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和余秋雨-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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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焕颐说长论短
文化是政治的流行色吗？从浮世绘的观点，从世俗纯市侩的功利行话来说，可以作如是观。但，这是百分之百的文化是政治的附属，是政治的奴仆，是政治的工具论的变种。按此逻辑，政治的悟性和文化的悟性，政治的艺术和文化的艺术，政治的权势和文化的座碑岂不是合二而一了么？文化人的失品、失格、失位，文化人的良知，文化人的智慧，随政治风标而流转，岂不都是天经地义么？
勿须多言，文化之不能和政治划等号，一如政治之不能和权势划等号。一如文化人和从政者，文化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不能划等号一样。尽管文化与政治有关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血缘来讲，乃是一棵菩提下的两兄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乃是同床异梦。因此，政治的悟性和文化的悟性，政治的艺术和文化的艺术，政治的权势和文化的座碑，不仅不是同义语，在人生境界、品格情操上更有高低清浊之分。我们能说，政治的悟性就是权势，政治家就是权势人物，政治的艺术就是阴谋加权变吗？不能！同样，我们也不能认同：文化的悟性就是善于做秀，文化的艺术就是懂得包装。文化的座碑就是著书等身。果尔，则其人其文，不管他怎样名噪一时，充其极，也只不过是富商手上的文化商品，达官贵人座上的摆设而已！嗟乎！红尘滚滚、大千世界中的文化界，求浮名易，求文化悟性之真者难。求名而立品立格者尤难。古今中外的名士名媛，立言立教者，有多少是表里如一？有多少是原善原恶性灵毕露，给宇宙存真，给历史存真，给文化存真？不是吗？惟有存真的文化悟性，存真的文化人方才是可歌可泣可亲可敬的文化品格呵！戴厚英和余秋雨两人是当前文化界议论的焦点之一。从不同的议论中，两个人，以其不同的人文景观，既揭示了当前不同的文化走向，更直接回答了关于文化和政治、关于政治悟性和文化悟性、关于人的政治化和人的文化化在历史的层面和哲学层面上的本质界定。
是的，戴厚英的政治悟性极为惨痛。因而她获得的文化悟性也达到一个相当的人生境界的高度。于是从良知良能的良心深处滴血吐血，敢于面对历史，面对苍天，面对大地，掏出肝胆嗥哭出《诗人之死！》《人呵！人》和《空谷足音》这知识份子三部曲，从而完成她的文化品格：两足踏开生死路，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她的星座，俯瞰尘寰一片玉壶冰心，虽云汉缥渺而灵魂依旧栩栩若生，并没有因政治的劫灰化为腐草流萤。
余秋雨的文化悟性不能说不高。但，他的这种文化悟性，只能说是他政治悟性的蝉联，不能说是蝉蜕。于是昨天完全政治化的余秋雨随着时空场境的转换，以障眼法转换成为现在文化的余秋雨，宛如善变的孙行者，时而作学者状，苦旅文化替古人分忧；时而作隐者状，笔记《山居》装扮成闹市冰操；时而作布道者状，借话霜冷长河替今人作《道德》的辅座；时而洋洋万言告天下读者作自我表白状；时而走进某些电视屏幕，大学讲座，奢谈文化品格，作谦谦君子状；时而香车宝马环游世界，作智者状。所差的就是没有跻身政坛，作政治家状。然这并非他不欲，而是自知曾是四凶的遗少，秋扇已损。故只好换一个坐标，乔装起舞逐风尘……
或曰戴余两人的前身，都是那一特定年代——左转弯，修“左”氏春秋得春意而闹的佼佼者，虽然后来各走各路。但对她（他）们而言，都是悲剧。如今一生一死。阁下奈何厚死薄生？
不错，戴余两人，都是那个造神年代的天之骄子。论文化教养旗鼓相当；论受教育的文化大背景，都是建国后的大光环；论受教育的地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上海高等学府；论二人文化活动的空间，也是这块既涵育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学者、革命家，同时也滋生野心家、阴谋家、投机份子、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市侩肥沃而神秘的青申故土；论职业，两人都是拿笔杆子，性相近而习相染；论政治门户，两人都是咸与维进的“左”道同门；论资格，戴比余还老，五十年代中期，她以华东师大高材生受到有关部门的青睐走进上海文坛。以其文采口才充当“左”的先锋闯将，从而以“小钢炮”的美誉驰名。文革风起，不用说，她自是当仁不让的“左”派。尽管在潮起潮落的弄潮中一度搁浅。但，终究是“左”门丹炼有素的先锋，不久就归位。要不，她怎会重新掌权？而且是在专案组掌审查大权，对诗人闻捷司审查之责。余秋雨出世比戴厚英要晚得多。在上海戏剧学院是否高材生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可以判断，余秋雨的聪明才智当是得江南的“秋月气清天气好”。倘缺乏这样的秉赋、智商、才情，怎么可能一出茅庐，便受到上海四凶嫡传的“左”眼垂青，纳入“石一歌”的网罗，充当笔政的主将，与北方的“梁效”遥相呼应？继则以此受“赏”，一跃而进入四凶在当年的上海市委掌思想文化界生杀与夺之权的“写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威临素称半壁江山的大上海。算得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确实，就彼时彼地的大气候氤氲出来的“左”的大天地的大原则，戴余两人无愧于文化同格，无愧于政治同格，无愧于步调同格。
