到可怜而又可悲的……而且，令人失望和愤怒的是，因为它显然没有达到这场屠杀所企望达到的目的……从长远观点来看，你难道能够在不保住鸟儿的情况下而保住树木吗？在大自然的有机体中，它们不是相互依存的吗？难道不可以不去破坏大自然而帮助大自然恢复平衡吗？”
在其他的信中说由了这样一个观点：榆树虽然是威严高大的树木，但它并不是印度的“神牛”，不能以此作为旨在毁灭所有其他形式生命的无休止的征战的理由。威斯康星州的另一位妇女写道：“我一直很喜欢我们的榆树，它象标板一样屹立在田野上，然而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树……我们也必须去拯救我们的鸟儿。谁能够想像一个失去了知更鸟歌声的春天该是多么阴郁和寂寞呢？”
我们是要鸟儿呢？还是要榆树？在一般人看来，二者择其一，非此即彼似乎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化学药物控制方面的讽刺话多极了，用其中一句来说，那就是假若我们在现今长驱直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很可能既无鸟儿也无榆树。化学喷药正在杀死鸟儿，但却无法拯救榆树。希望喷雾器能拯救榆树的幻想是一种引人误人歧途的危险鬼火，它正在使一个又一个的村镇陷入巨大开支的泥沼中，而得不到持久的效果。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有规律地喷撒了十年农药。然而一个干旱年头带来了特别有利于甲虫繁殖的条件，榆树的死亡率上升了十倍。在伊利诺斯州俄本那城——伊利诺斯州大学所在地，荷兰榆树病最早出现于1951年。1953年进行了化学药物的喷撒。到1959年，尽管喷撒已进行了六年时间，但学校校园仍失去了86％的榆树，其中一半是荷兰榆树病的牺牲品。
在俄亥俄州托来多城，同样情况促使林业部的管理人J·A。斯维尼对喷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那儿从1953年开始喷撒，持续到1959年。斯维尼先生注意到在喷药以后棉枫鳞癣的大规模蔓延情况要为严重了，而此种喷药以前始终是被“书本和权威们”所推荐的。他决定亲自去检查对荷兰榆树病喷药的结果。他的发现使他自己大吃一惊。他发现在托来多城能控制处理的区域仅仅是那些我们采取果断措施移开有病的树或种树的地区，而我们依靠化学喷药的地方，榆树病却未能控制。而在美国，那些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理的地方，榆树病并没有像该城蔓延得如此迅速。这一情况表明化学药物的喷撒毁灭了榆树病的所有天然的敌人。
“我们正在放弃对荷兰榆树病的喷药。这样就便我和那些支持美国农业部主张的人发生了争执，但是我手上有事实，我将使他们陷入为难的境地。”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中西部的城镇（这些城镇仅仅是在最近才出现了榆树疾病）竟这样不加思索地参与了野心勃勃而又昂贵的喷药计划，而不向对此问题早有认识的地区作些调查。例如：纽约州对控制荷兰榆树病当然是具有很长时期的经验。大约早在1930年带病的榆木就是由纽约港进入美国的，这种疾病也就随之传入。纽约州至今还保存着一份令人难忘的有关制止和扑灭这种疾病的记载。然而，这种控制并没有依赖于药物喷撒。事实上，该州的农业增设业务项目并没有推荐喷药作为一种村镇的控制方法。
那么，纽约州怎样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呢？从为保护榆树而斗争的早期年代直到今天，该州一直依靠严格的防卫措施，即迅速转移和毁掉所有得病的或受感染的树木。开始时的一些结果令人失望，不过这是由于开头并没有认识到不仅要把有病的树毁掉，而且应把甲虫有可能产下卵的所有榆树都全部毁掉。受感染的榆树被砍下并作为木柴贮放起来，只要在开春前不烧掉它，它里面就会产生许多带菌的甲虫。从冬眠中醒过来并在四月末和五月寻食的成熟甲虫可以传播荷兰榆树病。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们根据经验而知道什么样的甲虫产了卵的木材对于传播疾病具有真正重要意义。通过把这些危险的木材集中起来，就有可能不仅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使防卫计划的费用保持在较低的限度内。到1950年，纽约市的荷兰榆树府的发病率降低到该城55；000棵榆树的0。2％。1942年，威斯切斯特郡发动了一场防卫运动。在其后的14年里，榆树的平均损失量每年仅是0·2％。有着185，000棵榆树的布法洛城由于开展防卫工作，最近年来损失总数仅达0·3％，得到了控制这种疾病的卓越记录。换言之，这样的损失速度，布法洛城的榆树全部损失将需300年。
在西西里马东部的西拉库斯发生的情况特别令人难忘。那儿在1957年之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计划付诸实行。在1951年——1956年期间西拉库斯丧失了将近3000棵榆树。当时，在纽约州林学院的H·C·米列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场大力清除所有得病的榆树和吃榆树甲虫的一切可能来源的运动。损失的速度现在每年已降到了1％。
