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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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胜男的一番话，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话的潜台词，傻瓜也能听得出来：你若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
倘若说在这之前，蒋介石还有些黄世仁追帐不依不饶的勇气，但自“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在他的铁血手腕下，至少枪决了三千人，拘禁了八千人，总刑期超过一万年，风雨飘摇的局势才获初步扭转。此时，国民党政权太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了，尤其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头扎向了五星红旗，岂不是讨债不成，反烧掉了自家的后院？
日本人的敲诈成功了，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当局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份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日本对此仍坚决反对，仿佛是日本人在中国作战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国干活是不可以的，而且，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日本多次提出由它起草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在谈判中台湾本打算据理力争，以中方草案为底线，绝不再作让步。岂料1952年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不久又宣布该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这意味着在与日本人谈判的一副牌里，最大的一张王牌被美国人抽掉了，而且，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将解脱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主权，在与海峡哪边中国人缔约问题上更为主动……
1952年3月25日蒋介石政府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鱼儿急于上钩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黄世仁千真万确怕起杨白劳来，蒋介石身心憔悴，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28日下午3时双方在和约上签字，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７个小时。
最后，在双方签定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
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暗暗的期许（3）
八年抗战中，仵德厚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由于功勋卓著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勋章、贵胄荣誉勋章、宝鼎二等勋章，升任少将副师长。
1948年7月，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山西太原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先后七次总攻，1949年4月攻破太原。时任国民党三十军二十七师少将师长的仵德厚被俘。8月，仵德厚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山西太原市第一监狱服刑。
期间，他参加的主要劳动是做鞋底子。以后又在厨房里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饭。昔日扛大刀片子的肩，如今扛一袋180斤的米，倒在一个四尺的大锅里，再使铁锹捣平，加水做饭。劳改人员都反映他做的饭好吃。
1959年，仵德厚十年刑满释放，被指定到山西太原东台堡太原砖厂当了一名就业工人，犹如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彻底自由。直到1975年，16岁当兵离乡的他，时隔半个世纪，已年届65岁，才踏上了返乡之路。
在这前一年，仵德厚的父亲离世，紧接着，妻子因患子宫癌去世。两个亲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归西，仵德厚都不知道。当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小包，回到陕西径阳县的家乡，看到两个来车站接的儿子都穿着白鞋，一见到他就失声痛哭，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火车站到雒仵村，30多公里路，三个人默默地走，一路无语。
回到家乡，仵德厚成了一个普通、纯粹的农民，从1975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过这个国家一分钱。他每天种地，放羊，在他身上留下不多的军人经历的痕迹中，有一个是他仍像军人一样坚持早操，几十年风雨无阻。但随岁月流逝，他的早操由跑步变成了疾走，又由疾走变成了现在的慢步……
似乎总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本给了中国以怎样的回报呢？
面对一个经济实力和自己相差甚远的国家，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时，一向闭关锁国、奉行自力更生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国不欠债”的观念，开始寻求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正式提出向中国提供ODA（即政府开发援助）。1980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日本大使馆公布的对华ODA部分数据显示，至2003年，已经24年的经济援助，总计达30000亿左右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约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1994—1998这五年，日元贷款与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中国铁路电气化总长的38％ 、港湾建设的15％ ，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实现的。仅是在一条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间的各行各业亦去中国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2万多家日本公司，它们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为中国赢得不少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其规模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技术援助。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偿。其意蕴为赎罪，中国不必感恩载德。但在有关ODA的文件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在日本国内，许多人将此举视为日本的乐善好施，如同一千年前强劲的唐文化提携了羸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蕴为扶危帮困。有了道德上的几分优越感，便总想着中国人该有几分感激的表示。
据说，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楼外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但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见 2004年04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