然而，文化同格，不等于政治同格；政治同格，不等于人格同格；人格同格，不等于个性同格、善恶同格、品骨同格、灵魂同格、如果同格，戴厚英根本就不可能对她掌握的阶下囚——诗人闻捷动真情感，那般浪漫蒂克一往情深，以身许之……敢于叛逆“左”的森严戒律。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而这勇气，恰好是戴厚英品格的闪光、人性的回归、灵魂的杜鹃泣血——并且由此引伸出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教旨主义的反叛！戴厚英不是傻大姐，以她当时的政治身份、地位，有多少凡夫俗子式的文人，有多少政治庸人、市侩、投机份子为之艳羡、倾倒，削尖脑袋钻营而不得呵！爱这样一位诗人，对她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吗？闻捷这位当年的阶下囚——“牛鬼蛇神”是她的阶级敌人呵！钟情于这样打入另册的“政治异类”是绝对自毁前途。一句话：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然而，一经猛省，一切头上的光环，一切既得利益，一切几经修炼从“左”的红炉中修来的“正果”，此刻，在她理性的“天目”中，都只不过是神化的上帝套在她头上的枷锁。只有粉碎这个枷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方才能走出神的禁庙，回到人的本位，获得个性的解放：人的尊严。实践证明，她的这一大彻大悟，确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实践还证明，在她身上显示出超越中国传统女性之美且富有时代特色的巾帼气；她不但没有被这惨重的磨难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慑眼于威武者的霸权话语，屈挠于街头市井以及文化圈内一些人的侧目冷语的窃窃私议，相反，而是同样以当年“小钢炮”的火力向自我的灵魂开炮。她既是“左”的线上人、执行神旨的教徒，又是“左”的受害者、叛逆者，心情之复杂，焦痛，可想而知。向自己开炮，说不痛苦，这是自欺欺人！勇哉！戴厚英！读读她的《诗人之死》，读读她的《人呵！人》，读读她的《空谷足音》吧！她是如此严峻审询自己的灵魂，如此无情滴着血解剖自己，一方面把自己的原恶——灵魂的污秽、丑陋，公诸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方面对“左”的造神运动于人性的毒害，对我们民族造成的风悲草枯，富于个性地现身说法。应当说，这是戴厚英的凤凰涅槃，文化悟性的飞升。当然，在今天来看她的这三部曲，人不以为奇。但别忘了这是她写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至情至性之作。倘没有内省的勇气、智慧的光照、胆识的定力，是绝难落笔的。因此，我认同这样的评价：戴厚英足可与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并列而无愧。尤可与她的后期同学：王申酉烈士先后辉映，给她的母校华东师大增辉。她（他）们都是在共和国那个特定的年代——灾难丛生的岁月，以各自不同的生命感悟、人生洗劫、理性的思维、语境的表达方式，殉身于故国的新憧憬——我以我血荐轩辕。
让我们再来看看余秋雨。严格地说，余秋雨在四凶逞狂时期并不知名。他的头角露出外面，是在四凶被粉碎之后的上海清查中方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他是四凶在上海文化方阵的帷幄中的主将之一。而其头角峥嵘于文化界，则是他的《文化苦旅》问世之后。这，既给他带来名，也给他带来异议。在众多的议论中，褒贬不一。褒之者礼之曰学者，说他是学者型的散文大家，贬之者说他是清查四凶之后的漏网之“画皮”。说他的文化散文存在大量的硬伤。说他是当前泡沫文化巧妙的吹鼓手。说他善于做秀，一如跑江湖卖弄花拳秀腿的教师爷。说他是文化市场的浪人。甚至有人还说他是甘之若饴充当某些富商巨贾的文化花瓶。于是余秋雨也不示弱，在他的随笔、散文中或隐或显给以回击：一曰嫉妒、二曰毁谤、三曰文坛内部某些人失文评之品。最近在一家文学刊物上，以另一种形式，暗示对他持异议的人是“小人”！然而，他始终回避属于他的真正硬伤之所在。
我一直认为，知人论世，或知人论文，我们有一个好传统：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把余秋雨炒成文化智者、文化大家、乃至大手笔，这固然是市场商品文化、泡沫文化的时殇，为一切有品有格的文化和文化人不屑。但，把余氏的文化散文、随笔、以硬伤否之，乃至诋之而不屑，此则过矣！举凡作为学者，作为学问家，作为文学家，古今中外，大都有鲁鱼之疵。类似这样的轶文轶事，如今都成为文史佳话。正因为如此，才有训诂参证之学。我以为固不必以此苛责余秋雨。谈到他的文化大散文，其所以给当前文坛引来阵阵骚动，自有它的势所必然。老实说，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直至现在，极少大家的大器之作。五六十年代固无论矣。政治的泛化，假、大、空的叙事抒情，几乎成了八股。三中全会之后，文风虽有嬗变，但独树一帜，上承周秦汉魏、中承八大家、近绍桐城湘乡、下继五四诸贤，吞吐中西精粹溶而为一己之器，抒情叙事，驰骋情怀于大千世界，或品味众生百态，或议论今古，不拘一格，起承转合文采八方者，寥若晨星。