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纽约州的专家们强调了预防方法的经济性。纽约州农学院的J·G·玛瑟席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的花费是很节约的。”“作为一种防止财产损失和人身受害的预防措施，如果情况是一个死去的或受伤害的树枝，最终就不得不将这个树枝除去。如果是一堆劈柴，那就应在春天到来之前将它们用掉，树皮可以剥去，或将这些木头贮存在干燥的地方。对于正在死去或已经死去的榆树来说，为了防止荷兰榆树病的传播而迅速除去有病榆树所花费的钱并不比以后要花费的钱多，因为在大城市地区大部分死去的树最后都是要除去的。”
倘若采取了有理有智的措施，防治荷兰榆树病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旦荷兰榆树病在一个群落中稳定下来，它就不能被现在已知的任何手段扑灭，只有采取防护的办法来将它们遏制在一定范围，而不应采用那些既无效果又导致鸟类生命悲惨毁灭的方法。在森林发生学的领域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在此领域里，实验提供了一个发展一种杂种榆树来抵抗荷兰榆树病的希望。欧洲榆树抵抗力很强，在华盛顿哥伦比业区已种植了许多这样的树。即使在城市榆树绝大部分都受到疾病影响时，在这些欧洲榆树中并未发现荷兰榆树病。在那些正在失去大量榆树的村镇中急需通过一个紧急育林计划来移植树木。这一点是重要的，尽管这些计划可能已考虑到把抵抗力强的欧洲榆树包括在内了，但这些计划更应侧重于建立树种的多样性，这样，将来的流行病就不能夺去一个城镇的所有树木了。一个健康的植物或动物群落的关键正如英国生态学家查理·爱尔登所说的是在于“保持多样性”。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过去几代中使生物单纯化的结果。某至于在一代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单一种类的树木可以招来灾难。于是所有城镇都排列着用榆树美化的街道和公园；今天榆树死了，鸟儿也死了。
像知更鸟一样，另外一种美国鸟看来也将濒临绝灭，它就是国家的象征——鹰。在过去的十年中，鹰的数量惊人地减少了。事实表明，在鹰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作用实际上己经摧毁了鹰的繁殖能力。到底是什么因素，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杀虫剂罪责难逃。
在北美被研究得最彻底的鹰曾是那些沿佛罗里达西海岸从达姆帕到福特海岸线上筑巢的鹰。有一位从温尼派格退休的银行家查理·布罗勃在1939一1949年期间，由于标记了1000多只小秃鹰而在鸟类学方面荣获盛名。（在这之前的全部鸟类标记历史中只有166只鹰作过标记。）布罗勃先生在鹰离开它们窝之前的冬天几个月里给幼鹰作了标记。以后重新发现的带标记的鸟儿表明了这些在佛罗里达出生的鹰沿海岸线向北飞入加拿大，远至爱德华王子岛；然而从前一直认为这些鹰是不迁徙的。秋天，它们又返回南方，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霍克山顶这样一个有利的地形处对它们的迁徙活动进行了观察。
在布罗勒先生标记鹰的最初几年里，他在他所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段海岸带上经常在一年时间内发现125个有鸟的鸟窝。每年被标记的小鹰数约为150只。在1947年小鹰的出生数开始下降。一些鸟窝里不再有蛋，其他一些有蛋的窝里却没有小鸟孵出来。在1952一1957年间，近乎80％的窝已没有小鸟孵出了。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年里，仅有43个鸟窝还有鸟住。其中7个窝里孵出了幼鸟（8只小鹰）；23个窝里有蛋，但孵不出小鹰来；13个窝只不过作为大鹰觅食的歇脚地，而没有蛋。1958年，布罗勒先生沿海岸长途跋涉100英里后才发现了一只小鹰，并给它作了标记。在1957年时还可以在43个巢里看到大鹰。这时已难得看见了，他仅在10个巢里看到有大鹰。
虽然布罗勒先生1959年的去世终止了这个有价值的连续系统观察，但由佛罗里达州阿托邦学会，还有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写的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这种趋势很可能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国家象征。莫瑞斯·布朗（霍克山禁猎区馆长）的报声特别引人注目。霍克山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美丽如画的山脊区，在那儿，阿巴拉契亚山的最东部山脊形成了阻挡西风吹向沿海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碰到山脉的风偏斜向上吹去，所以在秋天的许多日子里，这儿持续上升的气流使阔翅鹰和鹫鹰不需要花费气力就可以青云直上，使它们在向南方的迁徙中一天可以飞过许多路程。在霍克山区，山脊都汇聚在这里，而岭中的航道也是一样在这里汇聚。其结果是鸟儿们从广阔的区域通过这一交通繁忙的狭窄通道飞向北方。
