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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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个日本军人不约而同的遁术；　
　　其实，这还是这支作恶多端的军队血手放下枪来却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术。　
　　千叶县市川市国立国府台医院的前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　
　　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开始，到战败为止，它一直是陆军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研究中心。在战地发病的士兵，经由野战医院、陆军医院被转送到国府台陆军医院。这里留下了约8000份当时的病历。这些病历中，除去头部外伤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诊断为属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癔病）和心因反应的约有2000份。　
　　“二战”过去许多年后，NHK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这家医院，他仔细地阅读了这2000份病历，其中因为对屠杀罪行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几近大海捞针，空谷幽兰，只有两份。　
　　一份是来自冈山县的一名陆军一等兵的病历。此人1938年9月应征，当时22岁，被送到中国华北战场，一年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医院住院。当时的记录里写着：“自述就寝中突然恶感战栗，心悸亢进，故来就诊。面色苍白，口唇青紫，脉搏微弱，全身出冷汗，呈急性心脏衰弱症状。病情反复发作，有日趋严重之兆。”被诊断为癔病，经北平陆军医院转送回国，先入住广岛陆军医院，以后又经姬路、冈山的陆军医院转了一圈，1940年4月住进国府台陆军医院。　
　　被送回国后的最初记载中写道：该士兵“全身痉挛之前情绪异常。在中国杀了大约6个中国人，其中挑死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孩子真可怜。痉挛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来了，没有看见身影，觉得是他的灵魂闹起的痉挛……”　
　　虽然不清楚国府台陆军医院的患者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发病士兵的比例数，但通过这已有的8000/2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不要说与美国人比，就是和德国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说大了是铁头金刚之身，刀枪不入，说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条，油盐不进。　　　
　　武士道，知死之道（2）　　　
　　由此可以窥见，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时的“百人斩”，在几百年前的列岛，即早有滥觞。　
　　戴季陶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论》，在中、日学界被誉为通论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戴氏在谈及武士道时，将其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在戴氏眼里，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如此贫乏的杀人与被杀而已。　
　　他还在书中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有料到，仅仅十年之后，这股腾腾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参见　戴季陶　著《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　1987年）　
　　武士道不仅是属于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亦浸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般日本学者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层也已武士化了，同时其他阶层也一样对武士之道有着至高的崇拜。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末期，打下多架敌机的飞行员坂井三郎重伤瞎了一眼，他的几位女同学和他们的父亲争相来到医院向他提亲。他予以拒绝，理由是他仍须参战，许多同僚都已战死，自己如何偷生？后来他成为战机教练，无须在战场上格杀，他表妹立刻前往军营对他说：“我是来做你妻子的！”婚后她要求坂井代为准备一把利刃，随身携带，她对坂井说：“如果你阵亡，我就自杀”……　
　　现在来看，　慰安妇被侮辱遭蹂躏的处境当然极为不幸，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在当时，无论是本人，还是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既是国民的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中国人却往往主观臆断地以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了军营。殊不知，因为大批有着豆蔻年华女子的到来，不但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同时也在许多险峻时刻，日军还有了一支并肩作战、忠心不二的娘子军。　
　　1942年春夏之交，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缅甸境内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公路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见攻势猛烈，大势渐去，便叫８０名慰安妇撤离。她们对指挥官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兄弟才到前线上来的。士兵们不撤，我们也不能撤，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草根社会如此，精英阶层亦如此。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新渡户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巴的摩尔的霍普金斯大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小姐玛丽，彼此渐生情愫。玛丽是教友派信徒，为了追求玛丽，新渡户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丽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坚决反对女儿与新渡户结婚，但玛丽此心不老，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的。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Bushido》（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个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攻打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事后，收拣的遗骨、遗灰合葬为一座“万忠墓”，入墓的受难者约有1万8千人。而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对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施虐荼毒的事件，除有少数报纸被日本驻外机构所收买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外，但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标准报》（Standard），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等重要报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军暴行，称其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指出“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蛮本性。”　
　　《Bushido》一书的问世，藉助其优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对于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对于消弭化解国际间的不利舆论，将旅顺街道上的滚滚血水化为汩汩雨水，自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此书得以在美国再版。因日俄战争中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国际间更加深对日本的兴趣，《Bushido》即变成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一时风靡于欧美知识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　
　　1905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新渡户夫妇进宫，予以嘉许。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国际联盟事务次长等职务。　　　
　　武士道，知死之道（3）　　　
　　《Bushido》一书中，新渡户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武士道充满了赞颂之情：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　……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它们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　
　　新渡户在书里还有一句十分坦率的话：“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仍然是一位武士。”　
　　在日本，可与新渡户稻造齐名的这般“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武士，还有一人。那便是被称为“明治维新教父”、“日本卢梭”的福泽谕吉。在1885年他发表《脱亚论》、宣称中国、朝鲜为日本“恶友”的前一年，他即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对于甲午战争，他更是个狂热的主战派，并带头捐款筹措军费，深获军方青睐。　
　　还有一位是否是“武士”，尚不好说，他是不少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豪，2000年时仍在《朝日新闻》的读者评选中当选为日本最深欢迎的文学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创作的《我是猫》、《三四郎》、《少爷》、《过了春分时节》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国内评价甚高，称其作品耸起了一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中国人不熟悉的却是，主要生活在明治时期的夏目漱石对武士道也有积极的评价。　
　　据说，这始于1910年日本海军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当可以逃脱之时，全体14名船员坚不离去，最后面容镇静死在艇内各自岗位。艇长佐久间勉留下致天皇陛下的片纸遗书：“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也遭遇同样不幸事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离，彼此推搡挤压，窗小人多，以致谁都难脱，最后尸体堆积一处，个个面容惊骇……　
　　由此比较，让夏目漱石唏嘘不已，他感叹道：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这也许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俵木浩太郎　著　《新武士道论》　转引自　许介鳞　《日本武士道揭密》）　
　　1984年，日本央行更改了纸币上的图案设计。一万日圆上采用福泽谕吉像，五千日圆上为新渡户稻造像，一千日圆的则是夏目漱石的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上钞票，上哪种面额的钞票，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貌、文化精粹的最典型写照。用了以上三个人物造像的日元，票色均是冷冷的黄，硬刮刮地摸在手里，不能不使熟悉日本近代史的外国人感到冥冥中有一股武士道的气息幽幽而来……　
　　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则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绝对是个“武士”。　
　　三岛倾心于日本过去那种热烈而又严厉的爱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对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质享受的西方化趋势很是不满。他的财力，和写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发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剑道，并组织了约有80名大学生的一个有争议的私人队伍——“盾之会”，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有所谓“左翼力量”暴动时，协助保卫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丰饶之海》刚刚脱稿并交去了出版社后几天，他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一批“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东京自卫队东部方面军营地，将营地司令劫作人质。然后，他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演说。他高喊道：“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却日见空洞、荒芜，你们知道吗？”演说却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们揭竿而起，重演三岛梦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嘘声和哄笑。面对这闹剧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剧英雄的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　
　　三岛自戕后，日本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现场看了三岛身首分离的遗体，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之后，川端又亲自主持了葬礼，称三岛的精神仍“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入史册。”　
　　17个月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　
　　日本文坛上两位巨匠相继自杀，引起了后人无数的猜疑，有研究者称此事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小人物”造反（1）　　　
　　日本军队的兽性，还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其血液中积淀的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有关。　
　　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十七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