要么，就是洋腔洋味的食洋不化以此自炫；要么，就是堆砌辞藻故作高深的平庸；要么，就是调侃而流入油腔滑调；要么，就是流行文化学一点明人小品；要么，就是小女人式的小哼小唱。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恰好以其宏观与微观的整合，散发出他特有的文化底蕴，在散文领域苍头突起，这是可喜的。我并不认同对他散文的某些非持平之论。散文最讲究的乃是情与物，理与势，势与气的有机的组合——组合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组合，无空格之格，无定局之局。有如天马神龙的性灵神韵抒机自发。余的文化散文，单篇看，或者抽一二篇来玩味，窃以为庶几近之。但，把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和最近才问世的《霜冷长河》作为一个正体来审视，特别是他的《文化苦旅》从头到尾来审读，则是主题先行的思维定势，外化为他文章手法的老套。这样，就匠气十足了！有人以大家目之，这就失察了！盖历来大家的大手笔，一不装腔做势，二是有如善用兵的军事大家，因缘天时地理出神入化，无定法而成法。余秋雨还没有获此炉火纯青的火候。如果说伤，这才是余秋雨文章的伤。倘要化此文伤，余秋雨还得静下心态，刻苦地从学养二字下工夫。
然而，这只是余秋雨的文之伤，还算不上是他真正的硬伤。那么，他真正的伤何在？可以医好吗？
中国也好，外国也好，薪传一个好的传统：文化人讲究名节操守，讲究敦品立格。二战时期，德国的学者、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有品格操守者，十之八九皆远离纳粹政权。有的，乃至出国，如爱因斯坦，就耻为纳粹用。中国自周秦始，几千年来举凡名器受损、奸佞持权弄威的年代，有操守骨品的文人，无论在朝在野，大都洁身自持。有的甚至起而抗争不惜身家安全。远的我们不说，就说近的。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当其赫赫不可一世权倾天下也，有识见、有操守的士大夫，文学家，学者，或退避三舍，或称病不出，或隐遁林泉、清贫糊口，或持节抗争，拍案而起，或口诛笔伐、不畏镣铐。他们的高风亮节，无论知名与不知名，都成为士林的圭璧。建国以来，三中全会之前，尤其在四凶逞狂的文革十年，除非像马寅初、陈寅恪、顾准……这样一些具有深厚的智慧定力、道德内功的支撑者，在那种高温发热的大气压下，是抵挡不住那阵子狂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戴，外加历次造神运动造出来的现代个人迷信——人格神的崇拜，在历次运动中，一呼万应，干了一些伤人伤物——“不是犯罪的犯罪”是可以想象的。而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稍有迟疑便会遭腹谤者诛或偶语者弃市、所谓“合法的红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年代，干一些违心事，说一些违心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宽容的。它与一些“左”而成癖、“左”门先锋、靠造反起家、用笔杆子伤人、乃至用笔杆子杀人立“功”、名利双收、风云一时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显然，谁也不能说这类“红人”的所作所为是违心！为之作辩护律师，为之作防空洞，为之作庇荫地，为之作赎罪人，为之作忏悔辞。倘要赎罪，忏悔，只能是解铃还是系铃人。戴厚英的可贵之处，恰好在于她从政治悟性中醒来，走向文化悟性，勇于自省、猛于自剖、不怕丑、不怕疼，撕开自己的灵魂公诸天下人——向惟一的上帝：人民赎罪。故尔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许。鲁迅翁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我还得加上一句：那怕是重大的错误和缺点。余秋雨缺乏的正是戴厚英的这种可贵品格，这也正好是他的硬伤。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春风春雨的滋润，溶化了多少“左”毒呵！按理，余秋雨应当从他的灵魂深处得到同样的溶化，并且自消“左”毒。只有这样，他的硬伤，方才可以软化，方才可以医好。惜哉！余秋雨不此之察，自我切脉，而是找各种借口作辩解，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对批评他的人，反唇相讥，置批评者于“小人”的地位。越是这样，越遭到人们的反感，越把自己置于被审席。虽不能说八面箫声，但至少已是身陷自设的围城。如何才能走出围城，得到解脱，活得真自在、真潇洒？以余秋雨的智商，自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余秋雨的文化悟性受制于他固有的政治悟性，因而他目前还在世俗文化的功利中打转，没有跳出世俗文化的色相：即当前人们所说的“文化是政治的流行色”这个怪圈源发出来的“文化是时尚的流行色”这一迷人然而又是腐蚀文化、消解人生的魔圈。在这怪圈和魔圈之内，谁都有人生的败笔。（我也曾有过）关键在于悟。而悟的起点，贵在内省。古今中外的文化人，文化名人，文化大师，无不具有这种高尚品德。卢骚的《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