莫瑞斯·布朗作为禁猎区的管理人在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观察到并实际记录下来的鹰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多。秃鹰迁徙的高潮是在八月底和九月初。这些鹰被认为是在北方度过夏天后返回家乡的佛罗里达鹰。（深秋和初冬时，还有一些大鹰飞过这里，飞向一个未知的过冬地方，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另一个北方种的。）在设立禁猎地区的最初几年里，从1935年－1939年，被观察到的鹰中有40％是一岁大的，这很容易从它们一样的暗色羽毛上认出来。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些未成熟的鸟儿已变得罕见了。在1955年一1959年间，这些幼鹰仅占鹰总数的20％；而在1957年一年中，每32只成年鹰里仅有一只幼鹰。
霍克山的观察结果与其他地方的发现是一致的。一个同样的报告来自伊利诺斯州自然资源协会的一位官员爱尔登·佛克斯。可能在北方筑巢的鹰沿着密西西比河和伊秘诺斯河过冬。佛克斯先生1958年报告说最近统计了59个鹰中仅有一只幼鹰。从世界上唯一的鹰禁猎区——撒斯魁汉那河的蒙特·约翰逊马上出现了该种类正在灭绝的同样征候。这个岛虽然仅在康诺云格坝上游区8英里，离兰卡斯特郡海岸大约半英里的地方；但它仍保留看它原始的洪荒状态。从1934年开始，兰卡斯特的一个鸟类学家兼禁猎区的管理人荷伯特·H·伯克教授就一直对这儿的一个鹰巢进行了观察。在1935年到1947年期间，伏窝的情况是规律的，并且都是成功的。从1947年起，虽然成年的鹰占了窝，并且下了蛋，但却没有幼鹰出生。
在蒙特·约翰逊岛上的情况与佛罗里达一样，流行着同样的问题——一些成年鸟栖息在窝里，生下了一些蛋，但却几乎没有幼鸟会出现。要寻找一个原因的话，看来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符合所有的事实，即鸟儿的生殖能力由于某种环境因素而降低，以致于现在每年几乎没有新的幼鸟产生来传种接代了。
由美国鱼类及野生物服务处的著名的詹姆斯·大卫博士所进行的多种实验显示出在其他鸟类中确有同样的情况正在人为地产生着。大卫博士所进行的一系列杀虫剂对野鸡和鹌鹑影响效果的经典试验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DDT或类似化学药物对鸟类双亲尚未造成明显毒害之前，已可能严重影响它们的生殖力了。鸟类受影响的途径可能不同，但最终结果总是一样。例如，在喂食期间将DDT加入鹌鹑的食物中，鹌鹑仍然活着，甚至还正常地主了许多蛋；但是几乎没有蛋能孵出幼鸟来。大卫博士说：“许多胚胎在孕育的早期阶段发育得很正常，但在孵化阶段却死去了。”这些孵化的胚胎中有一半以上是在五天之内死掉的。在用野鸡和鹌鹑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中，假若在全年中都用含有杀虫剂的食物来饲养它们，则野鸡和鹌鹑不管怎样也生不出蛋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路德博士和查理·捷那雷博士报告了同样的发现。当野鸡吃了带狄氏剂的食物时，“蛋的产量显著地减少了，小鸡的生存也很困难。”根据这些作者所谈，由于狄氏剂在蛋黄中贮存，由于狄氏剂在孵卵期和孵出之后被逐渐同化而给幼鸟带来了缓慢的，但却是致死的影响。
这一看法得到了华莱士博士和一个毕业学生R·F。伯那德的最新研究结果的有力支持，他们在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园里的知更鸟身上发现了高含量的DDT。他们在所检验的所有雄性知更鸟的睾丸里，在正在发育的蛋囊里，在雌鸟的卵巢里，在已发育好但尚未生出的蛋里，在输卵管里，在从被遗弃的窝里取出的尚未孵出的蛋里，在从这些蛋内的胚胎里，在刚刚孵出但已死了的雏鸟里都发现了这种毒物。
这些重要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使生物脱离与杀虫剂初期接触，杀虫剂的毒性也能影响下一代。在蛋和给与发育中的胚胎以营养的蛋黄里的毒物贮存是致死的真正原因，这也足以解释了为什么大卫看到那么多鸟儿死在蛋中或是孵出后几天内就死去了。
当将这些研究实验应用到鹰上时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野外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