于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鎔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其实，日本的ODA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日本与接受国出于互利互惠的产物。对中国的好处无庸置疑，对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对日本ODA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扩大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国在19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和秦皇岛港口建设项目，就是为了方便向日本运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烧煤的列岛，却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秦皇岛港口建成后，均由此出船，在本国的下关卸船，然后统统用水泥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再沉入内海的海底。据说现在已经沉下去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一旦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或爆发战争用的。
暗暗的期许（4）
日本工业在80年代已经调整升级，与欧美一样，日本已经放弃或局部放弃低端产品。而中国拥有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都拥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日本在必须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在中国投资，转移低端产品和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倘若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加日本国民生活成本。除非未来的日子里中日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政治和军事对抗，这种经贸格局不会改变。
诚然，日本也可以选择进口印度、南美等国家的低廉产品，并在这些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样做日本必须以丧失中国市场为代价，时下的中国市场显然比印度与南美更有诱惑力。倘若印度与南美比起中国市场更有优势，那么，即使中国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态，日本也不会义无返顾地回头。在技术输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欧洲国家大方，比如汽车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只肯对中国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国组装整车。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大发”在中国生产了微型面包，而 “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都是在欧美汽车巨头早就进军中国以后，才急匆匆过海移师，在此之前，德国“大众”在上海仅普通桑塔桑就下线了200万辆……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井吉敬曾对日本在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作过调查。他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
手伸得好，彼此互赢的例子有许多，但手伸到中国人的钱包里，再也不愿抽出来，几近于抢，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待引进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国内通信落后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却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将旧的卖给你，旧的钱先赚到手，再卖新的给你，他们在技术上总能领先中国一代。80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提供纵横制交换设备，而对中方想要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且不提供技术转让。
中方无奈之下引进了前者，因为技术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巨大的扩容，故障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京沪之间通信中断24小时。这一事件之后，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富士通公司起初当秋风过耳，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T1，速率1。544M。而欧美标准是E1，速率2。048M，两者根本无法对接，除非是整体淘汰。偏偏中方为了吐出长长一口鸟气，宁可壮士断臂，如今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
日本对华ODA，除了着重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在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塌之前，尤其在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
虽然意识形态大相迥异，孙子兵法却在肚子里滚瓜烂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搁一个“敌人”在中间，这种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从田中角荣访华，直到《望乡》《追捕》……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万里的岁月？
纠葛从来存在（1）
其实，中日关系里，何曾有过晴空万里的日子，倘若有过，那只是人们没有看到——在两国经济、文化上越来越频繁交往的同时，两个民族心理与情感深层次之间的纠葛从来存在。不过，它们犹如深海水雷，你不触动，它们只是一方方黑黢黢的礁石。
战后60年来，在一些涉及到“二战”的基本认识上，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极少数天良复苏，深刻反省战争行为，致力于中日友好，为自己和国家赎罪，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他们的遭际也不啻于中国人眼里的“汉奸”。 大多数老兵对“自己进行的战争”毫无反省，他们不仅是否认侵略，还坚持这场战争是将黄种人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圣战”。他们成立了很多类似于“宪友会”这样民间性的组织，它们大规模打压土屋芳雄、东史郎这样的“异己”，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对于军国主义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岛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们如此“壮心不已”，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还能全身披挂，再度戎装，精气神十足地去靖国神社门口耀武扬威，吹吹打打，这得益于衣食无忧，日本政府对老兵们发放“恩给”，此种“恩给”比日本国民年金要优厚许多，他们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参加过革命的离休老干部。
在一般的日本中学，历史课主要是讲解古代史。讲到现代史，特别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讲到的，也多经篡改。这类课程还常常因为不考试而被学生忽略。
在现代日本人中，日本的“加害者”意识远不如“受害者”意识那么强烈。每年８月１５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日本叫做终战日，这一天，列岛上下都有很多有组织或者自发的纪念活动，悼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同样，日本媒体反复诉说的往往都是日本受害的方面，如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冲绳战等等。对于日本曾给中国及亚洲各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总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带过。
爱知县蒲郡市，在它的西边有一座临海的小山叫三根山。取名三根山，是因为它横跨宝饭郡、额田郡和幡豆郡三个郡。在三根山山顶处，有座墓叫“殉国七士墓”。
所谓“殉国七士”，是指日本战败后被处决的Ａ级战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坟墓规模相当大，大坟堆的周围是石头砌的坚固而宽敞的底座，墓前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大致意思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
